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7月12日消息，7月8日，華南理工大學率先公布了最新學費標準，文科專業每年6060元，理工科專業每年6850元，分別上漲1500元和1690元。已確定漲價的還有江西省，而內蒙古、海南等省區也已經召開聽證會并通過了調價方案。

2007年5月，國務院頒布《關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職業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的意見》，要求“今后五年各級各類學校的學費、住宿費標準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相關標準”。這一限令讓高校學費保持了5年的穩定。5年期限一過，禁令解除，部分省份就先后上調了學費；2014年，浙江、江蘇、天津等十余省市，也紛紛調整了多年未變的學費標準。今年這一輪漲學費，是禁令解除之后的第三波了。

高等教育非義務教育，實行的是“以舉辦者投入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擔培養成本、高等學校多種渠道籌措經費的機制”。對于漲學費，高校給出的理由是，學費標準還是十多年前制定的，而物價水平不斷提高，包括學校人員支出、公用支出、固定資產折舊支出等都在逐年增長，生均成本大幅提高。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算了一筆賬，2012至2014年，公辦本科生均培養成本，每年約為1.8萬元，而學費僅為3000余元，地方財政要承擔1.5萬余元。

由此來看，漲學費的理由似乎很充足，但是，避不開學費調整的正當性以及合理性。比如，生均培養成本增長的原因是什么？是物價上漲，還是高校的盲目擴張？在培養成本不透明的情況下，公眾不免擔憂：學生是在為高校培養成本的不合理增長埋單。生均成本如何核算才合理，是否可以把所有辦學成本都平攤在學生身上？上漲的生均培養成本，政府、學生各分擔多少，漲多少才合適？而且，這筆賬如何算也不能完全由高校自說自話，應該向公眾詳細地說明。

又比如，增長的學費收入將用于何處，是改善高校辦學的軟硬件條件，還是用于償還高校債務？各地雖然有明確規定，學費不能用于償還歷史債務，但是確保增加的學費收入用于學生培養而不是其他，需要高校管理與監督制度更加公開、透明。

高校不是企業，高等教育屬于準公共產品，在考慮學費漲不漲時不能僅算經濟賬，還要算“情懷賬”。廣東省發改委曾稱學費漲幅在可承受范圍之內，但在漲學費的決策過程中，學生及家庭是否可以承受，最有發言權的他們卻處于失聲的狀態。對于一些家庭來說，學費上漲一些并不是太大的負擔，但對另外一些經濟狀況不佳的家庭來說，卻是一個問題。當然各地也強調將加大對貧困生的助學投入。

高校辦學成本不斷增長，需要的辦學經費水漲船高。如何平衡收支，政府財政投入、學費收入之外，高校其實還可以有別的辦法。在美國，即便是公立學校，也越來越多地努力推動經費來源的多元化，通過校友捐款、社會捐款、商業公司等渠道來充實學校的錢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丹尼爾·麥克法登還建議，學校利用自身的科研優勢，從企業界和政府獲得更多的科研經費；通過網絡課程等技術創新，降低生均成本。不過，實現收入多元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高校的辦學質量和服務水平。與之相比，漲學費可能是一個省心、“好用”的辦法，或許不用怎么費力，就能填補資金的缺口，但無論如何算不上好辦法。（原文標題：除了漲學費，高校還應該有別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