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寫下的“開頭”，三十年后續寫完成，臺灣作家蔣曉云就這么殺回來了。用“殺回”兩字并不妥當，對于蔣曉云來說，只是時隔停筆30年繼續拿起筆寫故事而已。“不能說回到文壇，事實上我并不知道文壇是什么樣，沒有參加過會議，也沒有和其他作家有交往，我好像就一直是一個人在寫東西。”因為“民國素人志”第二部《四季紅》的出版，記者在上海與蔣曉云打了照面。

“對文字敏感，對生活粗線條”

蔣曉云算是個非典型作家，少年成名，被評論家夏志清喻為“又一張愛玲”，連續三次獲得聯合報文學獎。文壇初露崢嶸卻一轉身跑去美國做了與文學毫不相干的工作，在硅谷當企業高管多年。從職場退下后再次提筆寫作，2014年開始先后出版“民國素人志”第一部《百年好合》、《桃花井》、《掉傘天》。現在，就是這本《四季紅》。

在“民國素人志”的第一部《百年好合》中，蔣曉云書寫了14個民國女人的傳奇一生，記錄了民國女人的生活百態，她們之中有平民舞女，也不乏官家小姐、軍官太太，卻在那個動蕩的年代淪為“素人”（普通人）。12個故事獨立成章，又彼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到第二部《四季紅》，蔣曉云籌劃的版圖輪廓更加清晰，她要講述的是1949年后大批遷移海外及港臺地區的這群特殊人群離奇跌宕的人生。在連環套似的情節下，寫出一個滬上顯赫世家的傳奇。上海灘金家，是祖上有頂戴的名門。遺老家庭，表面洋派，卻深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一套。金八爺三房太太，生了7個女兒，這七姊妹各自都有一段傳奇。金家七姊妹不同的遭遇讓人深深感到一個時代已經過去，他們曾經的富貴榮華瞬息消散，人生處境陡然間已是兩重天。

在《百年好合》提筆之前，蔣曉云計劃創造38位民國女性角色，她們從民國元年到民國三十年（1949年）出生，又離散到世界各地。如今兩本書也才僅僅完成了一半“任務”。而這才僅僅是“民國素人志”的一半，不禁也讓人好奇，蔣曉云哪來這么多的素材，創作這么多充滿波折卻豐滿的人生。

“我是個非常敏感的人，對文字敏感，在生活上反而是粗線條。我愛觀察周圍的人和事，從小就是這樣。小時候大人們交談時吐露的只言片語、老照片上的故事，都是我的素材。”蔣曉云1954年出生在中國臺北。父親“比民國大一歲”，原是湖南地方的政治人物，國共內戰輾轉來臺，轉而經商。“對于我來說，書寫這些女性是很自然的事情，這些人就是我的母親輩、姐姐輩的人，她們恰逢亂世，被歷史裹挾而前，這是我最同情的時代。”

蔣曉云覺得可能是因為上一輩的人去古未遠，“就像王家衛、李安也可以拍出中國味十足的影片，我和他們同歲。小時候很多鄰居都是1949年后來到臺灣的，那時候的生活氛圍就是老上海的味道。有個鄰居是位上海老太太，書中很多話就是出自于她，她的媳婦給了她一個手鐲當禮物，她回應‘就算借我戴一下，以后還給你的’，這些細節就是生活。他們就在我面前，只是他們的生活空間改變成了臺灣地區或者美國。在臺灣有人說我是‘大陸作者’，我不是學者型的作者，但是我引用了許多大陸領導人的紀實講話。有一陣子我頻繁來大陸，從2005年到2009年幾乎每年都有半年時間在上海。”

“不希望成為另一個張愛玲”

蔣曉云筆下的女性，臉譜各異。有遠嫁美國的上海灘舞女、到臺灣度假回不去了的資本家相好，私奔到臺灣的清真面館回民老板娘一家、被父母賣為娼籍的文盲女……看得到的共同點是，她們大多經歷大風大浪，掙扎于亂世之中，穩穩地活了下來。“但凡留得一條命在，就還有路可以走。無論是怎樣的卑微，熬過去就會有新的篇章。”蔣曉云賦予了這些女性堅韌和寬厚的生命力，她們的聰明、謀略、心計絕不遜色于男人的政治，以不同的心勁和韌性，成就了自己的人生棋局。

這或許也是她不怎么愿意外界將她比作張愛玲的原因。“我們是完全不同的，我非常肯定張愛玲的成就，而且在你年輕的時候，有評論家將你比作這樣一個大家，那是很榮幸的。但在文字創作上，或許是因為人的個性不同，折射在作品上的風格是大相徑庭的。無論是作品，還是人，我都不希望自己成為另一個‘張愛玲’。”

蔣曉云的故事有一個特點，彼此人物相連，在這本書中或許你就與上一本書中的某個人物不期而遇。人物淡入淡出，又互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是喜歡這樣的寫作模式，還是某種“歷史才是主角”的寫作觀造成的？

“兩個因素都有，可能更傾向于你說的‘歷史才是主角’。”蔣曉云沉吟了下說：“任何人在自己的故事中都是主角，在他人的故事中都是配角，這個認知在我很年輕的時候就出現了。比如潘金蓮在《水滸傳》是個小角色，在《金瓶梅》中就是絕對的主角。一個小兵、一個當背景的丫鬟，他們的人生對他們來說是完整的。很小的時候就會看著旁邊的人想‘那你有什么故事呢’。我想借著小說傳遞的一種觀點是：生命是一種延續，故事也是延續。這個人死去了，那個人的故事開始了。死去的人未必是悲慘的，活著的人也未必就是無憂無慮的。”

“我會用很多春秋筆法，看得懂的就懂”

談話間爽快的蔣曉云輕描淡寫地講述自己的生活，不由得讓人感慨“你是不是真的太好命了”，蔣曉云擺擺手：“其實誰可以一輩子沒有挫折和痛苦，只是看你怎么選擇去對待了，當時痛苦得死去活來，過個若干年回頭看看那都不是事嘛。吸取教訓，但不要汲取悲傷。父親對我影響很大，他曾說‘如果要自殺，我已經自殺了很多次了’，他就是一個很樂觀的人，可能是基因上的遺傳吧，我有著和他一樣的樂觀。”

就生活軌跡而言，蔣曉云可能是順利的。順利的她寫起生離死別卻勁道十足，三言兩語勾勒的場景叫讀者看得胸悶心酸。30年前，蔣曉云寫了一個人物“楊敬遠”在時局變化下拋家棄子遁去臺灣。30年后，蔣曉云續寫了故事，成了《桃花井》。《桃花井》第一章《去鄉》，楊敬遠在夜色中與妻子和大哥道別，黑幕中寂靜的離別讓人不禁疑惑蔣曉云是否親身經歷過這樣的場景。楊敬遠的故事淡出，又牽出了另一個主角“李謹洲”，歸鄉的李謹洲就是30年后蔣曉云創作的故事。

“楊敬遠一步三回頭的場景，是我父親曾和我講過當年他離開家的情景，故事的背景有很大一部分是來源于我父親的描述。命再好也經歷生離死別，沒有誰可以逃脫掉。在動蕩的年代尤其是這樣，可以有無數個楊敬遠、無數個李謹洲，他們是無數人的縮影，在那個特定的時空下，許多人遭遇了一樣的事情。雖然書寫兩個人物中間隔了30年，但其實可以把他們看成一個人，他們的經歷交會后，在一個時點楊敬遠去世，接著李謹洲繼續把戲唱完。”

蔣曉云對時代的意見都藏在故事中。“我會用很多春秋筆法，有時一筆就帶過了，讀者能看懂的就懂。意見都在一個個故事里、八卦里，”蔣曉云笑道。

在《四季紅》的開篇中，是淪落娼籍的“秀枝”的故事。蔣曉云看似不經意地穿插了一個細節：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士與北投妓女一男兩女三人共浴的艷照登上世界知名雜志。

這其實是當年發生在臺灣的真實事件，臺灣北投溫泉在日據時期出名，是泡湯、吃飯、聽藝人伴奏的溫柔鄉，日本人走后，美軍跟著來。在《時代周刊》的報道，比較了遠東各度假城市的特點，其中就刊登了美軍與北投妓女的艷照，報道暗示對比日本的季節美景、泰國的按摩及寺廟，臺灣文化景點乏善可陳，靠的是“原始本錢”。這一事件引發了蔣介石的震怒，間接導致了十二年后臺灣禁娼。

這樣的寫作手法，在兩部《民國素人志》中并不少見，許多歷史事件和消息八卦藏在字里行間中，有心讀者可以尋一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