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秋，從浙江省立第五師范學校畢業的許杰，來到上海藍維靄路上的安徽公學任教，住在校內的“一間小亭子間”。條件雖然清苦，許杰卻感懷：“這一段生活對于我以后的生活影響很大。”（《坎坷道路上的足跡》）因為教的是師范科課程，有相當的閑暇時間可供自己支配，許杰便仍過起文學青年的生活。其中逛書店，是必不可少的日程：

我時常從唐家灣走到老西門，再從老西門坐二個銅板的電車到東新橋，走到棋盤街商務印書館這一帶逛四馬路。我在四馬路轉一圈，買一點新的雜志，回來在安徽公學里讀起來，自己有一個理想與追求的目標。那時候，《小說月報》早已改版，郭沫若他們的《創造季刊》也已經出來，再后來《創造周報》出來。四馬路有一家“民智書店”，當時新出版的雜志都在這里開架寄售，我常常站在那里看雜志，看好了放回去換上一本再看，一看就是半天或一天，只花了幾分錢，就是從老西門到東新橋來回花上四個銅板。有時我也買幾本書帶回來……

在書店 “一看半天或一天”，而只花一點路費錢，是由于書店相較于其他行當來說，對它的消費者有更為寬容的“體驗”文化。另一方面，讓讀者自由閱覽以招徠人氣，也是書店的一種經營策略。身在出版業的張靜廬，便深諳此道。張聲稱在上海此種風氣是由自己而打開，因為自己是一個“讀者出身的出版家”，“深切地感覺到沒有錢買書而想要‘揩油’看書的困難”，所以在創設上海雜志公司的時候，“第一步辦到一切新書雜志都攤放起來，絕對地并且很歡迎沒有錢買書的讀者自由自在地翻看他所需要的書籍和雜志”。當他們裝修新書架的時候，很多同業朋友總譏笑為在節省裝修費，添置不起貴重玻璃窗，“但到后來大家眼見著雜志公司發行所站著看書的讀者擁擠情形，于是反想到這也許是‘生意眼’吧”。于是，“老大的商務印書館也將所有的玻璃柜都收拾起來，換上了長方形的一張張木柜子” （《在出版界二十年》）。作為出版社與書店，自然有利己的商業考量，但在無形中擴大了新文學的閱讀受眾。

“五四”以后，受到新文化思想的感召，為繼續求學，或者尋求個人實現的機會，大量的新知識分子從鄉村涌入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如飄蓬般浮動在社會上，在都市文化構筑的消費空間中生活。學校、書店、公園、沙龍、商業街、圖書館……種種置身都市的建筑、機構與景觀，結構出交錯縱橫的文化網絡。城市的物質文化空間，不僅為入城的知識青年們開闊了眼界，而且允諾著一種新的生活的可能性。在空間轉移的歷程之中，某種對于新文學的“習得”，也正在發生。

像許杰這樣的書店讀者，大概是新文學接受群體中的多數，他們忠實且廣泛地追趕、瀏覽著新鮮出爐的印刷出版物，并從中獲得從“匿名”到“現身”的機會。許杰回憶，當時《小說月報》有一個征求讀后感的活動，他的投稿生涯，就是從這里開始。而當新文學的閱讀逐漸成為一項“日常生活實踐”（塞托語），我們如何將捉摸不定、轉瞬易逝的閱讀行為捕捉到紙面上？畢竟，身處都市文化空間的新文學讀者，并不是一個客觀的、固定的存在，而是被現代傳媒和公共輿論建構起來的，一群流動的、臨時的、想象性的人群。而書店街，以其實體的物質形態，得以如磁鐵般將這些流動的讀者聚攏在同一空間之中。

許杰流連的上海四馬路一帶，自晚清以降一直是南方出版業的中心地，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順利過渡成為新書業的中心。相較而言，北京新的文化消費空間則經歷了一個從外城轉向內城的過程。

當沈從文在北京的城市中心有了一年多居住經驗后，他撰寫《一天是這樣度過的》時，繪制了一條路線計劃。作為一個外來者，沈從文對北京的空間十分敏感。文章中點出屬于北京城內新興文化消費區域的西單、東單以及代表了當地市民階層趣味的大柵欄。沈從文不過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北京追逐閱讀時尚的眾多新文學讀者的一個縮影。對于購買時新的文學、文化書籍，當時的知識青年都視作一種時髦風尚，力求迅速地讀到，并參與到討論的場域之中。譬如，一九二六年八月魯迅的小說集《彷徨》由北新書局出版后，即引發讀者搶購，九月份有讀者在《世界日報·副刊》撰文稱：“預約這本書是從西城走到東城，以后親自去取了兩趟，說沒有出版，空手跑回。昨天才請西城的代售處取了來”，方將這“渴望許多時”的小說集讀完。

北京的書業，中心地實際上在琉璃廠，可是因為所在地位于外城，不在新興的學校區域核心，又以價錢的毫無通融，“琉璃廠一帶，只變成發行所性質”（得中：《北平的書攤》，載《十日談》一九三四年第四十三期）。新書店多選擇棲身于東安市場或者西單商場。至于形制與風格，有的是店鋪門面，有的是沿街設攤。位置的便利，是天然的地理優勢。因為在近處坐落著如北京大學、朝陽大學等高等學府，還有許多中學，從北大沙灘，步行可達，使得到書店來看書淘書，有可能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項內容，其他較遠處的讀者，亦可乘坐電車前來。倚靠學校這樣的文化區域越近，越能招徠讀者的光顧，書店老板深諳此中門道，如果不能在東安或西單落腳，則竭力靠近學校。譬如，北新書局剛成立時，新潮社出版的書以及《語絲》周刊都移交書局發行，另代售一些別處出版的文藝書刊?！伴_張之日，其時僅買一張書桌幾只木箱作為書架，因陋就簡的辦起來了，寓所就租在北京東城翠花胡同西口，離沙灘北京大學很近。”“后來因為房子實在不夠用的，才遷移到皇城根翠花胡同西口南首，到一九二七年春天遷到了東廠胡同西口?！保ú淌骸侗毙聲趾喪贰罚d《出版史料》一九九一年第二期）兜兜轉轉，實則一直在北大附近。

此外，東安市場和西單的書肆還有價格低廉的優勢。時人披露，“書攤的批書，在書局里有‘同業優待’，如商務印書館的書籍，可以七五折或七折躉到，而書攤賣書，又因同業競爭之故，不能按實價出售，每每八折或八五折，便可賣出。結果在書攤或小書店買書，可以比到本館去，有些通融。這樣，形成了東安市場和西單市場的書攤的發達”（得中：《北平的書攤》）。如此一來，自然聚集眾多知識分子前往。

在這樣的商業空間中，“買書”，被落實為一種日常生活的物質消費實踐。一九二五年，周作人的小品文《北京的茶食》就曾敘述在東安市場的舊書攤買到日本文章家五十嵐力的《我的書翰》。另外，在書攤閑逛的經歷，也增加了讀者與作為商品的新文學“相遇”的可能。譬如，《世界日報·副刊》上登載過一篇關于許欽文小說集《故鄉》的評論，作者子卿稱：“前天在東安市場買東西，走過書攤，我的視線被《故鄉》的書面上的紅色引住，因為覺得封面畫也很有趣，就決定買了一本，現在已經完全讀過了……”一九二六年刊于《語絲》雜志的一篇小說則直接以“到書店去”為題，將兩位新式男女青年的戀愛約會，置于“到北新去取預約書”的情境。

穿梭、流連于書店街營造的文化氛圍中，不論是新奇的打量、環顧，還是從容的瀏覽、挑選，游蕩行為本身就賦予了閱讀以一種商品屬性。在這個過程中，閱讀構成了現代文化及消費的焦點。漫步書店街，形塑了文學讀者對城市對新的知識系統、生活方式以及對自我的認知。

本文發表于2016年7月《讀書》雜志，原題為《漫步書店街：城市空間中的新文學讀者》，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