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報設計 澎湃新聞記者 周寰 

2007年，是中國當代藝術收藏市場最紅火的時候。同年，一家以“銷售攝影作品”為核心定位的專業攝影畫廊——映畫廊，在北京798藝術區成立了。雖然名字叫“畫廊”，但映畫廊“沒有跟任何一位攝影家簽過代理協議”。在藝術總監那日松看來，“在中國沒有任何一家畫廊有能力真的買斷一位攝影家作品的獨家代理權。影像收藏市場應該是開放的，如果大家只想著互相限制，這個市場反而會越來越小。”

相較于大機構的系統性和厚重感，映畫廊參與攝影收藏似乎更“小而美”，更貼近大眾的日常生活。從2019年開始，除了傳統的展覽、出版等工作，映畫廊還陸續舉辦了多場映·PHOTO影像藝術博覽會（小集）和線上影像拍賣，效果出乎意料的好。這些活動吸引了大量“新藏家”，大部分是都市白領、文藝青年、藝術愛好者等。那日松認為：“如果他們能花幾百塊錢或上千塊錢買一張影像作品的話，就能慢慢養成一種習慣或風氣……中國的影像市場其實是巨大的，只是我們并沒有去很好的培育和開發。”

日前，就映畫廊影像收藏與交易、中國影像藝術市場等相關問題，筆者對那日松進行了采訪。

2019年，映畫廊“春季小集”。

2019年，“冬季小集”現場。

澎湃新聞：關于影像市場的交易和收藏，映畫廊具體是怎么做的呢？

那日松：映畫廊2007年成立的時候，核心定位就是銷售攝影作品。因為那是中國當代藝術收藏市場最紅火的時候，同時也帶動了影像收藏市場。但我自己其實是一個特別不喜歡賣照片的人。我是媒體人出身，還是對做展覽和出版比較感興趣。所以，2008年影像市場冷下來以后，映畫廊就開始更多地做展覽和出版，把定位轉換為傳播影像文化。

所以，雖然我們是畫廊，也賣過很多照片，但幾乎從來沒有跟任何一位攝影家簽過代理協議，包括呂楠、任曙林、桔多淇等。因為我認為，在中國沒有任何一家畫廊有能力真的買斷一位攝影家作品的獨家代理權。我覺得，影像收藏市場應該是開放的。不管是攝影家還是畫廊主，都不容易，所以更應該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一起把市場做好。如果大家只想著互相限制，這個市場反而會越來越小。

在小集上觀看作品的收藏家。

2019年“夏季小集”，王爭平的作品《馬語者》受到歡迎，兩天銷售58幅，獲得“努比亞最佳銷售 獎”。

澎湃新聞：您最近一段時間在持續做影像作品的線上拍賣，能講講這件事的緣由嗎？

那日松：2020年新冠疫情，讓映畫廊每季度一次的影像小集無法延續，于是就改為在線上舉辦。為了配合宣傳，我從小集里拿了一些作品，在我們微信群里做了一次線上拍賣。本來是為了宣傳，沒想到拍賣很火，大家都很感興趣。

這件事從2020年5月開始做，幾乎每月一次，一直到現在。通過一年時間，很多對影像收藏感興趣的人加入進來，我不斷篩選，把真正的藏家慢慢篩選出來，建立一個新的VIP群，大約有200人。這其實挺出乎我的意料，因為過去我一直認為中國影像收藏市場很小。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覺得自己認識的藏家也就10個左右，現在這個群里居然有200多人。而且在這些人里，可能有超過一半我都不認識，甚至都沒見過面，他們都是通過各種渠道加進來的。所以，其實這十多年，影像市場在潛移默化中還是有了很大的發展，很多人開始對影像收藏感興趣，也認為照片是可以收藏的了。

80年代“心理視像派”代表攝影家于曉洋的經典作品《夢開始的地方，1988》參加了2020年7月拍賣，以13000元成交。

已故攝影家程玉楊的作品《高原圣地》在2020年5月的第一場線上拍賣中，以27000元成交。

攝影家袁學軍作品《我們勞動去》（曾獲1982年第十二屆全國影展金牌獎）在2021年4月被拍中，以3萬元成交。

呂楠作品《盲童，北京，1989》在“映PHOTO影像藝術博覽會”的第一場線上拍賣中，就拍出了41000元的價格。

澎湃新聞：您覺得國內影像收藏市場的整體狀況如何？

那日松：90年代末、2000年初，中國的影像市場以外國藏家為主，那時候基本上還沒有形成國內藏家市場。2007年以后，華辰影像拍賣做起來一個市場，吸引和培養了一些國內藏家，但他們主要是購買民國老照片、“文革”照片、紅色影像，對當代影像不“感冒”。外國藏家雖然對當代影像感興趣，但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國外藏家越來越少，這對那些做當代影像的攝影家、藝術家來說影響非常大。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的影像收藏市場都非常低迷。

到最近幾年，國內影像市場才開始有些起色——出現了新的攝影畫廊，規模雖然不大，但做得很專業，很有特點。一些攝影節也開始介入攝影作品的銷售，比如鮑利輝最早在大理影會做了畫廊博覽會，據說賣得不錯，很有效地保留了影像市場的一個熱度。再比如張國田主持的平遙攝影節，在2017年也開始做畫廊博覽會，由我來幫他策劃；我們把平遙畫廊博覽會定位在：買得起的畫廊博覽會。

在2018年平遙攝影畫廊博覽會上銷售最多的于建興作品，8X10銀鹽照片，500元一幅。

在此之前，我發現國內的影像市場和藏家之所以低迷，其中一個原因是2008年以前，大家把價位提得太高了，所以后來根本賣不動。有一個階段，很多中國攝影家的作品賣得比外國攝影大師還要高。所以，在那次平遙攝影節上，我們要求所有攝影家把作品價格定在500元到3000元之間。我記得那次程玉楊帶了很多自己做的手刷銀鹽作品，8×10的畫幅。他自己想賣1500元或1800元，我給他定價800元，一開幕就賣出去50多張。

那次平遙畫廊博覽會給我的啟發比較大，從2019年起，我就開始在映畫廊做影像小集，每季度舉辦一次，希望把大家購買攝影作品的熱情調動起來。我當時的想法，首先是要吸引普通人——都市白領、文藝青年、藝術愛好者等。如果他們能花幾百塊錢或上千塊錢買一張影像作品的話，就能慢慢養成一種習慣或風氣。經過這三年時間，這個目的基本達到了。至少在我的周圍、朋友圈里，有太多過去從來沒買過影像作品的人，現在都會去買一張照片掛在家里。由此來看，中國的影像市場其實是巨大的，只是我們并沒有去很好的培育和開發。

郎靜山的經典名作《臨流獨坐》在第一場線上拍賣中以94000元成交。

當代影像藝術家姚璐的作品《新山水》之《淺渚垂釣圖》，在2021年3月“景觀中國（第二輯）”線上拍賣中，以27000元成交。

攝影家、“四月影會”發起人之一王志平作品《家——東四三條35號，1979》在2021年4月線上拍賣中，以16500元成交。

攝影家賀延光在2003年“非典”疫情期間拍攝的名作《面對生命，2003年4月30日，北京地壇醫院》參加了2020年6月的線上拍賣，以14000元成交。

攝影記者陳杰的作品《懸崖村》在2021年2月“景觀中國（第一輯）”拍賣中，起拍價3000元，最終以33000元成交。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影像藝術收藏最終是不是一定會走向大眾？

那日松：一定會的。其實現在全世界都是這樣，國外那些大型藝術博覽會、畫廊、藝術商店等，基本上都在賣影像作品。我們每季度舉辦的小集也是一樣，很多人來買照片，有時候不是為了收藏，就是喜歡、覺得好看，可能就是為了裝飾一下自己的房間。所以，我們為了這些初級買家，專門定制了很多不同類型作品，比如不限量名作，像任曙林的“八十年代中學生”、曾年的“崔健1988”、王爭平的“馬”、桔多淇的“蔬菜博物館”等，幾百塊錢到幾千塊錢就可以買到一張攝影名作。

影像藝術家桔多淇作品《韭菜上的梵高》在2021年4月線上拍賣中，以3萬元成交。

攝影師高原拍攝的《魔巖三杰，1994》參加了2020年7月的拍賣，以21000元成交。

攝影師曾年的《崔健，1988》這張照片，在“映PHOTO影像藝術博覽會”的第一場線上拍賣中，就拍出來55000元的價格。

郝蕾和畏冰作品《如是——恒河。2010年6月3日》在2020年7月拍中拍得26500元。

澎湃新聞：那此時我們所說的影像收藏，其實也可以是一個“藝術商品”的概念了？

那日松：可以這么說。其實，所有頂級的藝術，最后都會走到商品化這個階段。所以，不必在意是商品還是藝術品，如果影像藝術能被商品化，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好事。現在本來就是一個商業化時代，任何一個藝術家和攝影家都無法回避這個問題。

2021年1月“紅色中國”主題拍賣，法國攝影家閻雷作品《1985年，北京長安街 》以7500元成交。

海報設計 澎湃新聞記者 周寰 

本文特約作者，馬列，影像藝術寫作者、媒體圖片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