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János Kornai）與世長辭。作為一名東歐經濟學家，他所做出的成績和貢獻發人深省。

科爾奈生于1928年，與他的國家匈牙利一起邁過了多個歷史階段，從而對其經濟學思考和理論創新有著深刻的影響。

一個純粹的愛國者

科爾奈是一個愛國者。1963年和1964年，他訪問了劍橋大學和倫敦經濟學院，此后又走訪了歐美許多頂尖級的學府和研究機構，盡管面臨許多可能獲得更優越生活條件的邀約，他始終堅持不移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他擔任了哈佛大學教授，仍然堅持一半時間在哈佛，一半時間在布達佩斯。他對匈牙利有著強烈的感情依戀，據他的自傳《思想的力量》中描述，當他經過伊麗莎白橋，看到布達佩斯的美景時，總會不由得心潮澎湃。因此即使已經能夠運用英語自如，他仍然喜歡使用匈牙利語寫作。

他也表示，匈牙利給了他更多的靈感和啟示進行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的確，他的“開山之作”《經濟管理的過度集中》在西方產生了巨大反響，其便是以匈牙利輕工業部門的經驗為基礎， 對指令性計劃體制的規律性和不協調性作了深入分析，尖銳地指出這種體制在激勵機制方面的缺陷，并揭示了短缺和集中之間的密切聯系。

與此同時，對匈牙利及東歐經濟的思考也讓他不局限于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他的《反均衡》也挑戰了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及其核心——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他認為，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并非什么“金科玉律”，其所描述的信息結構過于簡單，即經濟體系的各單位之間只有一種信息——價格；這種視價格為惟一角色的理論，既不符合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實際，這個市場里價格的作用幾可忽略，也不符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實際，這個市場里價格不是惟一信號。

雖然在不斷地研究制度，他是一個很純粹的經濟學者。在他一生中，有許許多多的從政機會，都被他一口拒絕。他說：“我希望仍然把自己的根基牢牢地扎在科學研究領域， 我不想擔任部長、議員，或者政府委任的顧問。”“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任何政治權力，對我都沒有誘惑力。”

經濟為什么會“短缺”？

無論是科爾奈本人，抑或經濟學界，都會認為其巔峰之作是《短缺經濟學》。這本書在1980年出版后，受到了世界各國經濟學界的廣泛關注，也在我國引發了極大興趣和熱烈討論。

《短缺經濟學》書封

什么叫做“短缺”？科爾奈沒有下一個籠統的定義，而表示短缺一詞是一組大量現象的概稱。不過他指出，短缺的信號有兩種，一種是人們能直接感覺到的短缺，即人們的初始意圖同其實現之間的差距。比如說物質短少、貨架空空、經常停電等等。這種短缺通常可以直接度量；另一類是人們間接感覺到的短缺，例如由于道路擁擠，交通成本、時間成本、安全成本等不斷上升引起社會成本上升。這一類短缺往往不能直接度量，而是由日益嚴重的社會后果逐漸顯露出來的。

短缺現象則有四種類型。一是橫向短缺，即發生在交換領域買者的需求與賣者的供給之間存在缺口，供不應求；二是縱向短缺，即發生在物資分配領域，上級部門撥給企業的資源相對于所下達的生產計劃來說，往往留有缺口；三是內部短缺，即短缺發生在企業內部的生產過程中，企業或非營利機構缺少完成計劃所必需的投入品；四是社會生產能力短缺，即全社會生產能力的利用已接近各種短缺資源形成的“瓶頸”，缺少必要的生產能力儲備，整個社會生產被推到了資源約束的邊界。

可以說，四種短缺現象聯系緊密。橫向短缺是縱向短缺引起的。縱向短缺則造成了內部短缺和社會生產能力短缺，同時，縱向短缺也是后兩者的結果，并一起作用于橫向短缺。這四種短缺相互促進和困擾，短缺“像鎖鏈那樣環環相扣，從一個車間到另一個車間，或從一個企業到另一個企業。……短缺滋生短缺。短缺引起的強制調節效應會在生產中倍增和擴散開來”，形成了廣泛的社會性經濟“短缺”現象。

預算軟約束帶來的多重二元悖論困境

很多人可能都聽說過“預算軟約束”這個詞，甚至也經常用到，但卻不知其由來。

對于持續的“短缺”現象，科爾奈試圖找到答案。

為什么明知“短缺”，企業不增加生產呢？如果企業增加生產，市場是否就不會短缺了？

他認為，企業在增加生產過程中可能遇到三種約束：資源約束、需求約束和預算約束。

對于所謂古典資本主義企業來說，其預算約束較硬，即財務能力具有剛性，如果運營不佳或債務過高等，沒有償債能力，就無法持續，只能破產。但對于當時匈牙利計劃經濟的企業來說，預算約束是軟的，也就是“預算軟約束”，財務能力有經濟學意義上無法估量的“彈性”，即使運營不善負債過高收益不佳，企業可以持續虧損而不會破產，因其最終總會得到國家幫助，無論是接受追加貸款，減免稅收，獲得補貼，還是提高銷售價格等等，反正結果總會擺脫財務困境。

這會帶來什么？

會帶來一種二元悖論的景象。

由于不受預算約束，所謂“軟約束”，企業就會自然而然產生無止境的狂野需求。因為很顯然，如果有預算硬約束，企業就首先得考慮制造出的產品能不能賣出去，賣出去的利潤能不能覆蓋成本，刨除成本的所得能不能還本付息還支持現金流動繼續經營，其中只要有一個環節答案是“不能”，企業就不形成新的購買力，不可能繼續生產或者繼續投資。但在“軟約束”下，企業對于負債的考慮變得很低，就算企業不能從產品的銷售收入中形成購買力，卻能通過財政或信貸的途徑獲得購買力，使其產生“數量沖動”，實踐現實的購買行為。

于是，企業在拼命生產，而市場在玩命短缺，兩種看似相悖的狀況同時出現了。

不僅如此，企業不僅有擴張沖動，軟約束也會帶來其囤積傾向。軟約束會使企業不再去考慮囤積所占用的資金和管理成本。當資源的占用愈演愈烈，橫向縱向短缺也當然會愈演愈烈。

于是，更荒謬的景象出現了，企業越努力生產，市場短缺越嚴重。

“父愛主義”帶來的二元悖論困境

那么，短缺究竟是個什么問題？

是個宏觀問題還是微觀問題？

科爾奈并不否認宏觀失控對短缺的影響，他說，“至關重要的是持有最大‘水泵’的中央計劃者究竟是帶頭抽吸呢，還是抵制下屬組織的抽吸行動。”但他特別指出，短缺現象長期、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不在宏觀失控，而在于微觀的軟預算約束和造成這種軟預算約束的機制。他的觀點是，“長期短缺的主要解釋在于制度條件以及導致的行為規則。與此相比，經濟領導人的增長政策是次要的解釋因素，它的作用是加強或削弱主要因素的影響。”

微觀行為是怎么造成的？

他用“父愛主義”一詞來形容國家對企業的保護和企業對國家的依賴關系。他說，“父愛主義是使預算約束軟化的直接原因。如果這種軟化發生，就必然導致與短缺相聯系的若干現象。”

事實上，在普遍的軟約束下，不僅是企業有數量和擴張沖動，為其提供財政支持和融資貸款的機構也會有投資饑渴，甚至發行貨幣的機構也會有發行沖動。

然而，面對所有組織和機構的“預算軟約束”，家庭與個人的預算卻始終是“硬約束”，兩者相碰撞，只能以個人與家庭面對“短缺”的“硬墻”為結果。不斷的排隊、空手而歸等，讓家庭與個人不堪重負。

面對短缺，投資分配的決策者難道不會加大投資嗎？從實際看，投資分配者往往會延遲投資，因為延期對于分配者的好處是內在的，而壞處是外在的。一般來說，都是在某個領域的社會容忍限度被超過了之后，類似于“滅火”。這時，社會影響就會較為糟糕。而根據“短缺”進行計劃性調節常常只是在加劇另外的資源緊張，引發新的“短缺”爆發。由此，整體投資的調節也逐漸走上了不斷“滅火”導向之路。不斷的“滅火”也會讓基層管理者不堪重負，但效果卻難言良好。

這時，預算的軟硬約束沖擊在結構性扭曲中帶來又一個二元悖論的出現，即基層的筋疲力盡和社會的抱怨不絕。

解決方案？不是計劃也不是放任，是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

科爾奈曾經表示，短缺在理解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方面起著類似于失業分析對資本主義經濟所起的那種中心作用。

當然，他說的所謂“社會主義”實際上是過去東歐的一些計劃經濟僵化機制。他在《短缺經濟學》的結尾部分強調指出，“最后我們得到了最重要之點。產生本書描述的那些現象的制度條件，行為方式和規律性并不是外部強加的或不可改變的。1968年匈牙利改革本身證明了這個命題，即謹慎的人類活動能改變它們。這種性質的更深刻的變化將來還會出現，從而緩和本書所分析的那些現象即短缺現象”。

匈牙利也曾經試圖進行改革。科爾奈將經濟控制調節機制劃分為四種模式：直接的行政協調，間接的行政協調，無控制的市場協調，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

在1968年改革之前，匈牙利的經濟生活中雖然也存在著一些間接的行政協調，并且還存在少量的市場協調，但這兩種機制只起補充作用，國有企業的活動主要是通過直接的行政控制機制進行協調的。當年最重要的改革措施是全部取消一切正式的短期指令性指標。與此同時，還進行了獎金、用人、價格等其他改革。但這一切改革并沒有使匈牙利的經濟轉向市場協調，只不過是間接的行政控制取代直接行政控制占了支配地位。在這種模式下，企業行為的特點是，一只眼睛盯著上級，一只眼睛盯著市場，而對上級的垂直依賴是主要的。

這種“雙軌制”的極其不徹底，在短期內也許釋放了一些結構扭曲帶來的紅利，但始終還是在“父愛主義”的庇護下回避市場的作用。由于未能從資源約束性經濟轉變為需求約束性經濟，過剩與短缺還是存在，打算投資的企業對貸款和國家投資的要求仍然大大超過現有數額。投資品市場上仍然存在嚴重短缺。由此導致的二元悖論“劈叉”無法消除。

科爾奈也反對完全無控制的市場協調，他認為這會帶來宏觀與微觀的利益不一致、壟斷、以及收入分配不公。他的目標是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

不過，全書沒有明確提出任何改革建議，科爾奈說，“即使話到嘴邊了，我也竭力加以克制。” 因為他認為，如果對原有體制機制的問題缺乏深刻的認識，那將不會使問題得到較好的解決。只有先弄清問題，才能正確回答“應當如何”。

后記

這本書在上世紀80年代出版，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似乎非常湊巧，但一切都不是偶然。一系列改革讓中國的經濟運行機制從宏觀到微觀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時至今日，“短缺”已經遠離我們，中國的經濟轉型經驗也成為世界各國樂于研究的課題。這就是因為，中國堅持市場化的方向，又堅持自己特色。

但“緊計劃”“抑制性通貨膨脹”“經濟過熱”“短缺經濟”，這些詞仿佛都離我們并不遙遠，“預算軟約束”更是仍然并未成為歷史。現下有些地方或行業，是否仍然零星存在著計劃經濟時期的陳舊觀念，甚至在一些決策、分配和管理上又用了陳舊的方式？也許還是會有的。當你看到“短缺”“過熱”“軟約束”“緊計劃”又在什么地方出現的時候，就可以回看一下科爾奈。科爾奈走了，但好的理論是有普遍適用性的，中國已經讓世人看到，實踐是最好的答案。

（作者萬喆為經濟學家，澎湃新聞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