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南京農業大學李昕升博士的《中國南瓜史》將在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出版。本文是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曾雄生教授為此書所寫的序言，原載于《中國農史》2016年第3期。經作者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原文注釋省略。）

昕升博士將其書稿《中國南瓜史》電子版發來，囑為其作序。我在倍感榮幸之余，又深感惶恐。鄉賢歐陽修有言：“不怕先生罵，卻怕后生笑。”昕升博士，以而立之年，便完成了一項農史研究的拓荒之作，真是后生可畏。

中國的農史研究事業，自先賢草創，已近百年，其間風風雨雨，坎坎坷坷，至今薪火相傳，后繼有人。其中南京農業大學的農業遺產研究室一直走在全國的前列。先是有萬國鼎教授啟山林于前，后是有繆啟愉、李長年諸家并起于后，今則有老友王思明教授繼往開來。昕升博士是王思明教授的高足。王教授是國內農史研究者中為數不多的具有海歸背景的學者，倚重其寬廣的國際視野，他領導的團隊對外來作物，特別是對花生、辣椒、陸地棉等，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做了大量富有創造性的研究。并取得“出人才出成果雙豐收”。昕升博士及其《中國南瓜史》就是成果和人才的集中體現。

幾年前就聽說，王思明教授有個學生要對南瓜史進行研究，初聞者不免為之一笑，以為南瓜，就像它的味道，平淡無奇，沒有什么值得研究的。的確，與米、麥、桑、麻、棉等主要農作物的歷史相比，學界對于一些看似無關緊要的蔬菜作物的歷史的研究本就相對欠缺，對于南瓜歷史的研究更是如此，僅有的一些研究“散見于各處，專題研究較少，且研究不深、內容局限、不成系統，無論是南瓜栽培史、南瓜技術史還是南瓜文化史，均存在嚴重的研究不足”（見本書緒論）。由于前人的研究不多，這也就使這項研究的開展少了一些憑藉，而多了一些難度。是誰初生牛犢不怕虎，敢于挑戰這樣一個有難度的題目？沒錯，這個敢于突破的年輕人便是李昕升。他選擇南瓜的歷史作為博士論文選題，就如同當初第一個吃西紅柿的人一樣勇敢。

我想昕升博士選擇南瓜作為研究對象，除了受到導師的影響之外，還可能跟他對于學術價值的認識有關。作物本身經濟價值的大小，并不影響作為研究對象的價值。“萬物皆有理”，小道也有可觀。宋儒朱熹有言：“雖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豈不可以格。如麻麥、稻梁，甚時種，甚時收，地之肥，地之磽，厚薄不同，此宜種某物，亦皆有理。”從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作物上，同樣可以看到古人對于作物，對于自身、對于土地、對于資源、對于環境、對于人與自然的良苦用心。它是自然選擇和人工選擇的產物，更連接著人類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但是由于我們的偏見，實際上也影響到對于農業歷史的全面把握。

在學界，以南瓜為代表的蔬菜作物，其受重視程度雖不及糧食作物，但其作用卻不能等閑視之。中國民間一直流傳著“糠菜半年糧”的說法。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美國學者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曾經指出：“過去和現在都大量消費的唯一的其他食物是蔬菜，在1955年中國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吃了230斤蔬菜，差不多占所吃糧食的一半蔬菜。”我曾從中國人食物結構的演變，探討蔬菜在中國人生活中的地位，發現中國人蔬菜的消費量并不像谷物類主食一樣，隨著動物性食品的增加而減少，卻會因主食和肉食的不足而增加；蔬菜還直接影響了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修養，其在中國民眾生活中的重要性于此可見一斑。

南瓜就是中國人所食用的眾多蔬菜作物中的一種。它來自遙遠的美洲大陸，在最近的四五百年，北上南下，東突西進，左右逢源，迅速地深入到中國的幾乎每個角落，從鄉村到城市，從田間地頭到房前屋后，都不難發現它的身影。它影響了我們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歷史的進程。饑荒歲月，糠菜半年糧，饑民賴以存活無算。戰爭年代，紅米飯，南瓜湯開啟了中國革命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模式。

南瓜的歷史意義還不止于此。昕升的論文給我們提供了全方位的解讀。不過在南瓜眾多的品性和特質之中，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它的味道，而是它的低調。我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從農業歷史的角度看中國傳統的土葬習俗。我以我自身的生活經驗和觀察作為證據之一，認為傳統的土葬并不能簡單定義為死人與活人爭地，土葬有其特殊的生態和生產功能。這一功能至少部分是借助于南瓜這種外來作物來實現的。我的文章中有這樣的一段：

在我過去生活的村子周圍，走出十幾步到幾十步，周圍都是墳墓，墳堆一個挨著一個，像連綿起伏的小山，村里的人也管墳頭為山，雖然距家門不遠，但小孩們總是因為恐懼和害怕，不敢靠近那黃鼠狼和蛇經常出沒的死人住的鬼地方。但在清明、農歷七月十五（七月半，中元節）和冬至前后，還是要跟大人們一塊上墳掃墓、培土、燒香等。墳上的草長得很茂盛，是放牛、打草的好地方，盡管孩提時的我們在牽著牛走近墳前時，多少有些誠惶誠恐。偶爾墳上的草也會被農民收割當作燃料、肥料、甚至于飼料，有些農民也會在自家的墳頭四周種上南瓜，將瓜蔓引向墳頂。

因為有了南瓜這種作物，使人們擔心的“死人與活人爭地”的土葬對于農地的占用限縮至最小，使墳堆有了生態和生產功能，而南瓜也借助于墳頭這種特殊的農地得以生長、結實。這不是筆者老家江西特有的現象。在華北的農村，“凡房基空地，田地邊沿等處，都要種上些，以便自己吃著方便。平時只掐尖、對花、壓蔓等等，沒有其他重要工作，無礙農忙。”也就是說，南瓜不與糧棉等大宗農作物爭田爭地，又無礙農忙。極大地提高土地和勞力的利用率，增加食物供給，為養活數量眾多的中國人口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也正是因為如此，人們也在用自己的聰明才智提高南瓜的產量。在我的老家，每當人們發現南瓜只長苗不結果的時候，便會在南瓜苗靠近根部的位置劃開塞進瓷片，我至今也不明白這種近乎巫術的辦法，是基于什么樣的生物學原理，以達到南瓜結果的目的。而且我以為這只是存在于我們當地的一種土辦法。沒想到，昕升在研究中發現，在《物理小識》中就有類似的記載。南瓜也有大學問。

《中國南瓜史》分析南瓜的起源、世界范圍的傳播、品種資源、名稱考釋，中國引種的時間、引種的路線、推廣的過程、生產技術的發展、加工利用技術的發展，引種和本土化的動因、引種和本土化的影響等，全方位、動態地展現了南瓜在中國引種和本土化的歷程。書中在采用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等傳統史學方法的同時，還引入了地理信息科學（GIS）技術，盡可能地將歷史時期南瓜種植分布情況地圖化，以便更清晰、直觀的呈現南瓜種植的時空演變。本書雖名為《中國南瓜史》，但對于南瓜在外國的歷史也有所著墨，畢竟南瓜是從國外傳入的。據此我們也可以了解南瓜的起源及傳播，及其在世界文化歷史中的角色。更便于幫助我們了解中國的南瓜的獨特性。真可謂洋洋大觀！

由于有了昕升博士的努力，這也就使得中國南瓜成為繼稻、粟等少數具有專史的農作物之一，在世界范圍內也不多見。

《中國南瓜史》解決了我的許多疑惑。很小的時候，我的下飯菜中就有一道菜叫做北瓜。直到上學識字之后，方才知道，我們通常所說的北瓜，原來書上寫作成南瓜。同一種作物，卻有著兩個絕然相反的名字，世界上還有比這更奇特的現象嗎？這讓我曾經為此百思不得其解。現在我可以從《中國南瓜史》中找到答案。書中提到南瓜在中國有98種不同的稱謂，而且不光是我們南方人稱南瓜為北瓜，北方人也稱南瓜為北瓜。齊如山在《華北的農村》中“北瓜”條目說：“北瓜亦曰倭瓜，古人稱之為南瓜，鄉間則普通名曰北瓜。”可是清代四川農學家張宗法在《三農紀》中載：“南人呼南瓜，北人呼北瓜”，而光緒《南昌縣志》也載：“倭瓜，俗呼北瓜，亦呼南瓜。”近人俞德浚、蔡希陶編譯，胡先骕校訂1882年英國植物歷史學家第康道爾的《農藝植物考源》一書中,也將學名Cucurbita moschata Duchesne，英名Musk或Melo Pumpkin的植物譯名為北瓜。可見南瓜、北瓜的稱呼并沒有南方北方之分。

好的研究不僅在于解決了一些問題，而更在于它提出了一些問題。就中國南瓜史而言，昕升的研究還只是一個好的開端。仍然還有不少待解的難題。南瓜的98種不同的稱謂或許就代表了98條不同的傳播途徑，細致考察南瓜及其栽培、加工技術的傳播途徑以及南瓜對于經濟文化的影響，尚有待深入。再有南瓜進入中國之前，中國具有悠久的瓜類作物栽培歷史，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并且已形成了“種瓜法”這樣一種標準的栽培模式，對其他的作物，比如、茶樹、西瓜、茄子等的栽培產生了影響。這些技術肯定會對明清時期傳入的南瓜栽培產生影響，需要進行比對。我期待昕升博士的研究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學術更是如此，“學如積薪，后來者居上。”昕升引我為師，我則視其為同道。我們有過幾次面談的機會，但更多的是通過微博、微信等現代通信工具進行學術交流。他謙虛好學，勤奮努力，在農史研究方面已取得不俗的成績，是年輕一代農史學人中的佼佼者。我嘉賞其執著學術的勇氣和勤奮，更贊嘆其在學術上所取得的成績。職是之故，率爾操觚，作數語，以附驥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