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有個湖貝古村？它在深圳的什么地方？

近一個月，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到上述問題，湖貝古村保護的討論已然日益熱絡。曾經默默無聞的湖貝古村，越來越受深圳年輕人的重視，他們迫切想了解這個身邊的古村。

隨著湖貝片區城市更新的臨近，早在5月底，深圳的一群建筑師、規劃師們，就建立了湖貝古村保護的微信群，開始討論，在推土機進村之前，為搶救湖貝古村做點什么。他們當中，有多年研究湖貝古村的學者，也有關注深圳城中村發展的年輕規劃師。

經過一個多月線上線下的激烈思想碰撞，7月2日、3日，湖貝古村保護的先行者們舉辦了持續的公眾活動，邀請眾多建筑師、規劃師、市民參加湖貝古村工作坊、湖貝古村對話，并以“湖貝保護120城市公共計劃”的名義，發表了《湖貝保護共識》。一兩天內就收集到近500位市民聯署簽名。深圳多家媒體先后進行跟蹤報道。湖貝古村保護行動全面進入大眾視野。

與上海公益坊、北京白塔寺、北京大柵欄等地的城市更新保護實踐不同，前者多有本地土生土長者的聲音，而發起“湖貝保護120城市公共計劃”的城市研究者，幾乎都是深圳的移民。雖不是深圳原住民，但因其專業背景、職業屬性使然，他們對深圳文化充滿熱愛，敏銳挖掘出湖貝古村作為深圳本地文化基因重要組成部分的價值。其集體發聲，不能被簡單粗暴判定為深圳知識分子的對抗，而應從文化濡化的角度，將其視為深圳“地方性生產”的歷史性階段。

湖貝古村的保育價值

在7月3日“對話湖貝”工作坊上，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同濟大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儀三，在當天上午實地走訪之后指出，湖貝村的古建筑具有獨特的建筑研究價值，而月末燒香拜佛等民風作為深圳民俗的一部分，具有極其珍貴的保育價值。

固然，媒體記者經過實地采訪發現，湖貝村民燒香習俗多來自于租住于此的潮汕人家，但這反而更加佐證其可貴之處。筆者認為，依然可以將其視為深圳的文化肌理的一部分，即客家文化、廣府文化和潮汕文化的交匯地。

曾在文化部門工作的廖虹雷先生，作為羅湖本地人，以“講古佬”的形式，在這次論壇上講述了湖貝古村的起源：最初是由深圳大鵬疊福村的張氏一族遷徙到水貝，繁衍3代人之后，移居到現在的湖貝古村居??；隨著深圳不斷發展，在湖貝經營水產生意的潮汕人，逐漸成為古村的主要租客。

作為深圳古墟的一部分，湖貝古村歷經500多年，依然為深圳的經濟發展提供空間資源。湖貝及其周邊的深圳墟如何出現、發展和延續，湖貝村里的潮汕民俗如何遷徙與保存，這些都是中國文化遺存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研究深圳及其周邊文化遷徙、交匯和凝聚的具體個案。以深圳墟為核心，洞察深圳湖貝、東門片區的經濟文化密碼，更能為探索羅湖乃至深圳的經濟發展模式提供可借鑒的歷史經驗。

一位深圳原住民（第六代移民）認為，湖貝古村和深圳其他古村一樣，都有諸多海外移民的血脈連接，湖貝村可成為深圳作為“一帶一路”橋頭堡的重要資源。位于深圳龍崗的鶴湖新居，作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得以保存；而誰也未曾想到這里還有潛在的經濟價值。鶴湖羅氏家族中有一位牙買加美籍后人羅笑娜，成為美國通用電氣副總裁、NBC電視臺高管。她退休后，從美國輾轉加拿大、非洲各地尋親，最后回到深圳鶴湖新居祭祖，并和羅氏族人創辦新的家族企業，展開中美貿易。湖貝古村理應也存在類似的海外紐帶。如果湖貝古村被拆除，湖貝張氏的海外后人，即便有心回家祭祖，恐怕也找不到落腳之處，更不用提與羅湖本地經濟發展相結合的各種可能性了。

從區域發展的角度而言，湖貝古村作為深圳特區內僅存的有500年歷史的古村落，很可能在羅湖區的城市更新、城市升級過程中，成為極具分量的競爭優勢牌。

深圳各區都有自己獨特的競爭砝碼。蛇口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日益顯現出類似上海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s）多國文化聚集地的特征，南山則主打科技和教育牌，福田文創、會展牌獨樹一幟，大鵬新區主打生態、環保旅游牌，在深圳東進政策的支持下，發展潛力充沛。相比之下，羅湖作為特區內最早開發的城區，顯得相對步履沉重、優勢不足。亟待重整雄風的羅湖，一定不能輕易失去湖貝古村這張關系著羅湖再出發的、至關重要的歷史文化牌。

根據2008年國務院發布的《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各級地方部門都有資格向地方文保機構申請，使名鎮名村成為文保單位。雖然湖貝古村尚未列入文保名錄，但其申請成為文保單位的資格，依然受到現有文保法規的保護和支持。對湖貝而言，據南方都市報7月5日的報道，湖貝片區拆遷進場的具體時間為2016年年底（“據透露，湖貝更新項目一期已于今年一月啟動簽約，簽約進展順利，現簽約率已達92%，預計今年年底將啟動一期的清拆工作。同時，湖貝舊村按照計劃也將于今年底啟動簽約。”）。這意味著，相關方面仍可做出應有的努力。

今年4月，習近平指出“歷史文化是城市的靈魂，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城市歷史文化遺產”，并提出“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保護16字方針。這更是在供給側改革語境下，給城市管理者的歷史文化保護工作提出了要求。因此，深圳各級城市主管部門需要更加細致、深入考察湖貝古村的文化保育價值，以做出恰當的城市規劃和治理決策。

7月6日的羅湖區城市更新局新聞發布會上，相關負責人指出，湖貝古村里的懷月張公祠已納入規劃保護范圍。在筆者看來，這可以視為湖貝古村保護的階段性成果。深圳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饒小軍教授對羅湖區的回應表示欣喜。他認為：“‘南坊三縱八橫格局將保留’，湖貝古村保護行動終于有了眾望所歸的成效。盡管在保護范圍和技術細節上還有待協調，盡管古村未來的活化利用還有待討論……但無論如何，保留下來這確實是所有深圳人的驕傲?！?/p>

湖貝保護中的“深圳人”身份認同

湖貝古村具有文化多樣性的典型特征，湖貝古村保護的網絡行動也呈多元形態。其中，不僅有“湖貝保護120城市公共計劃”的專家、學者的集體發聲，也有建筑師段鵬發起的“不拆湖貝”民間影像行動，最早由身在重慶的藝術家李一凡先生提出、后由建筑師張星與媒體人蔣榮耀等推動的“每個人的湖貝”拍攝計劃，以及藝術家沈丕基的“每個人的湖貝·彈古琴”的行為藝術作品，還有行動者開辟的“湖貝保護QQ群”專注湖貝相關研究文獻的整理和共享。

深圳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院長饒小軍教授，將羅湖更新辦對湖貝保護行動的積極回應視作“所有深圳人的驕傲”。從中可見，湖貝保護行動已是促成更具象、更有凝聚力的深圳人身份認同的一部分。

湖貝古村成為關注深圳本地文化、關心深圳人生存發展的新深圳人對深圳身份認同的一種載體。“每個人的湖貝”的觀念的提出和落地，更是深圳市民認同湖貝、認同深圳本地文化的直接體現。

因為，這場由文化學者率先開展的、對于深圳本地空間的本土知識（local knowledge）的挖掘和生產，由普通市民接力，借由互聯網展開“口耳相傳”式的本土知識橫向傳播，已經形成一種原生意義上的文化濡化景觀。

所謂濡化（enculturation） 是說，在歷史發展的長久過程中，由長輩言傳身教、或本地經典記載等方式，一代代本地居民從小展開講述，讓文化新成員不斷吸收、傳承本地或本族文化，以從前人的經驗傳承中來學習適應周邊環境的現象。就如同上海人耳熟能詳的上海名人故居的八卦故事，或是武漢人都知道的賤三爺“細伢無腰”的典故，這種對本地知識的了解和傳承，一定不是通過城市宣傳標語習得的——作為一個新入籍的深圳市民，筆者還不敢稱自己是“深圳人”，因為無法向外地人講述深圳的典故。

Victor Turner在《文化儀式》一書中提出，真正具有身份象征意義的不是community而是communita。Communita指的是，社群成員形成一種共享的文化認同，這也是文化得以鞏固傳承的重要指標。在湖貝保護行動中，我們不僅看到建筑師、學者這些知識分子群體的奔走相告，更看到更多普通民眾的關注和參與。透過此次行動，深圳已不僅是由多個移民社群拼湊而成的、多文化中心的深圳，其共有的文化身份逐漸形成?！皝砹司褪巧钲谌恕保瑥囊痪溆缮隙碌目谔?，變成了實實在在的、原生態的文化濡化現象。筆者認為，這個正在發生的文化事件，對深圳這個城市深具價值。

人類學家Arjun Appadurai在《彌散的現代性》一書中提到“地方性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locality），這也是文化濡化的具體表現之一。針對地方性的研究，關于武漢，有羅威廉的《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關于成都，有王迪的《茶館-程度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等書。這些學術研究成果，也能成為這些城市文化濡化的主要資源。

但在深圳，由長輩口耳相傳的文化濡化機會，被急劇的城市化進程以及高度的流動性沖散。而深圳本地歷史文化的相關研究，整體上研究人數有限，研究機構不足，研究經費少。另外，城市更新中的一些基礎性研究，往往是商業項目的研發內容，從而也無法迅速轉化為公共知識。本地文化濡化的資源欠缺，而新深圳人又來自全國各地，這也使得深圳的地方性生產相對緩慢和零散。

在這個意義上，湖貝保護行動，成為深圳本地文化濡化的重要事件。城市移居者將移入地的本土文化納入自己的文化認同，借用這些文化資源，作為自己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這便是深圳人身份認同的具體表現。在此，“深圳人”不再是口號中的概念，也并非指涉擁有深圳房產的人。深圳各界人士對以湖貝為載體的文化身份共享，可視作深圳地方性生產的里程碑式的歷史新階段。

我們看到，對湖貝的保護，已不僅是學者的情懷表達與專業宣導，更成為一種深圳人的文化儀式而貫穿線上線下。通過湖貝本土知識的生產、共享和傳播，不斷打破人們對湖貝原有的想象。比如，媒體在租戶屬性等細節上深入探訪，填補了專家工作坊知識點上的不清晰之處，促成更加新鮮、實在的具象化的湖貝認知的呈現，讓更大范圍的民眾了解到湖貝的情況。

隨著媒體不斷報道，湖貝研究資料、湖貝影像的不斷上傳、分享，湖貝越來越成為更多深圳市民所共享的象征資本；湖貝古村作為象征價值的符號載體，促使城市凝聚力和向心力進一步凝聚增強，將帶來巨大的推動城市發展的力量，這股力量不是簡單將聲音放大，這股力量可以更加增強來深建設者對深圳的信心，更加促成他們對深圳的價值認同，從而做出更大的經濟和文化的貢獻。

這股力量越強大，就越能為深圳快速發展保駕護航。湖貝作為共享的象征資本，越快地讓更多民眾共享，就能越快獲得留下湖貝古村的現實可行性。呼吁保護湖貝的建筑師和學者們，在專業宣講之外，需要更多地考慮如何在有限時間內，通過多元形式、多種渠道，與深圳各類基金會（包括社區基金會）、民間團體、公益機構聯動，將湖貝的象征資本價值在深圳各階層的市民中放大，從而真正擁有可實操的議價能力。

網絡建言如何納入城市數字治理？

湖貝保護者發端并傳播于網絡的建言，如何被有效納入政府城市規劃的決策依據，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市民參與規劃，也是湖貝保護行動面臨的制度性瓶頸。

《裸城》一書的作者左京（Sharon Zukin）教授，于6月在同濟大學所做的“構想歷史：20世紀和21世紀的紐約”的講座中談到：即便紐約這樣的城市，過去也曾面臨整條街區的建筑被開放商包下拆除重建；當下的紐約城市更新工程的決策采用政府、開發商、市民等多個利益相關方多輪協商的方式，但由于利益交錯復雜，這種公眾咨商的決策，雖然能最大程度地達成各方共贏，但投入的時間和人力成本也相對繁重。

如何使網絡建言、聯署等順利進入決策程序？這不僅是湖貝古村保護者面臨的難題，也是在國家近年來不斷強調信息公開的背景下，各級治理者們所面對的挑戰，更是全球各國建設“數字政府”需解決的制度性痛點。

2016年6月，第17屆國際數字政府研究會議(dg.o 2016)于復旦大學召開，在其中的“中西方電子請愿”工作坊上，韓國和美國的學者討論了韓國官方與白宮的電子請愿平臺的使用情況。這兩國政府視網絡電子請愿為民眾發聲的合理形式，采取開放和接納的態度。而來自中國本土的學者、美國的華裔教授與英國的學者，對同一個英文詞匯“Petition”做出了不同闡釋：本土學者提及國內市長信箱的電子政府個案，美國華裔學者研究訪民上訪的網絡請愿書，英國學者研究政府、商業和非政府組織三類不同電子請愿平臺上用戶的請愿意圖和對請愿的態度?？梢?，各國處理網絡建言的方式均有不同。

美國在城市規劃的公眾參與方面有較好的實踐經驗。作為舊金山灣區九個縣交通規劃和撥款機構，舊金山灣區的大都會交通委員會（MTC）在2014年11月7日發布了《公眾參與計劃》的初級草案，該草案包括英語、中文和西班牙語版本，在兩個月中，公眾可提交書面反饋意見。

該草案強調，公眾參與是一個動態過程，要求大都會交通委員會各級成員團結合作，并為保證公眾參與持續有效地進行，要求MTC與各個利益相關方及咨詢團體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

草案還約定，公眾參與相關交通規劃項目，可以通過網絡參加MTC的交通規劃會議，MTC會議前一周在網上發布會議議程，并持續掛網6個月，若公眾無法通過網絡獲得資料，可與MTC圖書館聯系，獲得郵寄資料。

在MTC的公眾參與策略中，草案要求MTC通過各類公眾會議進行多主題的分組討論，包括和社區群體、企業協會等聯合舉辦座談會、與規劃師和政策委員會成員舉行問答會等；還要求對重大規劃行動，進行有統計學效力的電話、網絡民意調查，包括在交通樞紐進行的街頭訪問，規劃會議期間在公交樞紐、公交車輛上發布平面調查表等。

對重大的交通規劃修訂，MTC會在顧問委員會審查之外，給予公眾45天的參與審查期。如果公眾評議提議進行重大修訂，MTC則將公眾評議期延長到90天。此外，MTC官方網站公開了各類與灣區交通相關的地圖、人口普查資料，交通運營商統計資料、出行模式資料以及相應研究文章。

在深圳湖貝古村保護的自發行動中，我們可以看到MTC交通規劃的公眾參與模式的雛形。例如，深圳市城市設計促進中心舉辦的以“城中古村的活下、活化和活計”的“酷茶會”，“湖貝保護120城市公共計劃”發起的工作坊和湖貝對話，類似MTC官方主辦的各類公眾會議；“湖貝保護120城市公共計劃”發起的網絡聯署，類似MTC在規劃會議前進行的網絡民意調查。這在國內城市規劃領域是突破性的嘗試，也為深圳本地的國土規劃部門制定官方主導的公眾參與規劃決策流程奠定了非常良好的公眾基礎。

如果深圳相關部門能夠參考舊金山灣區MTC的公共參與策略，整合深圳民間發起的各類公眾會議，深入進行具有統計學效力的民意調查，并在現有民間行動的基礎上，增加規劃方案的公眾審查、評議和官方反饋流程，對相關規劃文件和數據進行公示，則不僅符合國家對國土規劃工作的信息公開要求，也可滿足深圳各界在類似湖貝古村這樣的重大城市規劃項目中的訴求，更有望以久負盛名的“深圳速度”，在各地積極開展數字化、信息化國土規劃工作的背景下，開拓一種深圳模式。

評估城市更新的社會效益：城市規劃項目的社會影響力評估

說到底，面對一個極具商業價值的城市更新項目，幫開發商和政府算算投入產出的賬，才能更好地協調各方利益，從而兼顧文化保護和經濟發展，取得多方共贏。

萬科、星海等房地產開發商，在創新創業的環境下，面對房地產開發增量轉存量的現實，以及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需要，開始探索在已有樓盤中開辟創客空間，將存量房地產投入極具文化、社會效益的項目運營中。

而北京大柵欄有機更新項目以及白塔寺再生計劃，均獲得了相應開發商——廣安控股北京大柵欄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以及北京華融金融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大柵欄有機更新項目在2014年入駐威尼斯雙年展，并獲得“中國城市館特別促進獎”、“中國城市館杰出成就獎”；白塔寺再生計劃也進入了2016年威尼斯雙年展的“共享·再生”平行展。這些歷史街區的文化保育項目都給開發商帶來了國際聲望和商業美譽。

湖貝古村因其固有的豐富文化基因，蘊含極高的社會效益投資回報率，如果將其轉變為文化創客的孵化器，則可憑借較少的修繕投入，激活由湖貝古村的保育及活化運營所釋放出的諸如“大柵欄”、“白塔寺”這樣具有國際知名度的“湖貝”文化IP。

湖貝作為日益顯著的深圳市民的象征資本，房地產開發商一旦失去共享這一象征資本的機會，就很可能面臨湖貝更新中象征資本的“收益懸崖”，從而錯失相應的文化及經濟價值。

房地產開發商作為上市企業，也有義務向股東發布自身在企業社會責任（CSR）上的投入。在剛舉行的第二屆中國社會企業聯盟年會的分論壇“影響力投資在中國可行么”上，達能的社會企業項目負責人劉顆先生指出，傳統企業做CSR很多時候是一次性投入，由于這類慈善項目不可持續，導致企業在CSR項目中重復投入卻很難獲得成正比的社會效益。而達能從傳統的企業CSR項目轉為對全球各地10個社會企業進行社會影響力投資后，不但優化CSR資金的精準投入，也可量化社會效益的回報產出，更令達能得以在其關注的公益慈善領域持續開展項目。達能在社會影響力投資領域的嘗試，也能為房地產開發商借鑒。

在“湖貝保護120城市公共計劃”發布的“湖貝共識”中，建議全面進行城市更新、改造項目評估，呼吁“通過增加歷史文化、城市系統和社會影響等評估機制，讓城市更新項目實現綜合和系統性的共贏目標”。

那么，評估城市更新項目的社會影響力，計算房地產開發商在社會效益項目中的投資回報比，則成為促成開發商投入資源進行文化保育的關鍵一環。

根據麥肯錫的研究，早在1964年，美國開始執行《國家環境政策法》起，便要求開發項目提供相應的環境影響報告書，這是社會影響力評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的早期雛形。社會影響力評估的興起，最早來自政府部門測量公共服務項目的影響的需要。1990年代以來，各類公益慈善項目興起，社會影響力評估逐漸應用于可以與社會利益相關的各類項目。其主要通過對項目進行前測及后測，根據項目目標，建立改變理論（the theory of change），從而評估項目執行后帶來的社會效益變化。這對項目的總結測評和預測規劃，都有重要作用。

社會投資回報（SROI）方法由REDF在1990年建立，這一方法在傳統的以定性研究為主的SIA評估方法的基礎上，增加了與投資回報率相關的定量研究，即借助投入成本及產出回報之間的換算,將企業經濟價值和社會目標價值整合，形成一種混合式價值（Blended Value）。SROI評估可以適用于公共服務項目的社會效益評估 ,目前英美等國家多將SROI評估方法用于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規劃設計中。

例如：華盛頓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機構2006年的一項研究指出，幫助333位無家可歸者重獲工作后，能獲得超過480萬美金的稅收回報；英國倫敦的一個無家可歸者避難所Highway House的SROI報告顯示，此基建項目在5年內的社會投資回報為1：5.67，即該項目中每1英鎊的投資在5年內可獲得高達5.67英鎊的投資回報。習慣使用SROI進行公共基礎設施規劃的圣克拉拉市議員們在審議城市更新項目時，態度已經傾向于把市政府的投資放在利于民生的公共服務項目上。

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投資市場率先察覺到商業市場的發展面臨社會問題的鴻溝。2013年的G8峰會上，時任英國首相David Cameron提議，將社會影響力投資作為這次峰會的主要議題，并促成G8各國在2015年成立社會影響力投資指導委員會。G8首腦會議2014年發布的影響力投資報告《看不見的市場之心》更是指出，目前主流影響力投資已超過45萬億美元。這些投資也大多用于極具社會效益的公共基建項目、社會服務項目的投資。

社會影響力評估，更是國際經濟發展的未來風向標。中國經濟放緩、供給側改革的緊迫需要，為房地產發展、城市規劃提出了新的要求。這也是中國的城市更新引入社會影響力評估、對接國內外影響力投資市場的新機遇。

據悉，深圳市最新一稿的舊改新政中，要求重點更新單元內，需配建至少占用地40%的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或城市公共利益項目。由此，房地產開發商需要有效地評估城市公共利益類項目的投入產出比，及其在整個更新項目中的成本比重。以湖貝古村為例，目前保留古村后文化保育的社會效益尚不可預測，但可從拆除古村后的負面社會影響力進行反向評估，從而預測開發商不進行古村保護可能造成的經濟損失。實際上，通過這一個多月的保護行動，湖貝古村已促成一定范圍的公共利益，加上湖貝象征資本的市民共享價值，能為開發商節省相應的額外費用。如果開發商拆除湖貝，不但不能節省這些城市公共利益項目的成本，還要考量因大量建筑垃圾無處堆放可能導致的滑坡風險，更會損失湖貝古村文化保育活化的社會影響力投資的潛在高回報率。

社會影響力評估目前遇到的最大挑戰在于，評估所需的各類國民經濟指標并非全部公開，雖然各級政府信息公開不斷加速，但公開的數量、內容和質量仍然不夠，導致無法全面展開社會公共設施、文化保護項目的社會效益投資回報評估。不論上海政府開放部分數據支持SODA項目，還是意大利高中生參與設計的Ubiquitous Pompei： the future of the city （物聯龐貝：未來城市）項目，只有足夠的數據公開和最大范圍內的公眾參與，才能使得城市設計數據、城市規劃數據進一步共享共創。

深圳在此也有突破?！帮w躍深圳VR”公共教育項目，是深圳市規劃國土房產信息中心與公益機構、商業機構等合作，拿出小范圍的空間數據參與公共教育的項目。這是深圳本土的城市規劃數據公開的為數不多的嘗試之一。這些都為更大范圍的共享城市設計、城市規劃數據，進行城市更新的社會影響力評估，提供了路徑。

深圳是一個追求經濟效益的城市，應保證以最少投入，精準預測和評估城市規劃項目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投資回報，從而走上穩定持續的經濟、文化共同繁榮之路。比起每年花大力氣、如同辦年貨趕集一樣的文博會，這里的投資回報率要大得多。

作為一個長期接受人類學訓練、正在進行房地產社會影響力評估研究的城市學者，筆者希望看到，深圳能從湖貝古村的保護入手，從民間自發的文化保護行動，逐步擴展到聯動各類社區基金和公益機構，以及政府相關部門，自覺開展深圳文化傳承的日常濡化；從盲目的巨資投入，到精準評估城市更新的經濟、文化效益上的投入產出比，將民間的發聲，有機納入公眾廣泛參與的數字化、信息化城市規劃制度中來。

或許，湖貝古村保護行動，真能在拓展深圳地方性知識生產的深度的同時，也促成規范化網絡民意收集、公眾咨詢的進程，以及兼顧各方、多方共贏的城市設計、城市規劃、社會影響力評估等新機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