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5年去世的彼得·蓋伊被認為是“美國首屈一指的文化史學家”，他的著作在中國也出版了多部，包括五卷本《布爾喬亞經(jīng)驗》第1卷《感官的教育》，《啟蒙時代（上）》。日前，《啟蒙時代（下）》也已由北京世紀文景出版。《啟蒙時代》上下兩卷以100萬字的篇幅，為讀者呈現(xiàn)了18世紀英國、德國、法國、美國的思想文化思潮如何相互交往、影響、融合，并形成合力。

本文選自該書，講述了識字率上升對啟蒙運動的影響。

文人共和國繁榮昌盛的首要條件就是要有廣大的閱讀公眾；只有擁有廣大的讀者，作家才能擺脫任性專橫的贊助人，自由決定自己的題材，確立自己的獨特風格。盡管閱讀習慣很難判定，統(tǒng)計資料缺乏且難以索解，但有證據(jù)表明，啟蒙時代已經(jīng)形成了廣大的讀者群體。在日內(nèi)瓦和荷蘭共和國等加爾文宗國家，民眾求知欲旺盛；在英國，朝氣勃勃的清教徒在17世紀時即已成為龐大的讀者人群。在休謨和伏爾泰時代，這些國家的讀書風氣日益濃厚。1781年，塞繆爾·約翰遜把英國人稱作“讀書的民族”，這樣的夸大其詞并不出人意表，因為這還算是有節(jié)制的。一年后，一位十足的親英狂、瑞士旅行家卡爾·菲利浦·莫里茨欣喜地發(fā)現(xiàn)人人都在閱讀以多種廉價版本再版的英文名著；他的女房東，一位裁縫的孀婦，在讀彌爾頓的作品，而且在莫里茨看來，她能讀懂彌爾頓。

其他國家的識字率也有了大幅提高。在法國（從結(jié)婚證書上的簽名判斷），成年人識字率從1680年的40%上升到1780年的70%。中產(chǎn)階級自命不凡的優(yōu)雅曾為莫里哀提供了豐富的喜劇素材，如今開始被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租借圖書館誕生于18世紀，在外省城鎮(zhèn)和巴黎，租借圖書館如雨后春筍般出現(xiàn)。路易十六統(tǒng)治時期，里昂的公共圖書館自豪地擁有55000多冊藏書。在其他城市，雄心勃勃的市長們收集并公開展出豐富的私人收藏；大學和地方私立學校的圖書館每周開放好幾天，以滿足人們?nèi)找嫱⒌拈喿x需求。文學社團紛紛出現(xiàn)，18世紀60年代之后發(fā)展尤為迅猛；有教養(yǎng)的外省人租用閱覽室，訂閱新式期刊，成套購買狄德羅的《百科全書》。德國人的教化雖然遲緩，但也在向前推進：1762年，維蘭德欣喜地發(fā)現(xiàn)“讀者人數(shù)穩(wěn)步增長”。到18世紀末，俄國和倫巴第的貴族中仍不乏文盲，但在西歐，文盲主要存在于下層社會。

當然，單純的識字其實沒有多大意義。數(shù)百萬法國人會寫自己的名字，通常還能寫點兒其他東西，但沒有多少人能閱讀通俗刊物，更不用說哲學讀物。1762年，盧梭出版《愛彌兒》和《社會契約論》之年，一部關(guān)于公共教育的匿名著作（作者可能是狄德羅）估計，法國只有不到10%即180000名7-18歲的兒童接受過起碼的學校教育；其余的適齡兒童只有少數(shù)接受過一些初步訓練，他們被永遠擋在嚴肅文學的門外。在德意志，漢堡、萊比錫等少數(shù)繁榮的商業(yè)城市，擁有一定規(guī)模的讀者群，有一些小出版社為不大的閱讀需求服務(wù)；但這樣的城市少之又少，其他德意志邦國的讀者人數(shù)微不足道，盡管他們在社會上屬于重要的少數(shù)人。德國出版商靠烹飪書、歷書和法語語法書贏利，歷史、科學和哲學書籍的印數(shù)很少超過500冊。雖然各種通俗百科全書售出了成千上萬冊，但18世紀80年代末，歌德作品集的第一版僅有區(qū)區(qū)600訂戶。無怪乎德國作家自己就認定條頓民族的教化事業(yè)舉步維艱。

英國的情形要好得多，但仍有很多窮人是文盲，他們即使能進入慈善學校，也只學會讀宗教小冊子或感傷小說。盡管有不少咖啡館和租借圖書館，也只有極少數(shù)英國人曾讀過一份報紙或一本文學書。法國大革命時期，伯克估計，嚴肅讀物的讀者人數(shù)大約只有80000人。約翰遜所謂的“讀書的民族”看來屬于意氣風發(fā)和聳人聽聞之辭。

不過，姑且不論18世紀的閱讀水平如何，其讀物數(shù)量始終不斷增長，閱讀公眾的構(gòu)成和趣味也發(fā)生了變化。學者與普通讀者之間的較量最早出現(xiàn)于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此時已波及西歐各地以及西歐的文化前哨北美殖民地。學者在這場較量中敗下陣來。樸實無華的風格——這種風格并非清教和衛(wèi)斯理宗牧師所獨有，也是哲學傳播者的標志——取代了矯揉造作、繁復華美的風格；合理明晰成為好作品的公認標準。英國和法國的詩人、劇作家贏得了古典作家般的顯赫地位：18世紀的文學學者編訂這些名家的作品，其態(tài)度之虔誠不亞于古典學者對待希臘羅馬的大師。此外，英語和法語最終在18世紀發(fā)展出完善而復雜的形態(tài)，編撰權(quán)威語言詞典不僅可取而且可行。

這些不可逆轉(zhuǎn)的新現(xiàn)象導致了一個重大后果（同時也是間接起因）：拉丁語的沒落。16世紀，法國出版的書籍中每3本中就有2本使用拉丁文（德國的比例更高）；到18世紀80年代，相應(yīng)的比例完全改觀，法國每出版20本書，德國每出版11本書，才有一本是拉丁文的。“博學者”（érudits）促成了這種轉(zhuǎn)變。16世紀的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大多專門為有學識的讀者寫作；17世紀，霍布斯和笛卡爾嫻熟地使用本國通俗語言撰寫出最重要的著作。啟蒙哲人完成了這場語言革命。1688年，克里斯蒂安·托馬西烏斯在萊比錫大學用德語授課，輿論為之嘩然；后來，他更加離經(jīng)叛道，出版文學和道德教育雜志《每月論譚》，創(chuàng)立了德國新聞業(yè)。

托馬西烏斯的德文文體拙劣，還夾雜著法文詞匯和佶屈聱牙的句式，但他的首開先河之功是無法抹殺的。作為托馬西烏斯的繼承人，德國“啟蒙學者”（Aufkl?rer）同英國和法國啟蒙哲人一樣樂于用母語寫作，不再有任何屈尊態(tài)度，到萊辛時代，他們已經(jīng)用德語創(chuàng)作出卓越的作品。

閱讀公眾人數(shù)有限的貴族化特征雖然有好處，啟蒙哲人卻發(fā)現(xiàn)這未必完全是好事。大多數(shù)人喜歡的是拙劣的小說、異想天開的游歷故事以及中傷他人的政治流言蜚語，這些讀物成為讀者大眾的主要精神食糧，他們也沒有表現(xiàn)出接受高雅精神食糧的意愿，這就意味著有成千上萬的讀者不會去讀啟蒙哲人的著作。因此，啟蒙哲人像古往今來一切有教養(yǎng)的人那樣，哀嘆大眾鑒賞力低下。伏爾泰對法國報刊撰稿人嗤之以鼻，稱之為文學界的“賤民”（canaille），狄德羅在《百科全書》中斥責大多數(shù)雜志是“渾噩無知者的飼料，胸無點墨卻信口開河者的談資”；“胸無點墨”云云，狄德羅指的是這些人不讀啟蒙哲人的大作。

18世紀的閱讀公眾雖然沒有文人希望的那么多，閱讀品味也較為粗俗，但幾個國家的讀者規(guī)模、財力和鑒賞力卻足以支撐一種文學體制：18世紀60年代，生計艱難的奧利弗·哥爾德史密斯愉快地表示作家無須再依仗大人物的鼻息，“除了公眾之外，他們?nèi)缃駝e無其他贊助人，而公眾基本上是和善而慷慨的主人”。他的樂觀有點超前，即便對于英國來說。不論英國還是歐洲大陸，正因為有買書的男女讀者，作家才得以走上追求獨立之路，因為收入與尊嚴成正比。

實際上，作家地位的提升，部分是由于越來越多的貴族拋棄了目空一切的等級觀念，投身文學生涯，部分是因為以自食其力為榮的商業(yè)價值觀的傳播。正如文人們一再發(fā)現(xiàn)的那樣，在私人沙龍也好，皇家宮廷也罷，體面的社會地位主要還是取決于財富，越有錢地位越高。伏爾泰斷定，大多數(shù)作家并不富有，而貧窮“消磨意志；宮廷里的哲學家與國王的首席大臣沒有什么不同，都是奴仆”。至于他本人，他以動人的坦率補充說：“我見過太多的作家因貧窮而遭人白眼，所以我早就決心不讓自己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分子。”伏爾泰的證言值得認真對待，因為他像塞繆爾·約翰遜一樣，是18世紀作家利益最熱心、最有力的代表。

第一個讓文人獲得體面的社會地位和足夠的經(jīng)濟回報的國家是英國。冷靜務(wù)實的藝術(shù)家亞歷山大·蒲柏千方百計地讓自己的才華獲得回報，最終偶然想到用征訂的方法出售自己翻譯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一舉賺得9000多英鎊，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之后不久，約翰·蓋伊的《乞丐歌劇》在18世紀20年代風靡一時，其續(xù)集《波莉》卻未能獲得演出許可證，他轉(zhuǎn)而把《波莉》劇本出版，獲得1 200英鎊的收入。塞繆爾·約翰遜像蒲柏一樣務(wù)實地看待文學職業(yè)，在能言善辯方面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完成了蒲柏開創(chuàng)的事業(yè)。約翰遜承認——其實是自信地斷言——他自己和任何其他人一樣，從事寫作的惟一動機是為了錢。這話雖然直白，卻并不是出于什么報復心理。

約翰遜的巨著《英語詞典》原計劃3年完成，實際花了9年時間，稿酬卻僅有區(qū)區(qū)1675英鎊；詹姆斯·博斯韋爾對此大為不滿，但約翰遜不僅沒有指責出版商，反而認為“書商是寬宏大量、心胸開闊之人”。事實上，出版商雖然通常都很精明，但偶爾也會冒一冒險：年輕的大衛(wèi)·休謨在默默無聞時出版《人性論》，僅得到50英鎊稿費；這筆錢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因為銷量慘淡，出版商還是虧了本。休謨成名之后的稿酬相當優(yōu)渥：《英國史》第一卷的稿酬為1000英鎊，之后各卷的稿酬更是節(jié)節(jié)攀升。

出版業(yè)是一個世俗行業(yè)，18世紀從這個行業(yè)獲益的主要是世俗作家，不過，通俗布道詞的作者不會等到上天堂時才收取報酬。休謨的朋友、愛丁堡高教會牧師休·布萊爾憑借四卷布道詞獲得超過1700英鎊的收入。第一卷出版時，出版商威廉·斯特拉罕付給布萊爾100英鎊，該書上市后銷路很好，其他出版商競相為之后各卷開出高價，斯特拉罕立即與布萊爾重新簽訂了一份合同；自由企業(yè)并不只為商人帶來利潤。18世紀70年代，因為耗得起時間，而且其本人儼然已成為一項奇貨可居的資產(chǎn)，吉本更是單方面開出條件，要求與出版商分紅。

當然，許多作家的處境一如往昔，窮困潦倒的蹩腳文人淪為心狠手辣的出版商的獵物。暢銷書作者其實也是受害者，只不過得大于失而已。禁書出版業(yè)有力地促進了新思想在歐洲各地的傳播，出版商瞞騙海關(guān)官員、賄賂審查官時膽大妄為、肆無忌憚，盤剝作者時更是心狠手辣；地下出版商竊取手稿，非法翻印，拖欠稿酬。然而，在18世紀（如同我們這個世紀一樣），為數(shù)不多的作家僅憑寫作就能過上舒適的生活，這種前景本身就能夠激勵作家走向獨立。

法國作家爭取自主和自尊的努力遠比魏瑪?shù)耐谐晒Γ步?jīng)歷了漫長艱辛的奮斗。17世紀，由于財政和社會兩方面的因素，法國作家未能贏得獨立。笛卡爾曾將200本《方法談》免費送人，他大半輩子都是靠皇室賞賜為生。莫里哀憑借《偽君子》一劇獲得2000里弗巨款，但皇家贊助人和貴族觀眾從來不會讓他忘記自己出身卑賤。18世紀初，詩人魯索備受尊敬，成為上流社會的常客，他的贊助人總是擺出一副屈尊紆貴的姿態(tài)，像對待戲子一樣對待他，不懷好意地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的小資產(chǎn)階級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