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是世界糧食日，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響，全球糧食短缺的人口大幅增長，對于糧食援助的需求也進一步上升。中國曾是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的最大受援國，但隨著經濟發展和綜合實力的提升，中國開始轉變為援助國，通過多種途徑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農業生產能力。這個在農業領域的事例也說明，中國在世界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21世紀以來，國際發展援助合作體系隨著中國等新興國家的不斷成長而開始發生巨大變化，他們在發展援助領域的影響力不斷上升。新興國家開始為國際發展援助提供新的發展經驗，也開始利用制度化的手段推動全球發展。

2018年，中國成立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開始完善對外援助管理體制。今年1月10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新時代的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白皮書，全面闡述了新中國自成立以來，通過對外援助等方式在經濟社會發展領域開展的多雙邊國際合作理念與實踐。8月31日，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對外援助管理辦法》，進一步完善了對外援助管理體系。面對著新的國際變化下的新挑戰，中國對外發展援助的敘事和方向也在發生著持續漸進的變化。

“新世界主義”下的新發展敘事

作為經濟發展最快的發展中國家之一，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當前，中國的國際地位已不同以往，也開始影響著世界。中國對于發展的不同理解，也在挑戰著西方幾百年來建構出的敘事，這一點在對外援助方面也有所體現。

“西方人的精神世界是基督教影響下的個體主義，將人從家庭中抽取出來而置于規范的治下，這些精神文化要素是服務于西方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擴張的意識形態基礎，為其獲取霸權提供了必要的社會支持——這，就是西方的‘世界主義’。”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名譽院長、文科資深講席教授李小云10月12日在該院舉辦的“全球公共品與國際發展”年會首場對話中指出，“在此基礎上展開的公共品生產和供給實踐，看似具有公共屬性和全球性，但事實上呈現出極強的改造他者的干預性，這一點在西方對外援助實踐中表現得非常明顯。”

2021年10月12-14日，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CIDGA）/中國南南農業合作學院（CISSCA）以“全球公共品與國際發展”為題，舉辦了CIDGA 2021年會暨發展知識講壇2021年第56-65期十場對話。李小云在首場對話中講話。 會議主辦方 供圖

李小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從事發展援助工作，從一個受援國的代表和“中間人”成為了援助國的專家，也見證了國際發展援助幾十年的發展變遷。他提出了“新世界主義”的概念，這種“新世界主義”從社會文化角度來說，“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的有效結合后，在其指導下的公共品供給，具有去改造化、去條件化和去西方主導化三個特點。”

“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已經接受了后殖民主義、反殖民主義，我們是在被壓迫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我們也會理解其他被壓迫人的心理處境，也會理解這個敏感性。”李小云在會上回答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提問時表示，中國歷史上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類似的經歷與共情，以及目前國際格局的約束性，讓中國有理由、有基礎去避免像西方那樣以直接干預和附帶政治條件的形式進行發展援助。

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為代表的北方國家建立起了一套發展援助的敘事和理論，其中也包含著“良治”（good governance）的捆綁式援助方式。2011年，OECD曾敦促中國簽署一個約束性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協議，提出中國的對外援助要遵守它們主導制定的規則和標準——對外援助附加民主、自由和人權條件，但中國從未接受，至今始終堅持無條件援助的一貫原則。

“這其實是發展過程中的悖論。西方自以為提出了‘良治’，但其實反而容易給發展中國家當地造成‘援助依賴’（Aid Dependence），也可能造成‘強加的殖民主義’（imposed colonialism）。雖然他們都說‘我們是為你好’，但其實是對當地文化的一種扭曲，或者是培養出了一批所謂的‘代理階層’。”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國際關系學系教授唐曉陽在會議期間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片面地強調‘良治’，實際上對發展的整體性沒有很好的照顧。”

實際上，西方主導的國際發展援助的有效性問題從上世紀70年代就已經出現，主要原因在于西方主導下援助體系的結構性缺陷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的角力。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非洲每年收到的援助金額超過600億美元。但這筆錢并未完全花在非洲人身上，其中一部分會通過雇傭西方管理顧問等方式用于為捐助者提供服務。《衛報》援引非政府組織行動援助組織（Action Aid）2011年的一份報告指出，2012年OECD對非雙邊援助總額的五分之一流回了捐助國或是以減免債務的形式被抵消。

另一方面，外來資金可能成為內部改革的替代方案，得以讓受援助的貧窮國家以低稅收來保障財政可持續，但低稅收并沒能激發“放任資本主義”的活力，反而讓這些國家的發展失去動力。

與西方相對應的是，中國對外援助與非洲國家等受援國在經濟潛力上的互利性。澳大利亞學者江詩倫（Lauren Johnston）與德國學者馬麗娜·魯佳克（Marina Rudyak）曾撰文指出，中國對外援助模式的核心是一種“知識創造鏈”塑造而成的集援助、貿易和投資三位一體的模式，這種模式源于蘇聯和日本對中國的援助、中國自身的發展經驗，以及中國半個世紀以來的南南合作經驗。

“中國在發展合作方面其實有自己的一套辦法。比如中國很少會給對方打預算賬戶，即使是貸款或是一些大家說好的項目，更多的是中國企業實地建設、擴展、運營到移交，實際上給受援國的是一個已經建成的項目，這樣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西方國家使用現金交易時出現的資金挪用、使用不到位的情況。”唐曉陽認為，就目前來看，這樣一種市場化和商業的、以實用項目為主要形式的合作是可持續的，對于中國企業和受援國來說也是“雙贏”，雖然也有一些小問題，但是總體還是得到了歡迎和比較好的效果。

持續漸進的國際發展合作改革

從上世紀50年代起，中國就已經開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始逐步調整對外援助計劃。而隨著中國成為全球主要的援助國，世界各地的媒體都在密切關注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行為，中國的對外援助改革也在持續漸進中。

唐曉陽在CIDGA 2021年會“中國區域國別與國際發展合作”圓桌對話上。  會議主辦方 供圖

2018年3月，中國建立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開始對外援助管理系統進行結構重組，標志著一個新階段的開啟。今年年初，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了《新時代的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白皮書，正式以“國際發展合作”取代“對外援助”，并將國際發展合作定義為：“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國通過對外援助等方式在經濟社會發展領域，包括人道主義援助方面開展的雙多邊國際合作”，提出了中國利用比較優勢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重要性。

今年8月31日，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對外援助管理辦法》。該辦法首次明確了三大部門的職能定位和職責分工，從管理體制上解決了中國對外援助管理的碎片化問題，也提出了拓展和創新對外援助形式，同時明確了對外援助項目監管評估和對外援助數據庫建設方案，強調了監督評估的必要。

“這個新辦法基于我們過去二、三十年來經驗的不斷改進，也是適應新環境下的辦法。我們現在的援助從原來很有限的一些項目和參與者，到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形式，這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總結，它會更有利于我們在接下來一個階段里更有效率、更規范地來進行一些操作。”唐曉陽告訴澎湃新聞，隨著未來形勢的變化，如疫情后的對外援助力度加大、中國自身及被援助國家的發展水平提高等，未來中國的對外援助方向可能還會有新的調整。

然而，中國在國際援助體系中逐漸從一個受援國轉變為一個援助國，這一改變也剛剛發生不久。中國的對外援助與國際發展合作仍然是一項“朝陽事業”，在實踐中也有一些需要進一步思考和應對的方面，如加深國際交流、更加充分利用多邊合作機制、提升援助透明度、構建新的援助框架等問題。

對此，商務部研究院國際發展合作研究所所長王濼在10月13日的“中國區域國別與國際發展合作”圓桌對話上表示，在推動區域國別研究和國際發展合作的路徑和方法上，政策界和學術界需要更多的互動，未來還要調動特別是包括企業在內的各方資源，社會資源動員和高校的學科兩條道路相互推進。

“中國已經進入了區域國別研究的發展機遇期，但當下的區域國別研究還不能滿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推進“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翟崑教授也在這場對話中提議，區域國別、國際發展合作和國際關系等領域的實踐專家和學者應組成一個研究網絡，共同推動中國區域國別與國際發展合作的實踐與研究。

“中國也需要更加明確和清晰的全球發展治理觀來指導國際發展實踐，加強國內制度建設和能力提升，培養普通民眾的國際意識，在與世界互動中提升自己和塑造世界。”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綜合處處長周太東也在會上指出，不只在于如何“講述中國故事”，更在于如何更好地了解世界。

美國總統拜登上臺以來，意圖加大與盟友合作的力度，尋求多邊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的七國集團（G7）峰會期間，拜登提出了“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計劃。據新華社報道，該計劃旨在建立“主要民主國家領導的價值觀驅動、高標準和透明的”基礎設施伙伴關系，滿足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需求，但投資規模值得懷疑，且目的不純，難以獲得發展中國家的廣泛認同。不過，這也意味著，面對西方國家的話語競爭，中國應該形成自己的應對方案。

“中國需要找到根本的知識體系，在西方區域國別研究的基礎上，且在修正其問題的基礎上來構建新的研究框架。”唐曉陽指出，“以平視，而非像歐美國家一樣俯視其它發展中國家，以更深入更實踐，更交互性的視角來開展實踐，實現理論創新。”

正如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院長徐秀麗與李小云在《文化縱橫》上撰文所說，中國語境下的“發展”和英語世界中的“development”存在主客體語境上的差異和話語上的轉化，而對這一轉換的歷史動態的把握將是打開發展新知識的關鍵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