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香港的文學雜志《人人文學》第三期刊出了一部獨幕劇《尋妻記》，署名歐陽竟，有學者將該劇所有權歸于宋淇（如王宇平《世態喜劇與宋淇的影劇實踐》，《現代中文學刊》2012年第二期）。實際上，該劇并非首次刊出，早在1941年11月就已發表于北平的《燕京文學》上，不過署名卻是竺磊。我們經過對比發現兩版基本無甚改動，可以斷定出自同一作者。竺磊和歐陽竟是否為同一人？歐陽竟確為宋淇早年常用的一個筆名，那么竺磊是否也是他的筆名呢？此前，筆者曾做出了錯誤的推斷（見《〈林以亮佚文集〉補遺》，《中華讀書報》2018年1月17日），最近在看到一些新材料后，才發現原來竺磊另有其人。

1952年8月，香港《人人文學》第三期刊出的獨幕劇《尋妻記》，署名歐陽竟

1941年11月，北平《燕京文學》刊出的獨幕劇《尋妻記》，署名竺磊

曾擔任外交部副部長、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周南（曾用名高慶璉、高慶琮，1927-）在其口述自傳《身在疾風驟雨中》（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中談到，他有一個大哥，名為高慶琛，自幼酷愛文學和戲劇，綽號“海怪”，曾使用過筆名“竺磊”。經查，高慶琛早年經歷傳奇，曾加入抗日鋤奸團，據傳參與了轟動天津的“火燒中原公司事件”。不久，高慶琛脫離了“抗團”，加入了偽政府的“新民會”，后被目為漢奸。1938年，高慶琛考入燕京大學新聞系，在校園里與吳興華、宋淇、孫以亮、黃宗江、石奔等人過從甚密，共同組建燕京文學社，創辦《燕京文學》半月刊，積極參與文學活動。他曾多次出現在吳興華給宋淇的信中，不過綽號是“老怪”：

我見到老怪和石奔，老怪告訴我你給他信上問及我們近況，我也知道你的意思，勸你不必擔心。（1942年2月26日）

老怪更是豈有此理，在天津編了個《婦女新都會》，來信找我要稿，他chronicle事已辭，竟出此下策，真使人無話說。（1942年10月18日）

《周南口述：身在疾風驟雨中》，宗道一等編著，周南修訂，三聯書店（香港）2007年7月出版

由此看來，高慶琛與燕京文學社同人的關系非同尋常，按周南的說法，竺磊是否是他的筆名呢？我們在吳興華致宋淇的兩封英文信件里找到了答案：

但我想這期雜志會讓你振奮起來。因為郭用她一貫的風格寫了一個小說，題目《安娜之死》給我一種不快的感覺，就像麗尼或徐的一些片段。我討厭這種假洋人名，尤其是俄國的。老怪從兩人或更多人的對話中擠出一些靈感，他和他的朋友嘗試寫一個劇本。據說很滑稽。（1941年11月16日，筆者譯）

我想你已經看到最新的一期《燕京文學》了，你覺得怎么樣？那個短劇是這期的重頭戲，署名老怪作，但實際上是合作的（我相信克蔭和以亮也參與了）。他們其實表演過了。（1941年11月30日，筆者譯）

吳興華信中所提到的這期刊物就是《燕京文學》第三卷第二期，1941年11月10日出刊，也是停刊前的最后一期。本期雜志目錄如下：現在的新詩（欽江）、詩兩首（孫羽）、念信（姒二）、詩（吳興華）、談抒情小品（石奔）、漫談看戲（司空冉）、愛人（姚伊）、安娜之死（郭蕊）、尋妻記（竺磊）。其中劇作只有一部，就是《尋妻記》，署名竺磊。所以，事實已經很清楚了，竺磊就是吳興華所說的老怪，即高慶琛。從中我們還可得知，克蔭和以亮也參與了劇本的創作。克蔭即姚克蔭，曾任燕京大學地下黨支部書記。以亮即孫道臨（筆名孫以亮，1921-2007），兩人皆是燕京話劇團的活躍分子。當時《燕京文學》的創刊經費，大多是來源于燕京話劇團的公演籌款。《燕京新聞》1940年11月9日曾刊載消息：“近有同學數人發起組織燕京文學社，并擬出版《燕京文學》半月刊一種，定自本月十六日起刊行。為籌募該刊基金起見，該社定于月之十八日（星期一）晚七時半，假貝公樓禮堂公演話劇。節目有英文劇《Good Night, Caroline!》，中文劇《古墅之暮》及《悲愴交響樂》三個。票價定為一元及五角云。”11月16日《燕京新聞》又刊出一則消息：“前本報載燕京文學社消息，一般同學多有不明真相者，頃據本報采訪結果知悉該社為同學宋奇，吳興華，王繼樸等十人組成。已聘妥陸志韋、郭紹虞為顧問。”關于燕京文學社的成員，除報載的三人外，我們還能夠確定高慶琛、黃宗江、石奔、葛力、孫以亮、姚克蔭等幾人，后來張芝聯、郭蕊夫婦也加入其中。

高慶琛在燕京大學時期熱愛文藝，積極參與燕京文學社組織的各項活動。他曾在《燕京新聞》《燕京文學》等校園刊物上發表了不少翻譯和評論，多署名竺磊。在散文方面，他寫有一篇《燕京的“靜”的所在》，構思巧妙，不寫燕園美之所在，專寫燕園的公墓，是為“靜的所在”。《司徒校長的日常生活》對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學的生活做了相當豐富的描繪，頗具史料價值。其中談到司徒雷登很喜歡讀中國文學，“他曾讀過紅樓夢，水滸傳，好逑傳等書；近人如冰心，蕭乾等人的作品也曾瀏覽過，不過他說他不感多大興趣。”報紙還刊出了司徒雷登照片一張，附有簽名“竺磊君惠存，司徒雷登贈”。

《司徒校長的日常生活》（附照片）

高慶琛的劇評也值得一提。燕京話劇團公演《日出》《雷雨》，他都做過跟蹤報道。尤其是《談曹禺的戲劇》（《燕京文學》，第一卷第三期））一文，很能體現出他的觀察之敏銳，該文指出了曹禺戲劇思想的演變軌跡：“在《雷雨》里，他寫出上帝（假若有這么一位上帝的話）的殘酷；指示出人類不能拯救他們自己。在《日出》里，他寫出社會的殘酷；指示出在某種社會環境中，只有聽其自然（這也許是不自覺的）的任其捉弄。到了《原野》，作者更進一步提出人類自己的殘酷來。結果是：造成所有的悲劇的，還是人類自己。”可以看出來，高慶琛對曹禺的話劇是相當肯定的，但是，宋淇則不然，他曾公開宣稱，“我一向抱定宗旨不讀茅盾、巴金和曹禺，因為忍受不了他們作品中的淺薄觀察，感傷主義和陳腔濫調”（《論讀詩之難》）。這或許也從側面證實竺磊不可能是宋淇。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后，燕京大學被日軍強迫關閉，燕京文學社同人也只能四散流離，謀求出路。吳興華因家庭羈絆滯留北平，困居書齋。宋淇、孫以亮、黃宗江、石奔等人去了上海，參與了地下黨領導的進步話劇運動。高慶琛則回到天津，加入了天主教創辦的報紙《益世報》，成為一名記者，非常活躍，發表了不少新聞報道。建國后，高慶琛被劃為右派，受到嚴厲批判，“文革”開始就去世了。

既然宋淇并非《尋妻記》的作者，那他為何要假己之名重刊他人的作品呢？他也曾以林以亮之名重刊吳興華的十四行組詩《詩的教育》，是為一己私利竊取好友的創作成果嗎？我想事實并非如此。宋淇與吳興華、張芝聯、夏濟安、夏志清等一批年輕人在抗戰時期初登文壇，他們大都知識廣博，自命不凡，在學養、眼界上堪與西南聯大一代青年學子相較。受戰事影響，宋淇等人困于淪陷區復雜的文化環境，缺少機會散播他們的文學理念，因而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華和抱負，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才在港臺文壇嶄露頭角。當時宋淇在港發表的作品大致有兩類，一類屬于舊作重刊，是對過去已刊作品的修訂，包括重刊友人的作品。另一類屬于新作亮相，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一系列新詩評論，涉及新詩形式、創作理念、文學翻譯等不同議題，在港臺文壇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林以亮也成為宋淇最為讀者所熟識的筆名。如果對宋淇的文學趣味、知識譜系和理論資源進行探究，我們也不難發現其中有吳興華、夏氏昆仲的影跡，這其實很能夠說明作為詩評家的林以亮，在香港文化語境中所凸顯的已不僅是獨立的知識精英形象，而是一個隱沒的文學群體。只不過，這一群體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如若將來要整理、匯編宋淇文獻資料，像《尋妻記》《詩的教育》這類作品顯然是不能收入的。另外，有學者注意到， 2017年出版的《吳興華全集》也誤收進了宋淇的詩。筆者在這里還要提供另一個線索，《吳興華詩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和《沙的建筑者：文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收錄的一篇《喬易士研究》也是宋淇的作品，該文初刊于1940年10月《西洋文學》第二期，當期的書評欄目共刊出三篇文章：宋悌芬評《英國詩文研究集》、興華評《斐尼根的醒來》、興華評《喬易士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喬易士研究》一文雖署名“興華”，但作者并非吳興華。此文刊出后，《西洋文學》第四期刊出的一則更正廣告歷來被忽視了，不妨抄錄如下：“《喬易士研究評》（按，原文如此）為歐陽竟先生所作，誤排為興華先生所作，謹向歐陽先生致歉。”這里的歐陽竟就是宋淇，因此，《喬易士研究》一文應歸屬于宋淇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