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幾日剛剛結束的百年美洲杯上，面對智利，阿根廷又一次在點球決勝局中輸了。梅西在失望與自責的情緒下，宣布退出國家隊。出乎意料的是，這一次阿根廷的媒體與民眾并沒有將“懦夫”或是“逃避責任”諸如此類的標簽貼在梅西的頭上，相反，全國上下挽留這位足球天才。“梅西別走”，這句話出現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地鐵的電子標示牌上，出現在阿根廷各大媒體的報道上，甚至出現在總統馬克里的社交網絡上。就連一向大嘴毒舌的前球王馬拉多納也站出來說：“梅西需要留在國家隊，他必須留下。這因為他的職業生涯還很長，他應該去俄羅斯，以便成為世界杯冠軍。”

與這場轟轟烈烈的挽留運動相對的是，阿根廷足壇名宿巴爾達諾卻悲觀地說：“梅西筋疲力盡，壓力實在太大了。梅西本可以選擇為西班牙效力，但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阿根廷。我真不知道，誰能說服梅西留在阿根廷隊中……”

撇開巴爾達諾的悲觀不談，西班牙足協確實曾考慮過歸化梅西，但阿根廷時任足協主席格隆多納慧眼識才，提前將梅西征召到了U17的隊伍中，而且，梅西也接受了這次征召，并于此后一再表達自己對阿根廷的感情：“我熱愛阿根廷，只有阿根廷球衣的顏色才能帶給我動力。我想讓阿根廷人開心。”

這一愛國主義的表態對于有著五千年悠久歷史以及穩定文化傳承的中國人來說，當然沒有什么值得驚異的。然而對于一個建國只有短短200年且缺乏歷史傳統的新興移民國家來說，這種對國家以及民族的認同值得深思。

作為一個新興的移民國家，阿根廷如何讓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對自己產生依賴感和認同感？阿根廷的民族主義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毫無疑問，民族主義的建構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阿根廷也不例外。實際上，從移民流入人數以及精英分子時不時流露出對歐洲的“思鄉病”（Nostalgia）來看，阿根廷的民族主義“建構”仍在進行中。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之前100多年的歷史中，這一“建構過程”的階段性成果可以說是比較成功，其中1880年到1930年這半個世紀的歷史尤其值得關注。

移民國家阿根廷的喜與憂

1880年，羅加將軍結束了長期以來各省份考迪羅（即軍事獨裁者）之間的混戰，頒布了一系列中央集權的法律，解散各省民兵團，發行全國統一的貨幣金比索，并開始管理之前由天主教會掌握的初等教育。經過上述改革，阿根廷逐步呈現出一派繁榮發展的景象。然而人口數量不足、勞動力缺乏等問題也一直困擾著中央政府，并阻礙著阿根廷的發展。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阿根廷的政治精英決定吸引歐洲移民。從1890年開始，阿根廷政府在歐洲大陸的柏林、巴黎等主要城市設立工作站，派發吸引移民的宣傳單。這些宣傳單不僅描繪了拉普拉塔河地區的富庶，承諾所有的移民都將獲得一份工作，還給予移民三項優惠：一張從歐洲到阿根廷的船票，一塊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免費居住地以及一張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前往阿根廷內地工作地點的火車票。當時的歐洲，貧富差距不斷增大，戰爭陰影籠罩在人們的頭上。受南美大陸的吸引，從1890年開始到1920年的短短三十年間，大約有400萬的移民遠涉重洋，從歐洲各國來到了建設中的阿根廷。在這波移民潮中，大約有200萬的移民來自意大利，150萬來自西班牙，剩余的則來自俄羅斯、法國、德國等國家。從1895年到1914年，阿根廷的總人口一躍從390多萬人增長至780多萬人，幾乎翻了一倍。據說在當時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每四個市民中就有一個外國人。

大量的歐洲移民給當時的阿根廷帶來了生機與活力，國家有足夠的人手進一步開發潘帕斯草原以及南部的巴塔哥尼亞地區。但是與此同時，這些來自不同國家，操著不同語言并帶有不同文化風俗的移民，也給正在形成中的阿根廷帶來了不小的沖擊。總體而言，這一沖擊包括兩個方面：首先，短時期內大量移民的到來，帶來了不同的語言文化與習俗傳統。來自不同國家的文化習俗在這里相遇，使得阿根廷顯得更加“世界化”（Cosmopolitismo）了。這一“世界化”的進程淡化了阿根廷本來就不甚成熟的種種特質。政治家薩瓦略斯（Zeballos）就曾感嘆：“我們將被迫成為一個年均接收五十萬移民的中心，總有一天我們會發覺這個國家將會變得沒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傳統、自己的特征甚至自己的旗幟。”（Congreso Nacional, Cámara de Diputados, Diario de Sesiones, Octubre de 1887）其次，在歐洲大陸開始急劇擴張殖民的時代，大量移民的母國對阿根廷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比如在意大利，一些政治家開始宣傳阿根廷是意大利“天然的殖民地”（Colonia Espontánea）。同時，試圖讓阿根廷成為意大利“南美飛地”（Enclave）的聲音一時間也不絕于耳。

世界移民如何成了阿根廷人？

面對這些威脅，阿根廷的政治精英開始反思過去“建立一個完全開放自由國家”的建國方略，并逐步意識到建立一種基于“必要文化傳統”之上的民族國家的重要性。這種反思讓阿根廷的政治精英開始重視拉普拉塔河地區的歷史傳統，一批人開始行動了起來。

1910年，阿根廷政治家、作家華金?岡薩雷斯（Joaquín V. González）在一篇報道中提及搜集歷史檔案的重要性，以及歷史對于培養愛國精神以及民族情懷的作用。當時著名的歷史學家恩里克?培尼亞（Enrique Pe?a）恰在此時編纂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城殖民政府時期檔案與市政計劃集》（Documentos y planos relativos al período edilicio colonial de la ciudad de Buenos Aires），強調拉普拉塔河地區自身的傳統和歷史。這段時期對歷史的梳理使得很多阿根廷知識分子開始思考，他們應該選取哪些要素作為阿根廷這個新興國家的傳統。這些思考繼而又牽涉到了一系列更加復雜的問題，比如，如何看待哥倫布？如何評判西班牙對拉普拉塔河地區的占領？如何評價考迪羅（Caudillo）政權？這些問題雖然很難獲得一致的答案，但通過討論，大部分阿根廷政治精英心目中想要建立的“阿根廷”的形象越來越清晰。

除了重視歷史，阿根廷政府還著重將眼光放在了教育領域，即如何“阿根廷化”第二代小移民。政府對這一問題的關注也是事出有因。1880年，在報社對一個阿籍德裔小孩的采訪中，這個出生在阿根廷愛斯普朗撒（Esperanza）的小孩直接對記者說：“我是德國人，今年12歲，出生在愛斯普朗撒。”事實上，這樣的事件在當時的阿根廷并非個例。長期以來，從歐洲各國來的大批移民在阿根廷建立了自己的社團與學校，學校中孩子們所使用的都是母國的語言，所接觸學習的也都是意大利、西班牙與法國的歷史。在這樣的教學環境下，這些二代移民壓根無法培養起對阿根廷的認識，更談不上認同了。

面對這種情形，經過長期的爭論，1884年阿根廷政府通過了1.420號教育法案，對中小學使用的教材進行了全國范圍內的統一和革新，大大增加了阿根廷歷史、地理等內容在教學中的比重。接著，政府開始加大對公立學校的投入，在此基礎上逐步提高學校中教師們的收入。公立學校在充足財政資金的支持下愈發欣欣向榮，并逐漸擠垮了以教授各類外來語言為主的私立學校，最大程度上在中小學范圍內推廣普及了西班牙語。語言和教授內容的轉變，使得這些第二代移民從小就開始逐步養成一種對阿根廷的認識與認同，并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母國文化對這些小孩的影響。不僅如此，阿根廷教育委員會還在學校內施行推廣了每周升國旗儀式以期進一步加強學生們對“民族”的認同。飄揚的國旗，高亢的國歌以及穿著齊整、訓練有素的學生構成了一幅代表阿根廷民族與未來的生動畫面。在政府的支持下，這套儀式還從校內走向了校外，進入阿根廷重大公共節假日的游行中。

其實早在19世紀80年代，政府就開始利用國家重大節假日的機會，試圖構建民眾對阿根廷這個新興國家的依賴與認同了。只不過，廣大民眾很快就對年復一年單調的總統講話和教會音樂失去了觀看的興趣，慶典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政治精英的自娛自樂。校園升旗儀式頗有成效之后，政府開始有意識地將這一“節目”引入到一年一度的國家慶典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889年，五月廣場上由五百名學校女生組成的列隊方陣，一邊邁著軍事化的步伐列隊前行，一邊高唱國歌，這成了當年國慶日最受歡迎的節目。不僅如此，政府還借排練慶典節目的機會將軍隊里的一些訓練項目引入學校教育中，培養孩子們“如同軍人般”對國家的虔誠。

為了讓更多的阿根廷民眾不只是在學校或者特定的節日中接受類似的愛國主義熏陶，政府還修建了相當數量的博物館、歷史陳列館，方便人們參觀了解，并在廣場街頭上豎立起歷史名人的塑像。從1900年開始，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廣場與街道接連樹立起圣馬丁、薩米恩托、貝爾格拉諾等著名歷史人物的全身像或半身像，它們不論風吹日曬地陪伴著阿根廷人民，并隨著時日的推進潛移默化地將阿根廷的歷史與過往融入到阿根廷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逐步培養、構建人們對這個新興國家的認同。

如此一來，一些外國移民的確被改變了，而對于那些難以被改變的外國移民，阿根廷政府則通過強制性的暴力手段將其驅逐出境。1902年頒布的4.144號《居民法》就規定，政府有權將其認定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外國人驅逐出境，而無需經過司法審判程序。法律頒布后，大量宣傳無政府主義思想或是想要竭力保持對母國認同的移民被驅逐出境，他們或是返回歐洲，或是前往墨西哥、智利等其他拉美國家。

在上述措施的綜合作用下，原本特征不甚清晰，甚至帶有“世界主義”色彩的阿根廷變得越來越“阿根廷”，逐步擁有了自己的語言、節日、歷史以及集體記憶。而這一切，都是構成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所必須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這三四十年中，文化認同意義上的“阿根廷”逐步被建立起來，也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下，梅西選擇阿根廷才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