八百里洞庭

武漢市所處的江漢平原，在歷史上曾是一片碧波蕩漾。長江出三峽之 后，由于荊江河床難以通過汛期的巨大水量，而在如今的江漢平原地區滯留，形成了著名的古代大湖“云夢澤”。春秋戰國時期，云夢澤是連綿不斷的大湖泊，南自 “華容隆起”的山丘臺地北側邊緣，北至漢江以南的廣大地域，水面廣達26000平方公里，成為一個浩瀚的長江吞吐型淺水湖。假若它存在至今的話，那將是僅次于貝加爾湖的亞洲第二大淡水湖。不過在中國歷史上，云夢澤更以一場政治陰謀出名。漢高祖劉邦采納陳平之計，下詔“駕幸云夢，會諸侯”，趁機逮捕前來謁見的韓信并貶為淮陰侯，以致“云夢游”日后成為陰謀詭計的代名詞。

由于長江橫穿云夢澤，泥沙淤積，逐漸形成荊江三角洲并逐漸向東伸展。至唐宋時代，云夢澤最終演變成寬廣無垠的江漢平原，平原平均海拔高程23-25m。在江漢平原上，分布數量眾多的湖泊，這些湖泊，多是云夢澤的遺跡。大湖多與長江相通，最大的湖泊是洪湖，面積438平方公里，湖區仍是一派水鄉澤國風光。

云夢澤為江漢平原取代后，長江滯流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此時地勢相對較低的荊江南岸就成了長江新的傾瀉對象。按照《水經·湘水注》記載，東晉南朝時期洞庭湖己經形成，當時洞庭湖方圓五百里。唐宋時期，隨著云夢澤的萎縮，荊江洪水繼續南泄導致洞庭湖進一步擴展，此時，汪洋浩渺的“八百里洞庭”便形成了，宋代詩人姜夔稱之為“洞庭八百里，玉盤盛水銀”。

在華北地區，主要農作物是旱地作物，百姓無意主動爭取水田，也就 不主動毀湖造田。而在南方，南北朝時期已有豪族巨室私占湖澤，稱為盜湖及封略山澤，但其目的不在造田，而在養殖魚類及水產，是利用天然資源，不損及湖體。后來人口增加，需要糧食增產，而匯入洞庭湖的河川上游尚經過有天然植被的地區，挾帶泥沙在湖中淤積成洲諸，比平原、丘陵等地之農田肥美，于是人們圍湖造田，趨之若鶩。

大體說來，圍墾有兩種形態。一種是在天然湖泊周邊圍墾，形成湖田，俗稱垸子；一種是在河川兩岸筑堤，堵塞穴口，墾種河灘地或支流漢河的河床地，也稱為垸田。垸田之筑造，要以湖中淤積的沙洲諸灘之出現為前提。然后在沙 洲臨湖水之各邊，根據枯水線建筑高堤，以防高水位時湖水灌入。因為湖田近水，正適于種植稻米，其產量也較一般農田為高。

南宋時期是洞庭湖筑垸圍湖的第一次高潮，官僚富豪“侵占湖沼淤 地，筑堤圍田，廣裹千里”，不久便堤垸比比皆是，“桑麻蔽野，稼墻連云”。因畝數一時無法統計，居然以糧種多少作為納稅依據，如岳州規定一石種糧“作七畝 科敷”。不過當時已經出現了垸子增加后，水患隨之而來的情況，于是在蒙古人統治時期，元人認為圍湖造田是“射小利，害大謀，急近功，遺遠慮”，遂有退田還湖之舉。

“湖廣熟，天下足”

宋元以前，湖廣（今湖南與湖北）大部地區處于人口相對稀少的狀態，特別是湖區更是如此。自明代開始，眾多的各地流移客戶始向湖廣流動，這里成為全國流民集結的中心之一。成化年間，僅荊襄山區一次招撫出流民即達一百五十余萬。人口的急劇增加，一方面增加了農業的勞動力，另一方面也強化了對耕地的需求，洞庭湖的圍墾運動遂進入急劇膨脹階段。據史料記載，有明276年中，共筑堤33處，建垸134座，大部分坐落在北部的華容、安鄉、和南部的常德、漢壽、益陽、湘陰等地，其中60%以上修建于明中期以后。隨著沮洳水鄉變為肥沃農田，湖廣地區開始在全國的米糧市場中奠立起不可忽視的地位，正是在明代出現了“湖廣熟，天下足”的諺語，取代了宋代的“蘇常熟，天下足”。這時的江南在每年通過大運河向北京的帝國朝廷貢獻四百萬石漕米之 后，不僅不能像宋代那樣“熟天下”，甚至連自己也養活不了了，由于“地阻人稠”，反而“半仰食江、楚、廬、安之粟”。

到了清代，在“務使野無曠土”思想主導下，實行了鼓勵墾荒的政策，康熙年間，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勵開發垸田：“賞助米糧人工之費六萬兩”，并且對新增垸田“免其升科”，遂令湖區垸田進入全盛時期。經過康、雍、乾三朝的持續圍墾，長沙、岳州、常德等府，“堤垸多者五六十，少者三四十，每垸大者六七十里，小者亦二三十里”，環繞洞庭湖周圍的垸田多達五百余區，已是“濱湖之地，盡皆筑垸為田，湖面已非昔比”。

這一時期，隨著人口日益增多以及糧田為收益更高的經濟作物種植被 擠占，長江下游的江蘇、浙江一帶，比之過去已經更加仰賴湖廣的米糧供應。康熙三十八年六月皇帝諭云：“江浙百姓，全賴湖廣米粟”；雍正帝亦曰：“楚本產米之鄉，素為東南所仰給。”如果湖廣米糧因故未到下江，則江浙糧食市場即刻感到緊張，價格上揚。

此時解決米糧問題，無論官方撥運、委員采買等皆以湖廣為主要米谷貨源地份。康熙皇帝南巡江浙，詢問地方米貴的原因，“百姓咸謂數年來湖廣米不至，以至價值騰貴”，而康熙皇帝派到江南的親信李煦在1712年農歷八月八日給皇帝的奏折中也說：“蘇州、揚州，因湖廣客米到得甚多，所以米價仍賤。” 作為當時東南最大 的米糧市場蘇州，“湖廣米日至者不可勝數”。這時的洞庭湖垸田已經成為整個大清帝國舉足輕重的產糧區，“澤國皆成沃壤，因地之宜，順物之性，阜國裕民”。 咸豐年間的南巡撫駱秉章講到湖南產米區域時，更是直接指出濱湖之垸田農業區為省內生產米糧的主要基地。鄰近洞庭湖區的漢口因此也成為當時全國著名的三大米 市之一，兩湖產糧州縣及都運集于此，并從這里經由水路交通，銷往全國各地。

與水爭地之勢

成為“天下糧倉”并不是無代價的。“自康熙年間許民各就灘荒筑圍 墾田，數十年來，凡稍高之地，無不筑圍成田。湖濱堤垸如鱗，彌望無際，已有與水爭地之勢。”不少圍垸已是直接圍墾湖、河水面而成的。首先在湖河水面中人為 地制造淤積，然后圍筑成垸。在湖南，“廢水利而圖田功”的形式應有盡有，水道的湮塞、湖泊的萎縮以及陂塘的填墾，導致了無路通泄、無湖消納、無水灌溉現象 的出現，引起了頻繁的水患。康熙一朝歷時61年，湖北竟發生洪澇災害50次，累計受災縣分達到283個。雍正朝只有短短13年，湖北雖只發生9次洪災，受災縣分居然達到78個。在有識之士的建議下，乾隆十二年（1747年），清廷下令“沿湖荒地未經圈筑者，即行嚴禁，不許再行墾筑”。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弘歷又在朱批里表示，“洞庭一湖，為川黔粵楚眾流之總匯，必使湖面廣闊，方足以容納百川，永無潰溢”。

只不過，明白道理是一回事，執行起來就是另一回事了。自康熙末期以來，“生齒甚繁，田土未增”已成為清廷統治者經常憂心忡忡的議題。在清朝初年，湖廣還是人口密度相對較低的地區，康熙二十四年，湖北、湖南的人口密度分別只有每平方千米9.76人與5.44人，遠遜全國平均的21.92人。到了乾隆十四年，湘鄂兩省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約40人）第一次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每平方千米33.15人），而兩省之中人口增長最快的，正是洞庭湖區，其中的安鄉縣人口在1722年到1816年間竟增加25倍。這就出現了“或有言開墾者，不知內地實無閑處”的困境。雍正二年（1724年），全國在冊賦地為7.23億畝，經過近百年開發，到了嘉慶十七年時也只達到7.91億畝，僅增長9%。由于“郡無不墾之土”，“而農民蕃衍，多苦田有未足”，河湖海灘自然成為圍墾的主要目標，其勢不得不為，又豈是朝廷的嚴刑峻法所能阻遏的呢。

結果，“愚民惟利是圖，或因準其存留輒復私行加筑”，而地方官為了繼續獲得那些未報墾的私圍垸田稅收，同樣百般推延和隱瞞。因此清政府的禁令始終收效甚微，圍墾風潮愈演愈烈。自乾隆至咸豐時期，漢川縣堤垸由44加到300余處，益陽縣也由109處增加到137處。 咸、同年間，荊江大堤潰決，形成藕池、松滋、調弦、虎渡等荊江四口分流入洞庭湖的局面。從此，泥沙源源不斷地從四口入湖，使湖區淤積速度明顯加快，以致 “洲渚日高，湖底日淺”。而湖區西北部的水下三角洲因迅速淤積，至光緒初年，竟淤成高洲，名曰：“南洲（即今南縣）”。此時的清廷干脆宣布，“已淤洲地， 勢不能以人力強為疏浚復還為湖，流寓民人，亦斷難驅逐資遣致令失所”，竟決定劃疆定界，招民圍墾。到了清末，湖南當局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更是開始正式以發 售“墾照”的形式，在洞庭湖招民納資承墾，使圍湖造田合理、合法化。

于是乎，清后期至民國初的洞庭湖，恰如1932年編撰的《湖南地理志》所述：“湖身漸淤漸狹，田垸更推更廣。昔之渺渺洞庭，今以南阡北陌，一望皆田。”在1825年仍廣達6000平方公里面積的洞庭湖，到1896年已經減少到5400平方公里，1932年只剩下4700平方公里，1949年時更是僅余4350平方公里，已經遠遠落后于在1953年時仍然保有5053平方公里面積的鄱陽湖，將中國第一大淡水湖的寶座拱手相讓，距離范仲淹筆下“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的勝景也越來越遠了。

參考文獻：

李躍龍等著：《洞庭湖的演變、開發和治理簡史》，2014年，湖南大學出版社

張建民：《對圍湖造田的歷史考察》，《農業考古》，1987年第1期

張建民：《清代江漢——洞庭湖區堤垸農田的發展及其綜合考察》，《中國農史》，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