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從大都走到上都。

我這樣回答羅豐。本來說好我會和他一起參加定于6月下旬在撒馬爾罕召開的一個有關絲綢之路歷史考古的會議，但十天前我確定了新的計劃，決定放棄中亞之行，并立即打電話通知遠在銀川的羅豐。他問我為什么，我說等你來北京見面再詳細解釋。這就是我的解釋，我要從大都走到上都。

那是在藍旗營的一家咖啡廳。傍晚，成府路如同流速緩慢的汽車水渠，汽笛和馬達的喧囂擠進門窗，似乎是要提醒人們，我們生活在一個多么不尋常的時代。在座的青年朋友驚嘆：走去上都！得走多久呀！羅豐一點也不吃驚，大概因為我早就和他說過長距離行走之類的計劃，還說過要從北京走到他所在的寧夏。他盯了我一會兒，說，嗯，你的身體可能受不了。我說，是的，可能受不了。他說，可能會受傷。我說，是的，可能會受傷。他問，你還是要走？我答，是的，我還是要走。他說，那么，我支持你。

羅豐是我這一代學者中幾乎唯一堅持不說普通話的，他那風味獨特的固原口音在歷史和考古學界非常有名，為許多人所樂于模仿。我多年前在無錫舉辦的一個唐史會議上認識他，那時我在某場報告中逃出會場，在休息廳閑坐，偶遇還非常年輕、有點靦腆卻極有見識的他。固原口音不是障礙，因為他語速不快，言語清晰而穩定。那以后，我一直折服于他的冷靜、睿智和博聞多識，而這種罕見的品質與他的固原口音似乎是不可分離的。如果有一天他忽然改說普通話了，也許他談話的分量會跟著打些折扣。這就是為什么，當聽到他用固原口音說“我支持你”時，我立即感覺到溫暖和力量，如果他說的是普通話，大概就沒有這么可信了。

友誼之于人生，有如同伴之于行旅。

從大都到上都：走元朝皇帝走過的路

從大都走到上都。這個念頭當然醞釀已久。

十五年前的春天，我在讀傅樂淑《元宮詞百章箋注》一書時，把一些感想貼到“往復”網BBS上，向元史專家張帆（金輪法王）請教。雖然那場延續了好幾個月的網上論學也留下來一些有意思的成果，比如后來張帆所寫的《頻婆果考——中國蘋果栽培史之一斑》，但多半都是淺嘗輒止，其中包括元朝皇帝每年往返于大都與上都之間的所謂輦路問題。

我第一次對元帝候鳥一般春去秋來的輦路感興趣，開始于讀朱有燉《元宮詞百章》的第十三首：

侍從常向北方游，龍虎臺前正麥秋。

信是上京無暑氣，行裝五月載貂裘。

“麥秋”見于《禮記?月令》，指四月下旬，小麥將熟之時。初夏天氣，麥田漸黃，暑氣已至，元帝遂循故事，自大都北幸開平（上都）。《元宮詞》從宮女口中述元代皇宮故事，故有“侍從常向北方游”之句。傅樂淑箋注的重點在“龍虎臺”，謂為元代著名捺缽，九月元帝南歸大都，百官例得迎鑾于此云云。

捺缽，又譯為納拔、納寶、納缽、剌缽等，原出契丹語。契丹語與蒙元時代統治集團所使用的蒙古語，雖然同屬蒙古語族（Mongolic），但捺缽這個詞應該是在契丹語中完成了被賦予皇朝制度意義的語義演化過程，因而為金人所承繼，隨后又進入蒙古語。《遼史?營衛志》說:“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為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缽。” 宋人龐元英在《文昌雜錄》里記他接待遼使時問捺缽的意思，使者回答：“是契丹語,猶言行在也。”由此龐元英得出結論說：“北人謂住坐處曰捺缽。”元帝巡行途中的宿頓之所，都是捺缽，比附為漢語的“行在”，是比較貼切、便于理解的。

上都與大都之間的交通道路共有四條，其中兩條是驛路，但皇帝不走驛路，而要走專屬性道路，即專為皇帝南北巡幸所開的道路，故稱輦路。只有輦路上有捺缽。朱有燉《元宮詞百章》第四十五首，又有“納缽南來十八程”句，就是指兩都間的輦路，這條輦路上的捺缽共有十八處，曰十八捺缽。傅樂淑《箋注》引元人周伯琦《扈從集》，把十八捺缽之名一一列出，當然準確與否還是有爭議的。輦路又有兩條，往返各走一條，由大都至上都走東道，由上都至大都走西道，此即《扈從集》所謂“東出西還”。驛路行者較多，記錄也多，且前后各時代的繼承性較強，因此比較清楚。輦路禁人行走，非扈從皇駕者不能親行其地，而扈從者中長于文翰且留有記錄的人更少，這些記錄也主要是詩作，不足以反映路線細節，遂造成對輦路的認識頗多爭議，至今仍有模糊不清之處。

我在往復BBS上和張帆討論的時候，這個念頭就萌生了：為什么不自己走一趟呢？可是不久我就把注意力放到北魏太武帝東巡碑以及由此碑引起的五回道考察中。再以后，時光豈止如梭。走輦路前往上都的想法如同都市夜空的星星，時隱時現。直到最近。

何謂大都，何謂上都

元代大都的名稱，在源自漢語的“大都”之外，還大概源自畏吾兒（即回鶻，今譯維吾爾，Uyghur）語的Khanbaliq，khan是汗，baliq是城市，Khanbaliq就是汗之城，音譯為“汗八里”或“汗八里克”。這個詞在《馬可?波羅游記》的各種西文譯本里有兩種拼寫形式，Cambuluc和Kanbalu，所以這兩種形式都常見于當時的西文文獻。

此外，因為《馬可?波羅游記》采用了蒙古語對中國的稱呼Cathay（即契丹，《蒙古秘史》寫作“乞塔惕”kitad，是蒙古語對遼國及后來的金國統治區域的稱呼，延伸而至全中國），所以十六世紀從馬六甲和菲律賓來到中國的西歐人長時期不知道他們所在的明朝，其實就是馬可?波羅所說的Cathay，當然更不知道明朝的首都北京就是馬可?波羅的汗八里。利瑪竇1598年（萬歷二十六年）訪問北京時，和來自中亞的穆斯林突厥人交談，才知道北京原來就是汗八里。然而，直到十七世紀末，西歐人所繪的亞洲地圖上，大多還是在中國北部或東北部，分出一個國家叫Cathay，并標出它的首都叫Cambuluc（汗八里）。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蒙古人只說“大都”、“上都”，Khanbaliq這個詞可能并不為蒙古人所用，也就是說，并不是一個蒙古語詞匯。如果用蒙古語命名“汗之城”，那應該是Khan Balagasu吧。汗八里是包括畏吾兒在內的突厥語（Turkic）和伊朗語（Iranic）各分支語言人群所使用的，他們甚至到明代還用汗八里稱呼北京。帖木兒帝國的統治者沙哈魯（Mirza Shahrukh）派往明朝謁見永樂皇帝的龐大使團于1420年底到達北京，次年回國，記載此事的《沙哈魯遣使中國記》的波斯文原本和后來的突厥文（察合臺文）譯本，都把北京記作Khanbaliq，可以算是一個重要證據。當初馬可?波羅一行進入蒙古汗廷時，他們的向導和翻譯當然出自西域，隨后他們在元朝居留期間，身邊也應該一直都有翻譯，這些翻譯大概也都是來自西域的。這可以解釋為什么馬可?波羅沒有如蒙古人一樣稱大都，而是和西域人一樣稱汗八里。

和大都一樣，上都在蒙古語里也沒有別的詞匯，只有音譯。和大都不一樣的，則是作為一座都城的上都是驟然出現的，因而在畏吾兒等西域人群里沒有另外的命名，只好和蒙古語一樣使用“上都”這個漢語詞的音譯。忽必烈稱汗前以金蓮川幕府所在地設開平府，稱汗后建立兩都制，以燕京為大都，以開平為上都。因為灤河上游流經開平城南，上都又獲得灤京、灤陽等稱呼，多見于詩詞，但可能僅限于漢語。然而今日西方語言特別是英語中，上都的寫法是Xanadu（以及在形式和詞義兩個方面都略有變化的Zanadu），雖語源還是漢語的“上都”，讀音卻已大相徑庭（由兩個音節變成了三個音節）。這是怎么回事呢？

根源仍在馬可?波羅。《馬可?波羅游記》的老法文原版把上都音譯拼寫為Chandu，是基本忠實于“上都”本來讀音的。隨著這本奇書流傳漸廣，馬可?波羅對東方世界歷史與風物的描述成為文學想象的寶貴資源，上都這座海市蜃樓般的遠方都城開始出現在重要的旅行文學作品中。

英國旅行記作家與編撰者珀切斯（Samuel Purchas，1577-1626）首先在1614年出版了簡本的《珀切斯游記》（Purchas his Pilgrimes - or Rela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 Religions observed in all ages and places discovered, from the Creation unto this Present），其中有關上都簡介的部分，取材于《馬可?波羅游記》，但上都的拼寫改成了Xandu，這種改動可以認為是因為從法語進入了英語。珀切斯于1625年又出版了二十卷本《珀切斯游記》（Hakluytus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s, contai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and land travels by Englishmen and others），其中第十一卷有對上都的詳細描寫，繼續用Xandu拼寫上都。《珀切斯游記》所寫的上都，雖然號稱來自馬可?波羅，其實有相當的改寫，文學性更強，這使Xandu這種拼寫形式得以取代老法文《馬可?波羅游記》里的Chandu而流行開來。

不過Xandu還是距離上都比較近。從Xandu到Xanadu的發展，要感謝兩百年后一個重要的浪漫主義詩人和他的一篇膾炙人口的詩作。

1797年英國著名湖畔派詩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寫出了英國文學史上的浪漫主義名篇《忽必烈汗》（Kubla Khan），收入他出版于1816年的一部詩集（Christabel, Kubla Khan, and the Pains of Sleep）。在為這部詩集所寫的序言中，柯勒律治描述了他創作此詩的過程。他說，1797年夏的某一天，正在閱讀《珀切斯游記》的他，因治療風濕病而服用鴉片酊之后沉沉睡去，在睡夢中進入了書中所記的忽必烈汗建于上都的花園，觸景生情，吟誦出不下于兩三百行的長詩，醒后追記時，因訪客打擾，只記下五十四行，這就是后來廣為傳頌，甚至被視為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巔峰之作的《忽必烈汗》。在這首詩中，柯勒律治把《珀切斯游記》的Xandu寫為Xanadu，不知是出于一種誤讀還是有意的創制。由于柯勒律治在英國文學史上的盛名及此詩的廣泛流行，Xanadu不僅成為上都的標準譯名，而且還具備了桃花源一般的特殊意義。這一語義演化過程，多少類似于香巴拉（Shambhala）向香格里拉（Shangri-la）的發展。

而且，在英語文學傳統中，Xanadu（有時候也寫成Zanadu）比Shangri-la更有古典氣息，因而在流行藝術和大眾文化中出現得更頻繁。以Xanadu為題的文學和影視作品非常之多，使用Xanadu意象的更是不勝枚舉。比如，電影《公民凱恩》里，凱恩的宮殿式莊園就以Xanadu為名。再比如，著名旅行作家William Dalrymple出版于1989年的《在上都》（In Xanadu），記錄二十二歲的他從土耳其東南的安條克出發重走絲綢之路，直至中國內蒙古的上都，在虛實兩個層面借用了Xanadu的意象，可說是此書大獲成功的因素之一。不止是大眾文化。2006年，國際天文學聯合會（IAU）決定把土衛六泰坦星（Titan）上的一個反射光較強的區域命名為上都區（Xanadu Regio），大概就是取其神秘難知的意思。

上都具有多重的意義。

上都為何叫作金蓮川

上都位于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旗政府以東二十公里處。在1256年忽必烈命劉秉忠興建開平府之前，這里叫金蓮川。金蓮川是金世宗命名的。《金史?世宗紀》說金世宗于大定八年五月庚寅（1168年7月6日）下令“改旺國崖曰靜寧山，曷里滸東川曰金蓮川”。金代皇帝在這一帶“清暑”，應該是繼承遼代的傳統。遼代的夏捺缽常在炭山一帶，即《遼史》所謂“清暑炭山”、“獵于炭山”、“幸炭山清暑”等。炭山又名涼陘、陘頭，在今河北沽源縣境內，遼人稱為王國崖，或寫為旺國崖。可見沽源和正藍旗之間的丘陵山地、河谷草原，正是遼金兩代皇帝的駐夏捺缽所在。所以元初的王惲在《中堂事記》里說：“灤野蓋金人駐夏金蓮涼陘一帶，遼人曰王國崖者是也。”

金蓮川得名于盛開于河谷草原的金蓮花。金蓮花并不是蓮花，而是一種毛茛科植物，葉圓形似荷葉卻小得多，花作喇叭形近似荷花也小得多，花色以黃、橙為主，故得金蓮花之名。這種草本植物喜涼耐寒，多生長在二至十五攝氏度的濕潤環境。乾隆年間由金志章、黃可潤先后修纂的《口北三廳志》有這么一段描述：“花色金黃，七瓣環繞其心，一莖數朵，若蓮而小。六月盛開，一望遍地，金色燦然。”這里說金蓮花“七瓣環繞其心”，正是內蒙東部金蓮花的特色，其他地方的金蓮花花瓣較多，多至十至二十片不等。金蓮川一帶的金蓮花，花瓣較少，常見六至八片者。故《口北三廳志》概言而稱七瓣。

我七年前的夏天到上都遺址，特別留意金蓮花。上午看還包著花蕾，下午就全都綻放，原野上金光耀眼，在湛藍的天空下格外明亮，令人不由不想象當年滿川黃色的動人景象。元好問有詩云：“燦燦黃金華，羅生蒿艾叢。野人不知貴，幽香散秋風。”黃金華，就是金蓮花。元好問寫的是五臺山的金蓮花，論川野之平敞遼闊，那是遠遠不及金蓮川的。元人周伯琦《扈從集》云：“遍生地椒、野茴香、蔥、韭，芳氣襲人。草多異花，五色。有名金蓮者，絕似荷花，而黃，尤異。”金代的趙秉文有詩云：“一望金蓮五色中，離宮風月滿云龍。”

然而我在上都看見的，更多的是大呼小叫的游客、噴著熱氣的大巴和飛奔來去的小汽車，以及為了游客而陳設的瘦馬和駱駝。如果閉上眼睛，把這些你不想看見的都代之以牛車和羊群，以及騎馬長歌的牧人，是不是就等于看見了往昔呢？元代薩都剌有描寫上都的詩句：“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詩美如畫，然而畫卷離真實一定很遠。

元代蒙古語里如何稱呼金蓮川？

傳說元朝的亡國之君元順帝妥懽帖睦爾（Toghon Temür，1320-1370）北逃以后，痛心大都與上都之不守，寫下一首沉痛傷感的蒙古文長詩，見載于十七世紀編纂的蒙古文史書《黃金史綱》和《蒙古源流》等，各書所載頗有異同。當然研究者并不相信這真是元順帝所寫的，但可能是時代并不晚的作品。這首詩的不同版本有兩種較好的漢文譯本，前者是朱風和賈敬顏的譯本，見《漢譯蒙古黃金史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后者是烏蘭的譯本，見《〈蒙古源流〉研究》（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年）。兩種版本的蒙古文原文都提到上都的Shira Tala（黃色的原野），即金蓮川。烏蘭說，今上都遺址一帶的草灘仍稱Shira Tala，因為長滿了一種名為Shirachecheg的花。Shirachecheg就是“黃色的花”，也就是金蓮花。可見元代蒙古語是用Shira Tala稱呼金蓮川的，即托名元順帝的那首詩里所說的“我的美麗的沙拉塔拉”。

走去上都，就是走向金蓮川。

從大都到上都的另一條路

現在研究大都與上都之間的交通路線，主要資料是元人詩文，但多數這類詩文的作者并不是作為扈從之臣往返兩都之間的，他們走的是驛路而不是輦路。雖然輦路和驛路在一頭一尾的兩端是重合的，但中間一段差別很大。以扈從身份走輦路又留下了較詳細記錄的，只有周伯琦（1298-1369），他的《扈從集》收錄了他在元順帝至正十二年（1352）隨順帝巡幸上都又返回大都期間所寫的詩和小序，是現在研究元代兩都巡幸的學者要反復引證的。

周伯琦字伯溫，饒州鄱陽（今江西鄱陽）人，以書法和文才名世，很年輕就積極向仕途發展，至正十二年以監察御史的身份隨駕北巡。《扈從集》的“前序”說：“至正十二年歲次壬辰四月，予由翰林直學士兵部侍郎拜監察御史，視事之第三日，實四月二十六日，大駕北巡上都，例當扈從，是日啟行。”《元史?順帝本紀》于這年四月條只記“是月，大駕時巡上都”，沒有具體日期，靠周伯琦的記錄，才知道出發時間是四月二十六日（1352年6月8日），到達上都則是五月十九日（1352年7月1日），路上共走了二十四天。《元史?順帝本紀》于同年八月條記：“是月，大駕還大都。”也沒有記錄順帝離開上都以及返回大都的具體日期。據《扈從集》，順帝于七月二十二日（1352年8月31日）“發上都”，“以八月十三日至京師”，也就是說，回到大都是1352年9月21日，路上共走了二十二天。

這并不是周伯琦第一次從大都到上都。他說他以前“職館閣”（任職翰林）時，“屢分署上京”，多次往返于兩都之間，然而因為不是扈從之臣，“但由驛路而已”，從未走過輦路。這次以監察御史的身份，職在“肅清轂下，遂得乘驛，行所未行，見所未見”。周伯琦對這次扈從大駕的往返之旅是十分得意的，他說：“每歲扈從，皆國族大臣及環衛有執事者。若文臣，仕至白首，或終身不能至其地也。實為曠遇。”周伯琦以南士得任兵部侍郎和監察御史，是得益于元順帝在這一年的用人新政，所以他說過去的文臣“或終身不能至其地”，不由得不感慨自己得到這一機會“實為曠遇”。這可以解釋為什么元人詩文敘及兩都交通者不少，涉及輦路的卻十分罕見。

以胡助為例。胡助（1278-1355），字履信，號純白老人，婺州東陽（今浙江東陽市）人，曾兩度任職翰林國史院編修。皇帝北巡上都時，他作為史官當然有責任也到上都，但他這樣的官員要走驛路。胡助的文集《純白齋類稿》里，收有多首描寫驛路和上都風光的詩，其中有《懷來道中》，可見他走的不是輦路。文集里收有一篇《上京紀行詩序》，記胡助曾把五十首紀行詩編成集子，可惜現在這個集子未能如周伯琦《扈從集》一樣留存，集中紀行詩只散見于《純白齋類稿》。

據《上京紀行詩序》，元文宗至順元年（1330）五月“清暑上京”，時任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的胡助例當與其他翰林僚佐一起北行，但胡助因病拖到六月才和他昔日的學生、現在的同事呂仲實同行，“沿途馬上覽觀山水之勝也，日以吟詩為事”，到了上都，“文翰閑暇，吟哦亦不廢”。從上都南返大都時，胡助、呂仲實之外，又有兩個翰林院同事加入（即胡助詩句所謂“去時兩馬行遲遲，回時四騎如飛馳”），途中“亦日有所賦”，積累了不少篇什。胡助說這些紀行詩“若睹夫巨麗，雖不能形容其萬一，而羈旅之思，鞍馬之勞，山川之勝，風土之異，亦略見焉”。

胡助所謂“睹夫巨麗”，是江南文士對塞北風物的觀感。他在《龍門》里寫道：“老病詞臣逢偉觀，吟鞭緩策不須揮。”偉觀即巨麗，也就是他在《上都回》里所說的“秋光晴日殊可喜，向所未見今得窺”。對照周伯琦所說“行所未行，見所未見”，胡助和其他江南文士的詩文中都時有類似的驚詫和喜悅，盡管行旅的艱難困頓也實在難以掩藏。壯麗風景下的這種艱難困頓，畢竟遠勝于在大都謀職時的窮困潦倒。胡助《京華雜興詩二十首》的小序記他“待選吏部”之時，“貧不能歸，塵衣垢面”，所以有“客況蕭條處，春寒雪后天”、“而我獨何為？寒齋守岑寂”、“孤燈耿殘夜，危坐拂塵席”這樣的詩句。比較之下，他去上都路上的詩明顯較為亢奮、較為欣悅、較為陽光。在北方的山川間，他驚喜于“平生所未到”，因而“歷歷紀瑰偉，一見勝百聞”。

其實，胡助寫大都的詩也頗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比如他寫大都的街道特別寬闊，是現在所謂多車道，即“天衢肆寬廣，九軌可并馳”，駿馬豪車馳過，卷起塵土飛揚，再來一陣大風，就是別樣的風景了：“長風一飄蕩，塵波漲天飛。”漫天塵土之下，是貴胄高門的得志和威風：“馳騁貴游子，車塵如海深。”再比如他寫大都冬季湖水結冰：“北風吹海子，徹底成堅冰。”到了春天，厚厚的湖冰日漸消殘，胡助的詩句表現出他對這一景象的細致觀察：“春陽一以轉，凍解聞裂聲。”冰面以下很深的地方傳上來的炸裂聲，讓詩人預感到春天的消息，真是寂寞的寫照。胡助還有一首詩寫春天的大都城，除了宮花紅影、野草綠痕，還有春雨制造的行路障礙：“春巷一宵雨，天街三尺泥。”這樣的詩句，秒殺一切對古代帝都的浪漫想象。

胡助走驛路去上都“睹夫巨麗”那一年，是五十三歲。周伯琦扈從大駕走輦路去上都那一年，是五十四歲。照那時候的標準，他們都是老人了。

正是我現在的年齡。

我要去金蓮川：在路上重新發現

我很喜歡的一本書，美國作家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同查理一起旅行——尋找美國》（Travels with Charley, in Search of America，1962）的卷首語是這樣寫的：

我幼小之時一心向往遠方，大人說成長會治愈這種心癢。當歲月的流逝證實我已長大成人，他們開的藥方又變成了中年。等到了中年，他們又說再大一些我就會降降溫。現在我已經五十八歲了，也許他們還會說，年老了就好了。從來就不見效。輪船的四聲鳴笛總讓我汗毛直豎，踮起腳后跟。飛機掠過，發動機轟鳴，甚至馬蹄敲擊路面的聲音，都會令我渾身戰栗，口干眼燥，手心發燙，令腸胃在肋骨編織的牢籠里涌動翻騰。也就是說，我沒有長進。換言之，本性難移，一旦做了流浪漢，終身都是流浪漢。恐怕此病已無藥可醫。我寫這個不是為了指導別人，只是為了提醒我自己。

當心神不寧的病毒控制了一個不羈之人，而且離開此地的道路顯得那么寬闊、筆直和甜蜜之時，受害人必須首先找到一個出發的由頭。這對一個實際上的流浪漢來說毫不困難，他有現成的百千條理由供他挑選。接下來他得制定旅行計劃，確定時間、地點、方向和目的地。最后，他得實施他的旅行。怎么走，帶什么，待多久。這個過程總是千篇一律、恒久不變的。我寫這個是為了提示流浪漢國度的新來者，如同剛剛觸及他們嶄新罪惡的青春期少年一樣，不要以為那是他們發明的。

一旦行程被設計、被準備、被實施，一個新的因素就會進來掌控一切。每一次旅行，每一次遠征，每一次探險，都自成一體，迥然不同于其他旅程，各有自己的人格、氣質、個性和獨一性。一次旅行就如同一個人，沒有兩個人是同樣的。所有的詳細計劃、安全措施、嚴密監控和強力實施，都無濟于事。掙扎多年以后，我們明白了，不是我們成就了旅行，而是旅行成就了我們。專家指導、行程、預訂，一切井井有條的安排，在旅行的特有人格面前會撞得粉碎。只有體會到這一點，撞了南墻的流浪漢才能放松下來，隨遇而安。只有這時，一切困擾才會煙消云散。在這個意義上，旅行就好比婚姻，如果你以為你能加以控制，那必定大錯特錯。說完了這些，我感覺好一些了，盡管只有那些切身體驗過的人才能夠理解。

真正打動我的，是斯坦貝克在該書正文第一段的這段話：

多年來我在世界許多地方旅行。在美國我生活在紐約，有時沉浸在芝加哥和舊金山。可是正如巴黎之于法國、倫敦之于英國，紐約早已不能代表美國。因而，我發現我對自己的國家不再了解。我，一個寫美國的美國作家，靠記憶工作，而記憶說得好聽點也就是一個有毛病的、扭曲變形的蓄水池而已。我已很久沒有聽到美國人的言語，沒有嗅到青草、樹林和下水道的氣息，沒有看到美國的山水、色彩和亮光了。我只從書本和報紙獲知變化。更糟糕的是，我已經有二十五年未曾感受到這個國家了。簡而言之，我正在寫著的，恰恰是我所不了解的，在我看來對一個所謂的作家來說這就是犯罪。

那么，我，作為一個以研究中國歷史為職業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國嗎？我一再地問自己。

斯坦貝克這本書的非虛構誠實度受到許多研究者的質疑。他自己的長子就說， 1960年的這場環美旅行的真實動機，其實是因為斯坦貝克自以為即將死于心臟病，而不是他探尋真實美國的高尚理想。不過對我來說，即使斯坦貝克是在事后制造了這個光彩奪目的動機，他提出的問題依然有冰冷刺骨的寒意。我了解自己所研究的這個中國嗎？到了我這個年紀，一切希望、夢想、信心和理想都被“雨打風吹去”，只剩下難以言說的無奈、郁結、憤懣和迷惑。是啊，我了解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這個社會嗎？我所研究的那個遙遠迷蒙的中國，和眼下這個常常令我大惑不解的中國，究竟有什么樣的關聯呢？

去年我讀了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的《林中漫步》（A Walk in the Woods, 1998），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在阿帕拉契亞步道上重新發現美國”。“阿帕拉契亞步道”（Appalachian Trail，簡稱AT）是美國東部距離最長、歷史最悠久的徒步專道。1996年，作者布萊森剛剛從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英國回到美國，偶然在新居附近發現了這條步道，于是發愿要走一遍，并得到一個老友的陪伴。他們從AT的南端走起，備嘗艱辛，這些艱辛在布萊森極為出色的文筆描摹之下既驚人又有趣。然而他們的AT之旅遠遠談不上成功，事實上他們只在這條步道的南北兩端各走了很小的一段路。不過作者似乎滿足于這場支離破碎的冒險，這是他重新融入美國的關鍵一步，所以他稱之為“重新發現美國”。我試圖在書里尋覓他所重新發現的那個美國，只找到掙扎中的作者本人。我猜想，因為他在美國的山道上努力過、付出過，終于他發現自己不再是外人。

在我開始計劃前往金蓮川之行時，當今最偉大的徒步旅行正在發生。名為“走出伊甸園”（Out of Eden Walk）的這場曠古未有的遠足，由兩次普利策獎獲獎人、美國《國家地理雜志》撰稿人Paul Salopek實施。他于2013年1月22日開始其驚世駭俗的步行，到現在已經走了三年半了。他的計劃是重走人類走出非洲之路，以七年時間走完兩萬一千英里（三萬三千六百公里），從非洲的埃塞俄比亞一直走到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島，穿越中東、中亞和中國，進入西伯利亞，再坐船跨越白令海峽，最后自北而南穿行美洲大陸。這幾年我一直關注他的網站，也讀了他在《國家地理雜志》上的三篇紀行文章。我關心的問題是，這一場轟轟烈烈的徒步長征之后，他會發現一個嶄新的世界嗎，或者，他更多的是會重新認識自己？

兩三周后，當我走在前往金蓮川的道路上時，Paul Salopek可能已經從哈薩克斯坦進入中國。同“走出伊甸園”相比，前往金蓮川之旅至多算得庭院里的閑步。我用這個閑步向他致敬。

時不我與，意思就是來日無多。能夠成就事業的人通常很年輕就有這種危機感，或許因此他們總是能夠及時做好該做的事，而不是像我這種渾渾噩噩者，計劃多多，行動寥寥。我計劃去上都已經很久很久了，一直到最近才鼓起勇氣，想，必須在這兩三年之內。4月間的那天夜里，在五道口寓所，耳畔轟響著前往八達嶺方向的列車，我盯著書架上那些讀過或計劃讀的旅行書，忽然說：為什么不是今年呢？

于是我在微信上向王抒求助。王抒在國家博物館工作，他在北大歷史學系讀碩士時，我是他的指導教師。我們曾經一起走過五回道、飛狐道，還一起考察過隴南山地傳奇般的古仇池國。他到國博工作后的這些年跑野外特別多，對歷史上的交通路線和現存文物古跡的了解，遠比我專業。我向他求助，就是請他幫我確定行走路線。沒想到他聽了我的計劃后，立即說：“我陪您走。”有他去，等于上了一道保險，我當然很高興。根據兩人的暑期日程，確定了6月底至7月中旬這個時間段。于是，本來已經開始辦手續的烏茲別克之行，就不得不放棄了。第二天我就打電話告訴羅豐，告訴他（并無遺憾地），我不去了。

這幾天，羅豐他們已經在烏茲別克斯坦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包括羅豐在內，都是第一次去。我能想象那是一種怎樣的興奮。我自己第一次去時，也許更興奮？更是一種如釋重負般的愉悅？2010年秋天，我得到一個機會去烏茲別克斯坦一周。出發前，再也忍不住這種興奮和愉悅，在一個內部論壇發了一個帖子，題為《撒馬爾罕，而且布哈拉》：

兩小時后去機場，今天傍晚就到塔什干了。一周的時間，要去撒馬爾罕和布哈拉，怎么夠呢？想起年輕時喜歡的朱哲琴唱的那首歌：

你的眼神使我心慌

不知不覺我已淚眼汪汪

長久的期待今日如愿以償

我決定跟隨你無論去何方

據說朱哲琴錄這首歌時，要求大家都離開錄音棚，然后關掉所有的燈，閉目而立，良久睜開眼睛，已是淚水滿面，錄一遍就成功了。可惜她這首歌一直沒有發行，我當年聽的號稱是母帶。

前幾天一個大學同學來京，引發一次同學聚會。大聚會過后幾個哥們兒又連夜搞了個小聚會。在小聚會上，老二，一個當年的詩人（那時的地位與海子、駱一禾相當）對最近人們評論當年北大詩壇總是不提他憤憤不平，扯起許多舊事。其中包括這樣一句：那陶寧，不也是成天價跟我討教嗎。這句話一下子把歲月深處的某個東西拉到我面前。我急忙問他：陶寧現在怎么樣？老二瞥我一眼：誰知道呀，能怎么樣？我忍不住說：唉，那時我還挺喜歡她的。哥兒幾個都笑了：你就是喜歡人家老二玩剩下的。

陶寧是西語系英語專業81級的。我知道她就是因為她老來我們宿舍找老二。老二那時可是天才縱橫的詩人，進北大第一天他向我背誦《紅樓夢》某一回，把我震住，從此不提《紅樓夢》。讀到陶寧的詩之前，我一直沒有正眼看過她。可是有一天在老二的桌上讀到了《她的黑馬群》：

她總學不會梳辮子

索性就這樣披散著它們

真的我覺得內心被牽扯了一下。中午她來跟老二說話，我就仔細看了她。她小小的個子，一點也不艷麗，但還蠻好看的。大眼鏡，把眉毛和眼睛都裝進去了。因為臉色蒼白而顯得眉毛和眼睛特別黑。頭發漆黑，真是黑馬群。

她開始珍惜一雙眼睛

只有它們注視她散開的長發

像柔軟的草場撫摸熱烈的黑馬群

其實有很多雙眼睛，但她珍惜的一定不是我的。我沒有和她說過出于禮貌打招呼以外的話。我那時除了喜歡詩，還喜歡很多別的東西，包括那些有關撒馬爾罕和布哈拉的文字。

現在真的要去了，感覺就像當年，有好幾次想對陶寧說：我喜歡你那首黑馬群。然而，忍住沒有說。

只要那草場總是這樣夏日般青蔥

她就永遠這樣放牧它們

明天看到撒馬爾罕的時候，就像隔了三十年看到自己當初暗暗喜歡過的、至今一點也沒有改變的女孩。陶寧的詩說：春天在他們腳下隱隱作痛。遠去的青春和永恒的河山，誰更美好呢？

好。到這里。收拾行李，出發。

就如同去撒馬爾罕和布哈拉，現在我懷著同樣的心情，要去金蓮川了。

（本文原題《走向金蓮川——一場事先張揚的遠足》，刊于7月3日《上海書評》。現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