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胡永泰（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系教授、復旦大學兼職教授）

主題：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經濟學家

時間：2016年6月19日

主辦：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

【編者按】

“從外面來看中國的制度，我擔心很多大學已經很接近完全官僚化的評價制度，這種評價制度就只看文章發在哪一個雜志就夠了。但是，還應該問問學者，特別是經濟學者，自己對社會有什么貢獻。”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系教授胡永泰在“安泰問政：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經濟學家”座談會上說，1997、1998年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但是沒有一個在新加坡國立大學里任教的經濟學家對此說話，因為當時該校沒有一個老師研究東南亞經濟，很多是研究美國經濟、英國經濟。胡永泰認為，大學里的官僚就是用最方便的方法來評價他們的教授，而這樣的激勵機制導致知識分子為外國打工。

以下是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對胡永泰發言內容的整理：

我對中國的了解沒有在座幾位那么深，所以今天講的是代表一個外面來的人對中國的一些觀察。

中國需要怎么樣的經濟學？這個問題對我來說相當于是問，中國需要什么樣的醫學。我們大家都同意，無論是西醫、中醫，可以解決醫學問題的就是中國需要的醫學。醫學非常有用，可以救命。有沒有可能，有一些貢獻是只對外國有用，對本國沒有用？普通人正常想的，他的理想，可能是不只對外國做貢獻，也要對自己的國家做貢獻。如果他只對外國做貢獻，沒有對自己的國家做貢獻，原因是他的理想和他的利益不一致。而這，多半是激勵制度造成的。

1997、1998年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這在東南亞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大事，你可以看到每個國家的政府都換屆。在雅加達，經濟危機造成了社會動蕩，一些華人遭到殺害。而在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你看看東南亞的學者對這個危機有什么看法？

要是我們對上海以南的大學經濟學院進行排名，新加坡國立大學和香港大學一定排在前五位，但是這兩個高校的學者對亞洲金融危機一點聲音都沒有。現在我們知道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承認，它們那個時候推薦的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是錯了，把當時的危機搞得更嚴重，傳染到了其他國家。現在，IMF已經承認它做錯了。但是那個時候，沒有一個在新加坡國立大學里任教的經濟學家說話。假如他們說了什么，他們說的話也與IMF是一樣的。

可以說這是一個社會的失敗。因為這些老師，他們的激勵制度決定了他們不是來研究地方性經濟問題的。在新加坡國立大學，那時在經濟系，沒有一個老師研究東南亞經濟，很多是研究美國經濟、英國經濟的。香港大學也是一樣。我覺得這個很不正常。有什么樣的經濟學家出現，要看激勵制度、報酬制度是怎么樣的。在香港、新加坡的大學，它們是跟很多國外大學的制度一樣，它們會有a、b、c類期刊名單，新加坡和香港一些大學的a類期刊名單跟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的期刊名單有什么不同？基本上一樣。

這些雜志都是在國外的，特別是在美國。所以它們重視的論文主題都是比較偏美國經濟問題的。現在很多好的雜志上出現了有關中國的文章，這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很重要的國家。你不會找到出現過關于馬來西亞的文章、關于印尼或是柬埔寨的文章。基本上這樣的激勵制度就是讓那里知識分子為外國打工，但是也不可以怪他們。因為大學里的官僚就是用最方便的方法來評價他們的教授。

但是你看在美國它們怎么樣評價？它們頂級的大學跟佛羅里達大學的評價體系是不一樣的，只有在美國最有名的大學，像哈佛、MIT（麻省理工學院）、耶魯，你在它們的經濟系可以看得很清楚。兩批人，一批人在理論上是一流的，是在a類期刊發文章，還有一部分人對政策有很大的影響力，像勞倫斯·薩默斯（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曾任美國財政部長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編注）、杰弗里·薩克斯（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主任，目前就可持續發展問題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特別顧問——編注）。可能他們是最有代表性的，但是不止這兩個人。

美國的一流高校經濟系不只重視學問，還重視智庫，會看你作為學者提出來的建議對社會有沒有用。所以它們那里學者的成功，是因為它們的學者提出來的建言通過實踐證明是有效的。所以在一個大學，特別在第一流的大學，它們也沒有一個公開的a類期刊或者b類期刊名單。它們怎么樣來評價學者呢？它們里面有一批人來看你的文章，他們對自己有信心，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要是他們認為某個人文章寫得好，他們就讓他得到終身教職。

這個評審也不是那么隨意。雖然社會已經接受他們的學術地位，但他們做評價的時候，一定也會問外面的人要推薦信。即便如此，最后也都是每個人自己做出評價。

我在很多不同的大學做過他們的校外評審。很多時候我跟他們談話，他們說論文看不懂，也不看，就看在哪里出版。這個基本上是對自己是沒有信心了。你看到一個想法，這個想法有沒有魄力，你應該自己有一個評價。這個a類期刊或者b類期刊名單，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最有魄力的雜志可能不在名單里，因為會有新的雜志出來。依據這樣的期刊名單做評價，就可能對人才有低估。

大學要提拔教師的時候，不只應該看他的學術，也要看他在智庫方面的工作。有很多大學對教師每三年有一個評價，如果你文章發的不多，大學會說，你因為文章發的不多，上課就得多一點。基本上教書就是一個懲罰。但是，我們知道，對本科生和對研究生的教學不需要完全一樣，因為很多本科生不會成為經濟學博士。每個人的能力不同，教學也應該依據每個人具體的能力進行，不能千人一律。這樣的話，假如一個大學重視教師帶學生的能力，那么，即便教書的老師報酬的增加不如做研究的老師增加得那么快，大學還是應做出改進，對教書的老師來講，他應當得到適當的回報。

從外面來看中國的制度，我擔心很多大學已經很接近完全官僚化的評價制度，這種評價制度就只看文章發在哪一個雜志就夠了。但是，還應該問問學者，特別是經濟學者，自己對社會有什么貢獻。

（本文根據主講人發言錄音整理，未經作者本人審定，個別表達據上下文補充，標題系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