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教授是比利時漢學家，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博士，師從包弼德（Peter K.Bol）教授，著有《義旨之爭：南宋科舉規范之折沖》。2016年，她又推出新作“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2021年，該書中譯本《宋帝國的危機與維系：信息、領土與人際網絡》收入“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近日，本書譯者劉云軍副教授應澎湃新聞之邀對魏希德教授進行了郵件采訪。采訪稿經魏希德教授本人審定。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

澎湃新聞：請問您為何撰寫《宋帝國的危機與維系：信息、領土與人際網絡》（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本書與您的前一本書《義旨之爭：南宋科舉規范之折沖》（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有何聯系？

魏希德：這兩個問題是緊密相連的。如果沒有第一本書《義旨之爭》，我想我不可能寫出第二本書《宋帝國的危機與維系》。在寫作《義旨之爭》的過程中，我找到了宋元時期刊刻的許多指南書和手冊并加以閱讀。在閱讀一些比較罕見的刻本時，我認為，在這幾個世紀里，人們對學習行政事務有著廣泛的興趣。例如，為應舉士子們編寫的行政類書里，經常提到宋朝的檔案匯編和歷史記錄的匯編，包括會要、圣政、實錄，甚至國史等等。我開始追蹤這些材料是如何出版和被人們使用，以及這些材料為何出版，人們為何使用這些材料。我也想更廣泛地探討這類檔案資料的流通，對生活在宋代的人們的角色和自我認識，以及對中國歷史上更廣泛的政治交流的意義。

在這一過程中，我也對更大的問題產生了興趣，即為什么我們看到在一個經常被描述為政治危機的時期——女真人占領了宋朝的半壁江山——這些與宋政權和當時政務有關的材料的出版和使用有所增加。我認為，我們應該將政治信息種類的廣泛傳播和擴大視為對這種弊病的回應，并視為十一世紀中央集權政策的副產品。

澎湃新聞：寫作《宋帝國的危機與維系》過程中您遇到哪些困難，您又是如何一一克服這些困難的？

魏希德：在寫作《宋帝國的危機與維系》時，我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是，我是否以及如何將諸如朝報、檔案匯編、地圖和地圖冊、使節報告等時事文本的出現，與這些文本如何在讀者群體中發揮作用的文化和社會歷史聯系起來。對我來說，一個大問題是，我是否應該在本書的第一部分擱筆，不談論我們如何重新構建通訊網絡的部分，在這個網絡中，這些文本以筆記作為主要史料。本書第二部分是最后完成的，在某些方面更具實驗性。我決定把兩部分內容合為一書，這是否是個明智的決定，我希望留給讀者來評判。

《宋帝國的危機與維系：信息、領土與人際網絡》，魏希德著，劉云軍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512頁，98.00元

澎湃新聞：本書出版后，英語學界發表了多篇書評，您對這些評價有何看法？

魏希德：總的來說，我對這些評論和反饋意見感到非常驚喜。在我看來，《宋帝國的危機與維系》與我的第一本書《義旨之爭》不同，本書的寫作更富冒險性和實驗性，因此，我之前和現在都有點不確定讀者是否會理解我的想法。這些評論表明，總體而言，情況確實如此。書評人稱贊本書對行政類書進行考古文本式的挖掘，通過檔案匯編和筆記等通常未被人們整體考察的體裁之間建立聯系，并繪制出這些文本構思和傳播的社會網絡。

澎湃新聞：假如現在讓您重新寫作本書，您會在哪些方面進行修改？

魏希德：我想我不會重新寫作本書。每本書都是其所處時代的產物，這是我們必須接受并試圖理解的事情。如果現在重寫《宋帝國的危機與維系》的話，我可能會對本書的第二部分進行調整。在涉及到我在對筆記涵蓋的主題進行概述時，我可能會在第二部分以某種不同的方式嵌入數字分析。也許我也會忍不住把本書這兩部分拆成兩本書，把第二部分擴展成閱讀中央檔案的社會史。然而，考慮到本書只是政治交流數字化歷史研究的第一步，我可以心平氣和地接受我在2010年前后進行的學術研究。

澎湃新聞：本書中文版即將面世，關于本書，您對中國讀者有什么要說的話？或者說提醒讀者在閱讀時需要注意的問題？

魏希德：我希望中國讀者也能帶著一種對過去的距離感和好奇心來閱讀中國歷史。我們常常想當然地認為我們耳熟能詳的地方的歷史是這樣的：因為人們一直認為它是這樣的，所以它就是這樣的。比較思維可以使我們從關于文化和文明差異的廣義概括中產生陌生化和距離感。當我們把宋朝歷史和政治交流放在比較的背景下（例如，將其與中世紀和現代早期的歐洲、日本或印度歷史并置，甚至與漢朝或以后的發展相比較），十二至十三世紀印刷術的發展或檔案使用的具體歷史特征變得清晰可見；然后，我們還必須對北宋晚期和南宋初新的信息制度的出現做出更及時的解釋。我們要敢于對全世界人類歷史的結構和模式提出根本性的問題，并把中國歷史的發展放在全球人類歷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解釋。

澎湃新聞：您將宋朝視作帝國，請問您眼中宋帝國是什么樣子，與其他帝國有何異同？

魏希德：“帝國”當然是一個有爭議的概念。宋史學者偶爾也會反對將這個概念應用于宋朝政體。我主要使用“帝國”作為一種正式的分析范疇，它允許我們對不同類型的政體和國家進行比較分析。從這個角度來看，宋朝是個帝國，因為它是一個疆域相對較大的國家，不同于現代民族國家的理想類型，宋朝通過中央權力和州府層級的權力機構之間的各種協商和協議來進行治理。以宋朝為例，我們可以說，與西亞、中亞、南亞或歐洲其他歷史上的帝國相比，宋朝的民族相對單一，宗教和軍事精英對中央的影響力相對弱于官僚精英。其高度的中央集權和官僚化，也有助于在州府層級的精英中形成高度的認同。

澎湃新聞：您在數年前曾經提出過“新政治史”的構想，您現在對“新政治史”有無新的看法？

魏希德：“新政治史”這個詞的提出恐怕不是我的功勞。我曾受邀參加過一個關于“新政治史”主題的會議，然后回顧了歐美政治史上其他的“新政治史”運動。我反對“新”類型的歷史，正是因為它們不可能一直都很新。當然，這種限定也遺漏了描述性內容。盡管如此，我真誠地認為，將政治史從主要政治人物、事件和機構的歷史擴展到不同類型政治行為者群體、個人和群體之間的互動、事件和政治實踐對機構影響的更具活力的歷史目標，關于制度、政治交流和實踐的轉變，跨越士人和其他地方群體的社會階層的政治和行政寫作，而不是對政治哲學的廣泛描述，是重要的發展。當然，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希望首先完成一個關于中國鏡像文學或政諫文學的全球史研究項目，展示關于唐太宗宮廷政治思想和文學在全球范圍內的傳播。然后，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如果時間允許的話，我也希望回到我在上世紀90年代初讀研究生時就一直夢想的另一個項目。我想啟動一個關于中國和東亞政治史中關鍵概念史的合作項目。通過閱讀行政類書和制度史，這個項目將旨在考察如“國論”“國體”“議論”“民”“國事”等關鍵術語的不同定義以及定義的變化。

澎湃新聞：多年來，您一直致力于數位研究，您能簡單談一下數位研究未來發展的前景以及對人文歷史的作用嗎？

魏希德：這個問題很難用幾句話說清楚?，F在我想要強調一下信息檢索和人工智能方面的進展。這對于歷史研究尤其重要，因為歷史研究的目的是，回答那些只能通過搜集現有檔案中的文本和（或）圖像來回答的問題。我認為并希望我們將看到文本和圖像資料庫的各種注釋的不斷拓展，并在信息檢索中實現更高的精確度。這意味著歷史學家能夠收集各種資料，并更好地將這些資料背景化。例如，通過使用史料本身的時間和空間參考及其他信息，我們有可能將任何特定的時間段或特定地點的任何主題的可用手稿或印刷文本以及圖像史料搜集在一起。因此，如果我們能夠跨越文本和視覺材料工作，并能更精確地檢索相關文件，我們應該能夠以一種與現有資料庫相稱的方式更準確地構建起我們的解釋。

澎湃新聞：最后，您方便說一下您目前的研究內容及未來的研究計劃嗎？

魏希德：除了完成《貞觀政要》的長時段全球史研究，我還將開始一個關于物質基礎設施（如城墻、道路和橋梁）歷史的新項目。這是一個規模更大的集體項目，我們的目的是通過查閱地方志、考古報告和圖形圖像中的建筑記錄，以追溯大約從1000年至1800年間中國領土和周邊社會基礎設施的發展和收縮情況。你可以說，我正從前兩本書的官僚基礎設施的歷史轉向物質基礎設施的歷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