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倫·拉德納（章靜繪）

卡倫·拉德納（Karen Radner）是慕尼黑大學近東暨中東古代史洪堡講席教授，長期致力于古代兩河流域文獻、歷史和考古學研究，尤其關注亞述帝國時期。去年，她的《古代亞述簡史》中譯本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她的《巴比倫簡史》中譯本也將于近期面世。這兩本書的譯者、魯汶大學東方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常洋銘應《上海書評》之邀采訪了拉德納教授，請她談談自己學習和從事亞述學與近東考古研究的經歷和心得，以及她如何思考亞述學及古代近東研究在當代的學科定位和社會價值。

【奧地利】卡倫·拉德納， 顏海英、常洋銘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280頁，42.00元

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想要研究古代近東文明的？

卡倫·拉德納：我在奧地利境內阿爾卑斯山腳下的一座小城長大，那里有一處非常重要的鐵器時代遺址，即迪倫堡（Dürrnberg）的鹽礦開采基地遺址，所以我自幼就對整個古代世界充滿興趣。之所以專門研究古代近東文明，是因為在我十六歲的時候，父母帶我到敘利亞旅行，我對那次旅程非常著迷。那里曾經有過那么偉大而繁榮的文明，在地表上卻幾乎看不到任何東西。但非常幸運的是，我們可以通過他們留下的文獻和遺跡去了解他們。

您在學習亞述學和近東考古學的過程中，接受到的是什么樣的訓練？哪些學者對您產生過比較大的影響？

卡倫·拉德納：我在維也納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當時是一個四年制的學習項目。我的專業被稱為“古代閃米特語言和近東考古學”（Altsemitische Sprachen und Orientalische Arch?ologie）。我選修了所有楔形文字語言的課程（其中許多不屬于閃米特語族），以及希伯來語、阿拉姆語和阿拉伯語等。我的老師是赫爾曼·琿格（Hermann Hunger），他是全世界研究古代兩河流域天文文獻最權威的學者之一。另外，我的老師還有專門研究阿卡德語語法的漢斯·赫希（Hans Hirsch）。除了學習古代語言，我還修讀了以中東和地中海東部為重點的考古學課程。在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的資助下，我在柏林自由大學完成了第四年的學習。在柏林期間，我的學習主要集中在考古學方面，主要跟隨曾經發掘過烏魯克遺址（Uruk）的漢斯-約格·尼森（Hans-J?rg Nissen）和曾經發掘過謝赫-哈馬德丘遺址（Tell Sheikh Hamad）的哈特穆特·庫內（Hartmut Kühne）學習，并且和羅伯特·恩格倫德（Robert Englund）學習蘇美爾語。與此同時，我還在約阿希姆·馬爾贊（Joachim Marzahn）的指導下，以志愿者的身份在柏林近東博物館（Vorderasiatisches Museum）的楔形文字泥板部門工作。我認為馬爾贊是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之一，因為他教會了我如何繪制楔形文字泥板的摹寫圖。我的博士論文是由赫爾曼·琿格和海德堡大學新亞述時期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卡爾海因茨·戴勒（Karlheinz Deller）共同指導的。在我攻讀碩士和博士期間，我每年夏天都會參加田野發掘，主要是在敘利亞和土耳其。直到現在，我還花很多時間在田野工作上，目前還在主持著位于伊拉克北部的一個考古項目。

拉德納教授（中間）與研究團隊成員在伊拉克南部的烏魯克遺址

拉德納教授在伊拉克北部的派什達爾平原考古項目點

包括亞述在內的古代兩河流域（也稱“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其本身的發展歷程從公元前三千紀開始，延續了三千余年。而您職業生涯中的大部分時間都聚焦于公元前九至前七世紀的新亞述時期（也稱“亞述帝國”）。為什么這個時期對您來說如此重要？或者說，為什么包括亞述學家和普通讀者在內的所有人都應該關心這個時期？

卡倫·拉德納：在巴比倫尼亞和伊朗的軍隊的攻擊之下，亞述帝國核心地域的城市被一一攻陷，這個盛極一時的帝國很突然地就崩潰了。因此，我們有大量的文獻資料可以研究——在建筑物起火時，楔形文字泥板并不會被毀壞，反而會被更好地保存下來。也是因為這種突如其來的崩潰，使得新亞述時期成為古代兩河流域文字記錄最充分的時期之一。我認為這一時期非常引人入勝。因為在當時，亞述帝國的影響力覆蓋了從地中海到非洲東北部（現蘇丹境內）、再到波斯灣和高加索山的廣大疆域。這使這些地方的人、資源和思想都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范圍的交流。比如說，雞就是在此期間被引入西方的。

在過去二十多年里，您撰寫和編輯了許多部關于新亞述時期出土文獻、歷史、地理和考古學的專著，可否請您向讀者們簡要介紹一下新亞述帝國最重要的遺產？

卡倫·拉德納：作為一個國家，亞述帝國比以前的任何國家都更大、更成功，它為此后的阿黑美尼德波斯帝國做了鋪墊。亞述帝國最具影響力的創造和遺產之一就是它的長途驛傳系統，即一封信由一系列信使而非一人走完全程來運送。這似乎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但它必須依靠于一個廣泛、深入且可信的行政控制與管理體系。如今有許多學者認為那個時期末期出現的一神教中的神的概念便是以亞述國王為藍本的——亞述國王是一位無與倫比的統治者，他用條約將他的臣民約束在他身邊，規范他們的行為。由此可見，亞述帝國對政治和宗教概念的發展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對后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然而，很多人從來沒有聽說過它！

2005年，您離開歐洲大陸前往倫敦大學學院任教，與許多著名古代歷史學家如艾美莉·庫爾特（Amelié Kuhrt）、西蒙·霍恩布魯爾（Simon Hornblower）等共事。如果將您此前的工作與后來的著述相比，可以發現您關注的問題和使用的方法變得更加多元，是否可以認為您嘗試在亞述學領域探索其他的研究路徑？

卡倫·拉德納：在此期間，我的研究問題變得更加廣泛，因為我在倫敦大學的教學也涉及古代埃及。因此，我對連接或區分古代世界不同地區的文化元素有了更多的認識。另一方面，與歷史學家一起工作肯定影響并促進了我自己的研究，我開始更多地思考古代國家的組織，尤其是他們之間不同的凝聚策略。從2008到2012年，我主持了一個由英國藝術與人文科學研究委員會（AHRC）資助的研究項目，主要研究亞述帝國的信息渠道，特別是長途通信的作用。這項研究重點關注公元前八世紀下半葉，在當時，由亞述國王直接控制的領土范圍擴大了兩倍。亞述國王留下了大量的銘文，從他們的角度詳細記錄了他們的統治，并將發生的一切都歸功于他們自己。這些資料盡管非常重要，但卻將國王以外的對帝國的擴張與繁榮做出貢獻的人撇在一邊。我喜歡稱他們為“亞述帝國的建設者”，并且傾向于強調這些人在亞述國家中所起到的作用。這與中國歷史有一些相似之處，因為在亞述帝國，未來的國家官員也是在王宮中進行集中訓練的，而且這些見習官員中有許多人在少年“進宮”之時就被閹割了。現在，我們能夠讀到一些國王與他們的臣屬之間的書信往來。其中相當引人注目的是，擔任高級職務的人會對他們的國王說出自己的想法——他們顯然是因為擅長他們所做的事情而被委任的，而且他們自己也知道這一點。

2015年，您回到了德國，在慕尼黑大學擔任近東暨中東古代史亞歷山大·馮·洪堡講席教授，但卻是在歷史系，而不是在慕尼黑大學歷史悠久的亞述學與赫梯學研究所（Institut für Assyriologie und Hethitologie）。在德國，一位從事古代文明領域研究的學者成為歷史系的教員或被稱為歷史學家，在當時（可能現在仍然是）是一件新鮮事。您是如何在慕尼黑大學定位近東暨中東古代史的？慕尼黑大學的近東暨中東古代史教學又有什么不同之處？

卡倫·拉德納：2015年，當近東暨中東古代史洪堡講席剛設立的時候，它是德國大學中第一個此類教授席位。在慕尼黑大學設立這樣一個教席的想法是由我的同事馬丁·齊默爾曼（Martin Zimmermann）教授倡議的，他是一位研究希臘化世界的歷史學家，主要研究公元前四世紀末被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地區的本土文化傳統。在慕尼黑大學，我首先將近東古代史定位在歷史學科內。當然，我和我的同事們也需要借鑒文獻和考古材料的研究手段及成果，但我們的研究問題和教學傾向于集中在“大局”上，比如說：是什么將社會聯系在一起，是什么塑造了社會和國家的命運？我們的關注點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人，而不是他們的文獻和文物，這可能是我們在研究和教學上與亞述學、赫梯學、近東考古學專業的最大區別。我試圖鼓勵那些對古代近東文明感興趣的歷史系學生盡快開始學習蘇美爾語和阿卡德語等課程，因為這在進行原創性研究時非常重要，這些課程是由我在亞述學和赫梯學研究所的同事講授的。

除了我和我的同事們根據自己的研究領域所提供的高級課程以外，我們還定期為初學者提供一系列的研討會。系列研討會中第一門的關注點便是新亞述帝國，去思考這個國家在公元前九至前七世紀是如何運作的。對于學生而言，看到亞述人如何處理每個現代國家也必須面對的挑戰，著實令人大開眼界，其中涉及的問題包括個人的貢獻和參與、權力的下放或者信任和控制之間的平衡。系列研討的第二門則專門討論對許多人來說是古代近東的代名詞的城市——巴比倫，時間范圍是從公元前二千紀早期到公元后一千紀中期。在此期間，馬爾杜克的雄偉神廟逐漸淡出大眾視野，一神教取代多神教成為主流。這門研討課的目的是讓學生們在漫長的兩千五百年的時間跨度中，觀察這座城市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的發展歷程。對于學生而言，這個一度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地方如今卻成了一片廢墟，這讓人頗感唏噓。系列研討的第三門則關注公元前六世紀的地中海沿岸和中東地區，涵蓋了新巴比倫帝國（即巴比倫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的時期）、賽特王朝時期的埃及（當時海軍對這個國家變得極其重要）、安納托利亞的呂底亞王國（世界上第一枚硬幣就是在那里發明的）、雅典及其激進的政治進程（包括民主在內）以及波斯帝國的誕生。這門課程的重點是向學生介紹同一時期這一地區內極其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景觀，以及我們想要了解這一時期需要依靠的形式非常不同的原始資料。

作為一門學科，歷史學旨在了解過去。因此，歷史學的研究對象應該包括任何地區和時期。然而在歐洲和北美，亞述學和更廣泛意義上的古代近東研究（包括赫梯學等）一直受語文學傳統和二戰后區域研究興起的影響。在歐洲，亞述學通常是獨立的，或者與埃及學和近東考古學相互依存。而在美國，亞述學通常是近東或中東研究系的一部分。在這些地方，亞述學、埃及學乃至古典學的教學方式也與五十年前基本相同，對于現狀的任何挑戰都會引起爭議。作為亞歷山大·馮·洪堡講席教授，您的任務被描述為“將古典和古代研究的重點更多地轉向普遍的古代史”。您將如何定義亞述學作為歷史研究的一部分？您認為這種轉變的挑戰是什么，以及如何克服或超越這些問題？

卡倫·拉德納：在慕尼黑大學設立亞歷山大·馮·洪堡教授講席的主要結果是，我和我的團隊成員為歷史系學生授課，學生中也包括未來的教師。當然，學習歷史的學生要比更為專精的考古學或語文學學科要多得多，因此我們接觸到的人也多得多，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埃及和古代近東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它們是“死”的——相對于古典文明，因為主流的歷史敘事為它構建了一個不曾間斷、直至今日的連續性。我認為任何人都應該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人類歷史上曾有過的一些最偉大的文明結束得如此徹底，以至于它們不得不一步步地被重新發現——自十九世紀以來，這一過程仍在進行中。

在你的問題中，你正確地強調了許多古代近東研究項目的語文學特點，這是因為古代近東的人們所使用的文字系統（楔形文字）與西方占主導地位的字母文字非常不同。楔形文字對任何接觸過漢字的人來說可能都很容易理解，但在西方世界，這被視為一個很大的障礙，因此大學里的大部分培訓都是為了學習如何閱讀這些文字，教學和研究的重點也是去理解它們的內容，并且經常需要從許多分開的零散的抄本中重建整個作品，且這些抄本都不完整。因此，進一步的解讀或對歷史背景的分析往往不被視為優先事項。但對于歷史學家來說，需要考慮的問題當然是不同的。一個多世紀以來，在亞述學家們的不懈努力之下，許多可靠的文本版本及譯本已經問世，因此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我們中的許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努力使這些文本在網上變得更加易于搜索，而原始資料的更大可及性也使得將古代近東納入歷史課程變得更加容易。在慕尼黑大學，我和我的團隊正在建設“慕尼黑楔形文字文獻開放數據庫”（Munich Open-access Cuneiform Corpus Initiative），這一計劃主要致力于新亞述和新巴比倫時期出土文獻的數字化。

慕尼黑楔形文字文獻開放數據庫項目團隊，右一為拉德納教授

眾所周知，兩河流域所在的伊拉克、敘利亞地區在過去二十年里一直處于戰爭、沖突和恐怖襲擊不斷的動蕩之中。許多考古遺址、考古工地和博物館被破壞；無數的文物，如楔形文字泥板和雕塑等，被掠奪并偷運到伊拉克和敘利亞之外。在您為大眾讀者所寫的《古代亞述簡史》和《巴比倫簡史》等書中，您經常提醒您的讀者們將古代兩河流域文明及其人民與當代中東以及他們自己聯系起來，您也樂于分享您對伊拉克、敘利亞的現狀及其文化遺產的看法。當下，您在中東的研究工作進展如何？您又如何看待自己身為古代近東研究者的社會責任？

卡倫·拉德納：我經常待在中東，因為我從學生時代起就在那里進行考古發掘。我通常參與涉及亞述帝國的項目，由于亞述帝國的領土非常大，所以盡管有些地區一直為戰爭所困，但我還是能夠持續地開展工作。我以前在敘利亞和土耳其工作過，但從2010年以來，我主要在伊拉克工作。2015年至今，我在伊拉克的庫爾德地區主持了一個發掘項目，該項目位于今天被稱為派什達爾平原（Peshdar）的地方，那里在古代是亞述帝國的一部分。我們正在發掘一處在亞述占領之前和占領期間一直存在的定居點。事實證明，這項工作非常有趣。因為對于當地的一般人來說，亞述帝國的到來似乎沒有造成什么變化，他們的生活方式相對而言并沒有受到政權更迭的影響。但是，定居點的精英們則非常喜歡亞述的物質文化和裝飾，樂于接受各種時尚，這些時尚同時也流行于亞述帝國的核心地域。在派什達爾平原，我們與當地的文物部門合作進行考古發掘，一半的研究人員都來自庫爾德地區，而外國研究者則來自歐洲和北美的各個國家。我們所有人都住在一起，我認為這對于團隊所有成員而言都是一種多元的體驗。我們還確保以英文和開源的形式發表我們的成果，以便在派什達爾平原的每個人以及對它感興趣的人都能讀到這項研究的內容——人們的確也是這樣做的!

派什達爾平原考古項目2021年度工作團隊合影

派什達爾平原的發掘工作位于遠離沖突地點的地方，但并不意味著我們的研究與這里的沖突和暴力絕緣。最近，我在摩蘇爾待了一個星期，和海德堡大學的同行一起，參與對ISIS破壞的亞述國王辛那赫里布（Sennecherib）宮殿遺址的現狀的評估。在ISIS占領期間，摩蘇爾的居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難，許多建筑被摧毀，很多房屋至今還留著戰斗的痕跡。ISIS也將摩蘇爾及其附近的文化遺產作為打擊目標，因為摩蘇爾城就位于亞述帝國最后的首都尼尼微古城（Nineveh）的遺址之上。他們這樣做有兩種目的：第一，他們想要摧毀塑造摩蘇爾居民身份的最突出的紀念物，其中包括清真寺、內比尤努斯遺址的約拿墓以及摩蘇爾考古博物館。后者展示著該地區一些最重要的遺址如卡爾胡（Kalhu）和哈特拉（Hatra）等地出土的文物。ISIS制作并大肆傳播針對文物的破壞行為的視頻，聲稱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清除城市中的非伊斯蘭教因素。第二，他們還以非常系統的方式掠奪考古遺址，搜羅珍寶，甚至褻瀆內比尤努斯的墓地遺址。他們掠奪的文物將會在國際文物市場上被非法出售——這些文物可能在幾十年后才會出現，伴隨著一個捏造的出處。ISIS在摩蘇爾和其他許多地方的所作所為，凸顯了許多人對過去的雙重態度：一是連續性，即對自己的文化身份極為重要的對當地歷史的認同和歸屬感；二是疏離感，認為過去與今天并不相關，過去充其量是一種可以用于謀求經濟利益的資源。在我看來，古代近東研究者有責任確保前一種連續性和歸屬感超越單純的地方性。就兩河流域而言，即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地區，我們必須強調它對于世界歷史的意義。正是在這里，人們聚集在一起，建立了第一批村莊，以及后來的最早的城市。它是數學和天文學的誕生地。當像巴格達的伊拉克國家博物館這樣的地方被掠奪時，失去了一段歷史的并不只是伊拉克人民，而是我們每一個人。

2021年9月，拉德納教授考察被ISIS破壞的辛那赫里布王宮遺址，照片攝于王宮朝堂（throne room）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