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問題如何撕裂中國社會？

轉基因問題近年來在國內備受公眾矚目。上周，一封百余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聯合署名要求知名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停止反轉基因的公開信再一次把轉基因問題推上了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據運動發起人之一、199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理查德?羅伯茨爵士（Sir Richard J. Roberts）統計，現今在世的諾獎獲得者共296人，因此此次在公開信上簽名的110人超過了總數的三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是物理學、化學、醫學領域的獲獎者。

公開信敦促綠色和平“承認可靠的科學機構及監管機構的發現，并終止反對‘轉基因生物’，尤其是反對‘黃金大米’的活動”，并嚴厲指出綠色和平領導抵制的“黃金大米”有減輕威脅非洲和東南亞貧困人口生命的維生素A缺乏癥的潛力，譴責綠色和平的做法是“對人類犯罪”。

面對來自科學家的指責，綠色和平隨后回應稱，事實上國際水稻研究所評估認為至今還未能有效證明黃金大米能夠切實解決維生素A缺乏的問題，因此公開信中的指責毫無根據，并且目前存在其他安全有效的方案能夠替代令當地公眾擔憂的黃金大米工程。

其后，《知識分子》公眾號通過電子郵件采訪了加州大學教授謝克曼，他表示不認同綠色和平的表態，并指出綠色和平對黃金大米的研發和推廣的延遲負有重大責任。和以往與轉基因相關的爭議一樣，雙方各執一詞相持不下。盡管事件的發源于國外，但一經發酵毫無意外地點燃了中國讀者的熱烈討論?！吨R分子》為此刊發了對長期關注“中國轉基因傳播和公眾認知”的前中科院《科學新聞》雜志總編輯賈鶴鵬的專訪，探討“轉基因”問題如何撕裂中國社會。

賈鶴鵬指出，此次公開信運動的大背景，是近年來各國政府在綠色和平等極端的環保組織的推動下，對農業生物技術的政策日益保守，科學家的科普也未能扭轉公眾對轉基因的抵制。具體到黃金大米，這一被稱為科學界有史以來最大的慈善事業遲遲不能走向產業化，無法兌現其造福弱勢人群的承諾，長期以往可能導致人們對農業生物技術的預期支持也越來越弱。并且，在轉基因、進化論和氣候變化等爭議議題上所體現出的公眾對主流科學結論的質疑或忽略日趨嚴重，因此此次百余名諾獎獲得者參與抵制綠色和平的公開信運動，其最大的動力是維護科學的尊嚴。

他還談到在轉基因爭議中，科學家一方和反轉一方在媒體信息發布上是不對等的，大多數情況下各種轉基因“安全事件”爆出時媒體上都是充斥了反轉一方的聲音，而當科學家找到證據回應時，往往話題熱度已經消退了。另一方面，由于科學傳播的效果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人們更容易將注意力分配給危言聳聽的事情，而人類進化得到的負面傾向性的心理機制也決定了人們更容易關注壞事。

在賈鶴鵬看來，轉基因爭議在當前中國社會已經成為了一種撕裂社會的現象，持不同觀點的雙方基本無法有效溝通。他認為這種情況首先是因為轉基因恰好集合了各種社會爭議的要素，作為一種對自然的顯著改造，又涉及被理想化的食物和農業，還恰好出現在人們開始普遍反思現代科技和環保成為一種普及的基本價值的時候，并且，轉基因致力于降低成本與追求環保的人士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相關。另一方面，中國的反轉人士反復把轉基因與政府是否值得信任聯系到一起，導致其受到普遍質疑，而信任、風險感、價值認同等因素都在影響公眾態度。而轉基因議題極端敏感化之后導致的極端態度的心理機制和中國社會現狀結合之后，又對社會裂痕起到了擴大器的作用。

不過，賈鶴鵬對于雙方陣營重建對話溝通持謹慎樂觀態度，因為無論公眾表達的態度如何，中國轉基因大豆油的消費量從未下降，而轉基因是否產業化是一個政治決定，國家的強力推動也可能成為消除社會紛爭的手段。

“雙一流”大學建設如何取代“211”、“985” 工程

6月23日，教育部網站發布了“失效一批規范性文件的通知”，因其中包括“211”、“985”工程相關文件，“211”、“985”高校將被廢除的消息隨即傳播開來。正值高考填報志愿之時，這則傳聞立刻引起軒然大波。教育部日前回應稱，將把“985工程”“211工程”等重點建設項目，統一納入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也就是“雙一流”建設方案。

“雙一流”大學建設取代“211”、“985” 工程將帶來哪些不同？一流大學建設和一流學科建設之間是何種關系？怎樣才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探索與爭鳴》雜志公眾號日前發布了一組專題文章，就這些問題展開了討論。

專題的第一篇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發表于2014年的舊文，文中指出，211大學（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的100所大學）以及985大學（包括2+7，即北大、清華加上復旦、南大、浙大、中國科技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加上后來加入的其他30所高校）得到了國家和民間的很多支持，但與此同時，那些被排斥在985、211之外的大學的處境卻越來越艱難。他還提到，“完全由政府決定大學應當往哪個方向轉，且有明確的時間表，對于高等教育的發展而言，其實不太有利”，并提醒大家中國大學不可能迅速地“世界一流”，需要多一些耐心。

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盧曉中則撰文對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關系問題進行了探討。他在分析了一眾著名大學校長和名校研究學者對“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的認識后指出，世界一流大學和學科密切相關，其認定往往和大學排行榜有較大關系。

盧曉中通過考察分析上海交通大學、《泰晤士高等教育》和QS三大大學及學科排行榜發現，大學排名與學科排名的名次雖然不是一一對應關系，但總體來說呈正相關趨勢發展，也就是說，一流學科是一流大學的基礎；世界一流大學的學科并非都是世界一流；世界一流大學既與一流學科的數量關系密切，也取決于一流學科的質量，有的大學盡管一流學科的數量不多，但并不影響其進入一流大學行列。

通過上述分析，盧曉中想要傳達的是對于“雙一流”建設方案被誤讀的擔憂。由于資源總量的限制以及績效考核的針對性等考量，這一方案釋放出將“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區別對待的信號，但如果因此將二者人為割裂開來，可能對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實踐產生誤導，最終不利于“雙一流”建設及其目標的達成。他還指出，一流學科建設到一定程度，一流大學自然水到渠成，而“一定程度”既包括數量意義，也包括質量意義，這也就為各個大學根據自身定位選擇發展路徑提供了空間。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施曉光則從“制度德性”的角度提出了對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看法。在他看來，各大排行榜都過于關注“經費投入”、“一流學科”、“辦學條件”、“吸引人才”等硬性指標，而忽視了“大學精神”、“學術聲譽”、“組織文化”、“院校品格”等軟性指標。

施曉光指出，“制度德性”這一概念是由麥金太爾在《德性之后》一書中首次提出的，當“德性”的概念由個體擴展到考察大學組織發展問題時，指的是組織和制度的“內在屬性”和“制度合法性”，而一流大學不僅在知性方面，在德性方面也必須成為一流或者卓越，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引領公民社會發展，領航先進文化建設之責任肩負與使命擔當；品格高尚和精神獨立；批判、質疑的習性與兼容并包的組織文化氛圍。

他進一步指出，一流大學彰顯制度德性需要有四種基本前設：有靈魂、具有獨特文化身份和品味、能自我批判和自我救贖和具有現代治理能力。他還提出了培育大學制度德性的“九字”原則：學術共同體要形成“本”（何為大學教育本質）、“道”（教育活動的內在規律）、“器”（實現戰略目的、效率和公平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和途徑）的共識；強化“法”（法律、法規、憲章和規則等有形制度）、“文”（大學組織文化）、“化”（無形的大學靈魂、精神和觀念文化）；形成“衡”（對事物的評定和鑒別）、“量”（評鑒所采用的標準）、“度”（平衡狀態和彈性原則）之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