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年以來，學術期刊《抗日戰爭研究》連續推出2期共30篇筆談文章，邀請國內外知名抗戰史學者就“如何推進抗日戰爭研究”發表見解。澎湃新聞（www.kxwhcb.com ）經授權選刊部分文章，以饗讀者。

本文作者山田辰雄，慶應義塾大學名譽教授。原標題《日中戰爭的國際共同研究》，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日中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一環，也是日中兩國之間的戰爭。先前圍繞日中戰爭的課題，學界已經展開了許多研究，但這些研究的影響也往往超出學術領域，引發了基于歷史認識分歧的日中政治對立，此種狀況直到今天仍在持續。對于這種局面，我們研究者能夠做些什么呢？

我本人以前也曾參與過幾項與日中戰爭相關的國際性研究。這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始于2000年的日中戰爭國際共同研究。這項研究由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美國哈佛大學)、楊天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我共同發起，曾先后在哈佛大學、夏威夷毛伊島、箱根、重慶(兩次)以及臺北召開了大規模的國際會議，歷次會后也出版了會議論文集。除了日本、美國、中國大陸之外，會議還吸引了英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俄羅斯、韓國、印度、緬甸及越南等國家和地區學者的廣泛參與。這項計劃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各國學者匯聚一堂，通過各自掌握的獨有資料，共同對日中戰爭中的特定事件或某些局面進行比較研究，以形成相通的歷史認識，促進相互理解。

“共同作業”的必要性

各國研究者已對日中戰爭的某些局面及事件等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厘清了一些事實，這當然十分可貴。在過去的“共同研究”中，研究者依據各自掌握的獨有資料，通過學術研討會及論文等形式展開交流。不過，在我看來，僅僅在共同研究中“厘清事實”，未必就一定能夠促進日中兩國國民的相互理解。

歷史中出現的數字問題比較直觀，所以日中雙方的媒體往往傾向于聚焦特定事件，進而擴大政治上的對立。政治家們有時會抑制這種傾向，但有時也會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對其加以利用。往往會成為爭論焦點的是1937年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人數。在近年來由日中兩國官方所推動的日中歷史共同研究的報告書中，兩國專家對這一問題持慎重態度。

日方的研究者是這樣敘述的：“日本軍隊虐殺致死者，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為20萬人以上……而1947年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則判為30萬人以上，中方的見解即依據后者數字。但在日方現有的研究中，均以20萬為遇難者人數之上限，此外還有4萬人、2萬人等各種推算數字。”與此相對，中方報告書內容如下：“根據遠東軍事法庭判決書之認定……‘在日軍占領(南京)后的最初6周內，南京城內及附近遭到屠殺的平民與俘虜就達20萬人以上。’”“‘南京國防部軍事法庭認定，在南京大屠殺中遭到集體屠殺的人數多達19萬人以上，此外還有15萬人以上被零散地屠殺，遇害者總數為30萬人以上’。”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中兩國研究者在談及南京事件遇害人數時，都提到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和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兩種同樣的記錄。但中方研究者由此得出了受害者30萬人以上的結論，而日方則未提及具體數字。這樣的數字在政治性場合被提起，再經媒體宣揚后，雙方就會互相指責對方“錯誤”的歷史認識，進而引發政治上的對立。

包括日中兩國在內，世界范圍的日中戰爭研究領域中，已經形成了可以展開對話的國際性團體。在此情形下，我們不能滿足于各國研究者匯聚一堂就自己的研究成果相互交換意見的“共同研究”。我們需要的是，各國的研究者圍坐一起討論如何才能達成最終結論的“共同作業”。

走向“和解”的嘗試——南京與廣島

為了達成“和解”，處于對立中的兩國國民有必要認識對方的心理并了解其思維邏輯。因此，要將日中兩國人民圍繞歷史問題的對立導向“和解”，就需要大膽轉變原有的思維方式。中國領導人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并對日本的侵略加以批判時，一部分或者更多的日本人就會把這一行為看作是“反日運動”。然而，不能不理解中國領導人這一行為背后存在著的南京大屠殺遇害者的怨念，以及中國一般民眾對日本侵略歷史的批判。甚至也可以認為這種批判源自支撐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政治家有時會過于顧及人民特定的感情，這能夠增強國民的一體感，但也有可能引發反對對方的運動。但是，應該將這樣的民族主義與中國人民對南京事件的歷史認識區別對待。

日本人以及日本政府每年8月都會舉行儀式，悼念廣島與長崎原子彈爆炸的遇難者。日本首相會出席這一典禮，并且最近美國駐日大使也前來參加。這并無法撫平原子彈爆炸死難者的怨念。然而，包括官方人士在內的大多數日本人以及外國人并未將此儀式視為反美運動。既然如此，日本的領導人為什么不去訪問南京呢？

問題在于日中戰爭中的“正義”。要從這一歷史糾結中解放出來還需要時間與努力。為了實現歷史性的和解，日本、美國及中國的領導人有必要互訪戰爭死難者的遇難之地。

這就是我通過參加日中戰爭共同研究獲得的一點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