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莆田平海鎮的刑事案件日前引發了關注。據報道，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間存在圍繞建房問題的歷史矛盾，積怨在多年后爆發，釀成慘案。感慨之余，我們需要深思，這一案件背后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又該如何避免類似的事情再度發生？

從本人長期的基層調研經驗來看，這次的案件實際上反映了當前的我國農村的一大問題，即矛盾糾紛沒有一個有效的調解機制，很多矛盾糾紛無法被解決，只能積累下來，然后在一次劇烈沖突中爆發。這種爆發都常常會伴隨著身體暴力，有時甚至還會將一些灰黑力量卷入其中，嚴重影響農村居民的生活以及農村社會的穩定。

當前的我國農村社會已經進入了矛盾糾紛的多發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社會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2000年以前，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于種地，因而對于土地非常重視，經常由于耕地和山林的邊界發生糾紛；2000年到2010年左右，農民大量外出務工，農村只剩下了老人孩子，由于農業收入不再重要，于是農村里矛盾快速減少，此時的農村可以說非常平靜；但在2010年之后，農村有了新的變化，一是國家對農村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開展了一系列旨在改善農民生活水平的治理活動，使得農村生活環境得到了大幅度改善，農民回鄉建房成為了潮流；二是工商資本大規模下鄉，在政府的號召下，近年來各種工商資本大規模下鄉投資農村產業，農村的存量資源開始變成了流量資源，各種農村資源都有了變現的可能性。例如在當前的農村，農民即使不種地，只需要將地租出去，一畝地每年也能帶來至少600元的租金收入。

由于農村的利益突然變多了，農民之間的利益矛盾也就多了起來，尤其是與土地相關的矛盾多了起來。農村土地主要分為耕地、山林和宅基地，其中耕地的邊界較為固定，無論利益多寡，農民都很少會因為耕地產生矛盾。但是山林的邊界是不清晰的，而現在山林租出去便有租金，被征地了還有豐厚的補償，因而每個農民都想多占一點，于是矛盾糾紛便產生了。例如我在安徽某村調研時看到，當地以前在劃分竹林時是依據山頭來分，一家分一個山頭，這種分法偏差可以多達十幾畝，2019年當地建了一個竹制品加工廠，有老板到該村承包竹林，一畝地一年的租金達到200元，這導致原本平和的山村突然炸了鍋，村民之間立刻陷入了激烈的紛爭中，不少人還因此大打出手。與山林引發的糾紛相比，更激烈的由于宅基地引發的矛盾，中國人來說，房子不僅是用來住的，還是家的載體、地位的象征、立足的根基，中國人對于房子一種特殊的感情，因此在建房子的時候，所有人都希望可以建得大一點、多一點。但是房子建得大、建得多就需要占用更多的土地，而能用于建房的土地資源是有限的，一戶人家占用的面積多就要壓縮其他人家的面積，這必然會導致矛盾。

在矛盾糾紛日漸多發的情況下，當前我國農村社會卻在逐漸失去矛盾調解能力。如前所述，現階段農村社會中的矛盾糾紛基本上都是利益糾紛，要解決利益糾紛，關鍵是在糾紛各方之間劃出一條大家都認可的利益邊界。

在傳統社會中，官府的治理能力有限，對農村社會主要是采取“簡約治理”。對于各種民間糾紛，主要是依靠“鄉紳”群體來進行處理，這些鄉紳往往都是一些年紀較大、通曉事理、甚至可能當過官的人，他們在農村社會中很有威望，深受農民信任，因而當出現了矛盾糾紛后大家都會找到他們，由他們來進行調解；而他們也需要在這種場合中發揮作用，從而鞏固自己的權威。與此同時，傳統農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農民之間存在緊密的社會關系，并且在可以預期的未來，都還將繼續一起生產生活、相互扶持，因而在處理矛盾糾紛的時候每個人都會從彼此關系出發，不會錙銖必較。因此，鄉紳在調解矛盾時，只需要針對具體矛盾講道理、擺依據，然后依照慣例劃定各方利益界限，便能化解矛盾。

從新中國建立到2000年以前，雖然傳統的鄉紳群體消失了，但是社隊干部接替了他們的位置，在農村社會中承擔著調解矛盾的功能。在這一時期，社隊干部對于矛盾糾紛的調解方式和以往沒有本質區別，只是他們的權威來源從文化修養和宗族結構變成了村集體賦予。實際上，這種矛盾糾紛的處理方式也得到了國家的認可，1988年，國家在制定《村組法》的時候，明確規定了對于不涉及刑事責任的社會糾紛，可以交由農民自己通過“村民自治”的方式加以解決。但是隨著我國社會整體的持續快速發展，當前的農村社會已經發生了劇變，使得傳統的矛盾調解機制的逐漸失效。

首先，農村社會中的人際關系發生了改變，人與人正變得日益冷漠，這使得當出現矛盾之后，農民不會再相互退讓，而是會錙銖必較，導致矛盾無法化解。在當前的農村社會中，打工已經成為了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農民之間的社會交往正在快速減少，同時，消費主義、功利主義價值觀已經浸透了農村社會，農民也逐漸變成了精致利己主義者，這導致農村社會內部的社會關系日漸稀薄。當利益矛盾無法再用社會關系來進行潤滑，就會變成赤裸裸的利益沖突，更加難以調解。

更重要的是，當下的農村社會中已經沒有了一個能夠受到普遍認可的公共權威。傳統的公共權威來自于傳統文化和宗族結構，集體化和改革開放初期的公共權威是來自于強有力的集體組織，但在當下的農村社會中，傳統的宗族結構已經消失，集體組織也失去了強制能力，因而即使是村兩委組織，也已經失去了讓人信服地劃分利益界限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其實很多時候并不是村干部不想調解矛盾，而是村干部根本無法調解。在我調研過的一些地區，例如湖北省和安徽省的一些縣份，當地甚至出臺了政策，規定村干部每調解一例民間糾紛，政府對于調解人獎勵現金100元，上不封頂，但是即便如此，村干部一年也調解不了幾例糾紛，不是村干部不想掙這個錢，而是老百姓已經不信服他們的調解了。

當農村社會失去了調解能力后，各種矛盾糾紛便只能不斷積累了，直到最后以極端的形式爆發出來。

對于這個問題，國家的基本思路是試圖利用“送法下鄉”來加以解決。具體而言，就是由司法機構使用有國家背書的法律來為農民調解糾紛。自1997年提出“依法治國”以來，便一直在有意識地向農民普及法律知識，并設立基層法律機構，引導農民用法律來解決矛盾糾紛問題。根據我們的調研，當前全國絕大部分地區的村委會都聘請了專業的法律顧問，每個鄉鎮都有司法所，每個縣都有人民法院。但國家主導的“送法下鄉”在調解農村社會矛盾問題時能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

這首先是由于司法系統的應對能力不足。當前農民之間的糾紛都是利益糾紛， 僅靠法律顧問和司法所的勸解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要真的實現利益劃分就要上法院打官司，但是中國太大了，農民太多了，相較于司法系統的應對能力，農村社會中每天產生的矛盾數量都是一個天文數字，依靠法院判決是無法解決這么多矛盾糾紛的。以此次案件的事發地莆田市秀嶼區為例，截至2019年，該區常住人口為50.1萬，農村人口占比56.4%，數量為28萬余人，但是只有一個人民法院，僅靠打官司，顯然是無法解決農村矛盾糾紛問題。

其次，法律在農村中的實際效力是有限度的。法律是一套規則，其背后是國家公權力，但是農村社會內部也有自己的規則，其背后是各種傳統與情理，在農村社會中，情、理、法之間存在分歧是常有是事情，例如在農民看來，當受到他人的身體暴力時“打回去”是很正常的行為，甚至出現一些“過激行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從法律上來講這絕對是不行的，后果嚴重時還會導致刑事責任。這種理和法之間的沖突使得很多農民對于法律的態度比較消極，在遇到矛盾時不愿意尋求法律渠道來解決。因此，單純依靠法律難以解決所有農村社會矛盾。

在當前這種狀態下，有些問題突出的農村就像是一個“高壓鍋”，農民之間的矛盾每天都在產生，但是無法得到化解，只能積累在那里，直到某一天突然爆發，釀成慘案。顯然，我們不能放任這種現狀繼續發展，必須重新建立一種能夠有效化解農村社會矛盾的體制機制。

如前所述，司法判決由于其應對能力的限制，并不能作為農村矛盾調解的常規手段，因此，要建立適合農村社會的常規性矛盾化解機制，我們依然需要在農村社會內部進行探索。傳統矛盾調解方式之所以失去效力，其問題主要出在兩個方面，一是農民之間的社會關聯出現了弱化，各種利益矛盾都變成了赤裸裸的利益沖突；二是農村社會內部失去了能夠調解各種利益矛盾的公共權威。其中，社會關系弱化的問題是無解的，在當前時代背景下，農村已經無法再回到過去那種溫情脈脈的“熟人社會”了；但是對于公共權威缺失的問題，農村社會還有“回旋”的余地。

要在農村社會中重建公共權威，首先需要重塑公共主體。村級組織是農村社會中最重要的公共主體，在當前時代背景下，重建其公共權威顯然已經無法再依靠宗族文化和強制能力了，從全國各地的基層治理實踐來看，強化民主實踐是樹立村級組織公共權威的首要路徑。實施以村民和村莊為本位的農村治理。通過民主選舉的政治過程，可以將真正受到農民認可的村民選為村干部；通過實施以農民和村莊為本位的治理活動，可以讓村級組織和村干部進一步獲得農民支持。通過將村民組織起來，并切實代表村民開展治理活動，便能夠重建村級組織的公共權威。

其次，需要推動村莊內生利益劃分規則的形成。要有效調解農民之間的利益矛盾，不僅需要有權威性的調解主體，還需要有普遍認可的利益劃分規則。基于農村社會的特殊性，這種利益規則不應是法律條文的翻版，而應該在不觸碰法律底線的情況下結合村莊的地方性規范來制定，從而獲得農村居民的普遍認同。在獲得區域內農村居民的一致認同后，還應賦予其法律效力，從而強化其劃分利益界限的效能。

當農村重新有了廣受認可的公共權威和利益分配規則后，才能夠對各種新增利益進行清晰且受到普遍認可地分配，進而化解日益激增的社會矛盾，防范各種惡性事件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