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看理想編輯部 看理想

“雙減”政策后的第一個學期，很多家庭都經歷著不小的變化和挑戰。對家長來說，課外培訓班的大量減少，可能意味著需要更多的時間陪伴在家的孩子，還意味著承擔更多的課業幫扶責任。

除了學業，月初教育部發布的文章《“雙減”政策落地，有擔當的家長這樣做！》還強調了家長應承擔起的其它各個方面的責任和角色：家長要做孩子的心理營養師、學習引領師、人生指導師、習慣監督師、興趣合伙人，還要學會用各種“科學”的方法幫助孩子調整心態、增強學習能力，同時還應抽出時間與孩子多溝通、多去戶外活動……

這些建議聽起來非常符合現在流行的“科學育兒”的理念。理論上來說，“科學育兒”應該是能造福孩子和家長的，畢竟看起來很多研究已經可以很好地解釋孩子的成長軌跡，也可以說明家長的一言一行會對孩子造成怎樣的影響。

所以很多人相信，家長只要照著專家的說明步驟進行教育，就可以養成一個不錯的孩子。但是，這些看似清晰的答案真的可以減輕家長的負擔嗎？

《春潮》

我們能聽到越來越多的人說現在做家長好累，為自己不能成為好家長而焦慮、自責，以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干脆不愿意成為家長了——因為他們害怕不能成為一個“合格”父母，以養出一個“人格健全”的孩子。

造成家長越來越焦慮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很少被討論的是，所有的問題，都必須指望著，成為“好家長”才能解決嗎？

01.

被困在當下的家長

開頭提到的這篇指導文章里給出的建議，認為“有擔當”的家長應該調整自己的心態，不要把負面情緒傳給孩子；也要學會和孩子溝通，“愿意用心傾聽，愿意換位思考，愿意改變自己…當我們真正把孩子的需要放心中，就會拉近彼此距離”。

這聽起來是很好的建議。過去我們也談論過，心理學的依戀理論認為，對孩子的身心健康有著長遠的影響，而孩子安全感的培養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家長對孩子情感需求的理解和滿足。

雖然這些研究很重要，但是如果只把它變成譴責和施壓家長的利器，那么它們又失去其真正的意義，因為對家長的施壓和苛責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我們需要問的是，為什么家長不能夠更好地理解和共情自己的孩子？

要知道，家長對孩子的理解、共情、耐心是高強度的情緒勞動，這不僅對家長自身的情緒調節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它的效果還取決于家長的狀態。大多數“科學育兒”的文章忽略的是，當家長自己承受著很大的壓力，或者抑郁的時候，他們對孩子情緒的理解和滿足能力就會嚴重下降（Bernard et al., 2018）。

糟糕的生活環境對家長育兒能力當然也有很重要的影響，貧困、家暴、擁擠的生活環境、不穩定的工作等風險因素會讓家長的壓力荷爾蒙（皮質醇）水平升高，使得他們理解孩子需求的敏感度下降，不能很好地滿足孩子的需求(Finegood et al., 2016)。

其實任何人承受高壓、面臨危機或者抑郁的時候，都很難能夠很好地照顧他人，只是當這個角色是家長時，人們就忘記了這個簡單的事實。

家長并不是他們唯一的社會角色，他們也有工作、過往、有各種情感需求、面臨各種困境，而家長所處的環境很大程度決定了他們理解和滿足孩子需求的能力。

《冬冬的假期》

這一點在對母親的要求上尤為明顯。一個女人只要生了孩子，社會就幾乎把母親變成了她唯一的身份，要求她為了孩子，把一切其它的需求和情感都擱置。更重要的是，這種對母親的高要求并非只是“善意的期待”，而是對女性沒有選擇的現實壓迫。

從進入職場開始，女性就面臨著被懷孕和育兒限制發展機會。這種不公是因為社會要求女性承擔最主要的養育責任，但同時也通過給予男性在職場的優勢，鞏固了父親不需要承擔太多育兒責任的現實。可是，女性在家庭中被索取和壓榨勞動的同時，卻得不到社會價值的肯定，也得不到法律的合理保護。

任何人在長期的不公待遇下，都可能變得焦躁、抑郁。但是由于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和對母親的要求，她們的情緒波動更容易被指責和無視，社會把她們的壓力消解為“荷爾蒙失調”“更年期”，或者直接貼上無理取鬧的標簽。

在這種社會和家庭全方位的壓迫和無視之下，女性還被要求做一個可以耐心地傾聽、理解和滿足孩子的情感需求的母親，合理嗎？

人的情緒勞動能力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如果社會不能傾聽、理解和滿足家長的需求，減輕家長的壓力，而只是不斷地對他們進行施壓和責備，那么看起來以孩子利益為中心的家長教育，將會是給孩子成長增加的另一層風險。

02.

家長，也被困在過去

“科學育兒”的風潮創造了一條分割線，把一些育兒方式劃分為為現代、進步的，一些劃為傳統、落后的。仿佛“落后”的家長只要相信“科學育兒”，就可以和孩子一同進入“現代”的時空，按照這個時代的設置進行養育。

但是，當社會要求家長以現代的方式來教育孩子，以實現更好的未來的時候，卻忽略了那些被迫不及待地拋棄的過去為何，又會怎樣會在家長身上重現。

《過春天》

加博爾·馬特（Gabor Maté）是一名非常成功的醫生及心理學科普書籍作家。十幾年來，他寫作了多本暢銷且先鋒的心理學科普書。他反復在書和演講里告訴人們，如果孩子不被理解和滿足情感需求，會留下依戀關系創傷(attachment trauma) ，對未來的身心健康有長期的影響。

在人們的想象中，一個生活在發達國家、事業成功的白人男性，有著健康的身體，富足的生活，最“先進”的育兒知識，并且對人性充滿關愛和悲憫，如果他都不是“好家長”，誰又可以是呢？

但是加博爾承認，他與孩子的交流甚少，并不夠溫暖，也不能給孩子安全感和滿足孩子情感需求，給孩子帶去了很多傷害。根據“科學育兒”的理念，他一點都不“現代”“進步”，甚至還非常“不合格”。很明顯，這并不是因為加博爾知識不足或者不夠努力，而是因為他自己的童年創傷。

加博爾在幼年時曾被父母“拋棄”，團聚后也總感到父母是抽離、冷漠的，這不僅使得他沒有安全感，還發展出了注意力缺陷(ADD) ，并且成年后也長期受到抑郁癥的折磨。

由于童年經歷，他從小就覺得自己不被愛、不被需要、沒有價值，于是他長大后選擇學醫，并且長期服務臨終病人，因為這讓他感到被需要，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價值。

但即使已經收獲了很多贊許，他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仍然被無盡的寂寞感和痛苦包圍，覺得生命沒有意義，所以他只有繼續讓自己沉浸在工作中，讓自己覺得可以活下去。

創傷驅動的行為和一般的熱愛不同，他在工作中尋找價值變成了一種強迫行為，使他對工作成癮(workaholic) 。加博爾沉迷工作是對自己童年創傷的安撫，可是這卻讓他也成為了一個缺席、疏離、冷淡的父親，他的孩子也會覺得自己不值得被愛，沒有價值。于是，他的孩子也成為了加博爾父母育兒方式的“受害者”——這就是代際創傷的傳遞。

說到這里，大家也許會責怪加博爾的父母，或者好奇他的祖父母是否也這樣養育孩子？那得追溯到多少代才能找到那個“罪魁禍首”？

如果只把育兒看成是家長個人的行為模式和問題，我們就總會想找到有問題的個人，對他進行譴責和改造。但是正如上文所說，家長是被社會塑造的人，在譴責家長之前，不要忘了去看他們生活在怎樣的社會環境里，再去理解他為什么會這樣育兒。

加博爾的父母為什么拋棄他？因為加博爾出生于1944年的一個匈牙利布達佩斯的猶太家庭里。在他剛出生兩個月的時候，納粹就占領了布達佩斯。面對納粹對猶太人的抓捕，他的母親必須把他交給其他人，以保護他的安全。

戰爭結束后，為什么他仍覺得父母很疏離？因為戰后他的父母不堪忍受長期的社會動蕩，帶著希望舉家移民到加拿大，但是在加拿大他們卻連生活來源都成問題，他的母親長期以淚洗面，在生育了加博爾的弟弟后還陷入了嚴重的產后抑郁。

所以，在加博爾的童年里，即使他的父母已經竭盡全力去給孩子創造一個更安全、更適宜成長的環境，但他們的焦慮、恐懼和抑郁還是傳遞到了加博爾的身上。

畢竟，孩子的敏感程度是遠超大人們想象的——加博爾出生后母親向兒科醫生求助，說孩子一直在哭，但醫生說他接觸到的所有猶太嬰兒都在哭，這當然不是因為嬰兒知道納粹來了，而是因為他們敏感地捕捉到父母的恐懼和焦慮，所以嬰兒也同樣感到了恐懼和焦慮。

《天空之城》

所以，阻礙家長成為“現代”好父母的并不僅僅是當下的困境，還有那些被丟棄在歷史中，卻印記在身體里的傷痕。我們迫不及待地想要到達未來的樣子，其實反映著我們對過往的憎惡和逃避。

但是那些被視為落后、傳統、糟粕的行為，帶著多少過往未被治愈的創傷，我們越想粉碎、遺忘這些創傷，它就越是鮮活地在在我們身上重演著，一代又一代，直至我們能夠直視它，接受它，治愈它。

03.

家長需要具體的幫助，而不是架空的理想

在眾多真真假假的科普之下，人們似乎已經勾勒出了“好家長”的輪廓——能夠幫助和激勵孩子學習但又不給孩子太大的壓力，能給孩子最好的資源同時又有時間和耐心陪孩子玩耍談心，要管得住孩子的各種行為但是又不能過于嚴厲，以孩子為中心但是又有很好地經營著婚姻、工作和友誼……

同時，市面上還有各種教家長如何培養孩子獨立性、如何與孩子溝通、如何提高孩子情商、如何培養孩子習慣等等的書籍和教程，手把手地教家長如何成為那個“好家長”。

但是，好像答案越清晰，對“合格”的要求就越高，人們的壓力也越大。這實在是一個奇怪的局面——如果“科學育兒”的理念如此正確又先進，那為什么它又好像并沒有減輕家長的焦慮和負擔，甚至反而還增加了他們的壓力呢？“科學育兒”理念下創造出的“好家長”到底是什么，對現在社會環境又意味著什么？

《冬冬的假期》

作為一名心理學研究者，在我看來，“科學育兒”創造出的“好家長”是一個架空的理想，一個不可能存在的幻想。

雖然“科學育兒”理念是現代心理學發展的結果，但是大多數人在運用心理學理論和研究結果的時候，忽略了現代心理學的學科特點——以西方哲學為基礎，以經典力學原則為實驗綱領，以個人主義為中心，以歐美中高產階層白人為主要樣本，以量化統計為主導研究手段。

如果不能理解這些特點和缺陷，不加甄別地利用它來拼湊“科學育兒”的圖景，那么這個圖景里只能呈現出脫離歷史背景，懸浮于當下社會狀況，如機器人一般的詭異親子互動。

所以我認為，做不到“科學育兒”理念下的“好家長”是正常的，更重要的是，我們也不應拿“科學育兒”的想象來一味要求和譴責家長。相比于施壓和改造家長，社會更需要從各個角度理解家長真正面臨的困境，為他們提供具體、實際的幫助。

而要理解家長的困境，我們得看到他們家長角色之外的困境，才能理解他們為什么這樣對待自己的孩子，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建議和幫助才有可能是可行、有意義的。

例如，前一陣子，報道《未成年人沉迷手機網絡游戲現象調研報告》的文章中描述了一些孩子是如何沉迷游戲，表現出各種失控的行為，與家長“反目成仇”。面對這種現象，很多人認為主要是家長的錯，因為他們不管孩子，不會和孩子溝通，所以孩子才會有這么多時間玩游戲的。所以，與其管控游戲，不如更多對家長進行教育和改造。

但是，報道忽略了這個報告的樣本中大多數家庭都是家長進城務工，孩子在農村留守的狀況。看起來，這些家長不管孩子是事實，但同時，這也是農民工孩子因為戶口問題而難以在城市上學的事實，是社會底層打工者的工作條件和收入無法讓他們有更多時間與孩子互動的事實。

是城鄉教育資源分配都極度不均衡導致農民工家長自身文化程度不高，所以無法進行“更有質量”的教育的事實，是長期重男輕女的歷史導致家長對男孩驕縱溺愛、疏于管教的事實。

家長的生命經驗會在孩子身上延續、重現，所以，忽略和掩蓋那些阻礙家長在社會里有尊嚴、有余地、有安全感地生活的困境和傷痛，只用架空的理想和懸浮的指導手冊來給家長施壓。

恐怕即使我們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忍受了當下的痛苦，也很難到達理想中美好、嶄新的未來。

參考文獻：

Finegood, E. D., Blair, C., Granger, D. A., Hibel, L. C., Mills-Koonce, R., & The Family Life Project Key Investigators. (2016). Psychobiological influences on maternal sensi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advers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2(7), 1073–1087.

Bernard, K., Nissim, G., Vaccaro, S., Harris, J. L., & Lindhiem, O. (2018).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maternal sensitivity from birth to 12 months: a meta-analysis. 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 20(6), 578-599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2021/2021_zl53/mtgc/202109/t20210906_559516.html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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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圖：《銀河補習班》

撰文：楊芮

編輯：蘇小七

監制：貓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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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補習班沒了，家長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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