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適逢著名現代作家穆時英（1912.3.14—1940.6.28）逝世七十六周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特此刊文，以為紀念。此文刪節版曾在《現代中文學刊》2016年第3期發表，現恢復原貌刊出。

作為中國“文學現代主義”的先驅，穆時英短暫而輝煌的文學歷程素來引人矚目，其所抒寫的都市中國的濃烈的酒味、瘋狂的音樂、眾多的“尤物”和赤裸的情欲（陳子善《跳起來，上海的狐步舞》，《中華讀書報》2002年5月15日），用力之深，筆觸之廣，創獲之大，在中國文學史上可謂前無古人，至今亦鮮有能出其右者。相關研究在海內外極發達，就在最近，我注意到日文、英文學界，還在出版相關的研究論著，并推許其為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大師。

不過，在批評、研究穆時英文學的過程中，許多法度謹嚴的學者，首先仍注意到對穆時英著作的版本及存世情況的考察。盡管這并未超出傳統的中國文史研究中“著述考”、“版本敘錄”之類的學術工作范疇，但對于向來重視理論、批評、“思想”的近現代文學研究而言，似仍有強調的必要，而且，坦白說，迄今為止，參考書志學、書籍史、出版文化等新/舊學術取向，系統、深入地研究近現代文學作家的發表、出版活動者，確乎并不多見。

以穆時英的著作為例，其生前在報章雜志發表的文章、出版的各種作品的單行本，及收入穆時英作品的選集、文集等等復雜的文本與版本變遷，乃至近年來出版的《穆時英全集》的編輯之得失，《全集》出版后輯佚工作之成就及其限制諸議題，似皆有專門探討的余地。再進一步而言，目前對穆時英著作情況的初步調查雖然已經完成，但即便是在這令人自豪的調查成果之中，仍潛藏著一些問題尚未被厘清。例如，一系列關鍵性的問題是：何者是穆時英的作品？何者又是冒名頂替之作？何者根本不是穆時英的作品？皆需要學者仔細考慮，提供有效的、經過充分批判的證據，以為確說。為了說明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我在以下有限的篇幅內，試舉一例言之。

這個例子就是1941年中譯、出版的托爾斯泰小說集《三隱士》。在一些研究現代文學出版的重要著作（如鄧集田《中國現代文學出版平臺》）、一些重要的文學數據庫（如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建置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網”）、一些收藏家的書話（如張澤賢《中國現代文學小說版本聞見錄：1909～1933》）中，每每述及有關穆時英的著作，都會不約而同地提及《三隱士》這本翻譯文學，并注明“托爾斯泰著 穆時英譯”。若這些記錄確鑿無誤，有心人或可將此書與穆時英的其他翻譯工作成果一道，追索其翻譯志業、理解其文學生涯，講述一個文學現代主義者之外、作為翻譯愛好者的穆時英故事，誠然令人欣喜，但事實是否如此？

所幸此書在北京國家圖書館等處皆有收藏，檢原書，于1941年8月由上海啟明書局出版。書封以大字列示其題名，為“三隱士”，其上則有一標題為“托爾斯泰故事集”，由此可識其為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正文之前尚有《作者傳略》一篇，簡述托爾斯泰之生平事跡，雖然只有一頁多的篇幅，但對于讀者入門而言，可能已經足夠。

不過，能承擔這功勞的，除了譯者、編輯，主要的還應該是另一本書——《現代名人傳》。按，此傳略摘錄自上海世界書局出版、唐盧鋒編著《現代名人傳》“文學界名人”一編之《無抵抗主義者俄國文豪托爾斯泰》。該文敘述托爾斯泰的生平之外，還詳說托氏之人生觀、宗教觀、藝術觀，及托氏文學作品前后期之變化、若干代表作之特色等等，適可視之為一篇有力之專論。在近現代出版的眾多中外名人傳記著作中，此書雖然難稱一流，但由于編著者下過功夫，搜集過不少資料，而且擁有自己的裁斷，故而受到讀者歡迎。

1928年冬，尚未成為一代詞宗的青年夏承燾，粗覽此書，“屢有感動，”進而以中外英雄豪杰之為，反觀自身，嘆曰：“我即不能為愛迪生、愛因斯坦、麥蘇士，獨不能為泰戈爾、甘地耶？日汩沒其精神于故紙中，不能擴其目光于斯世。明年忽已三十，我其終為一鄉一邑之人乎。”（《夏承燾集》第5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2頁）此后更多次重印，似亦足證其在當時之參考價值。另外，據夏承燾日記本條記錄，亦可推知，此書版權頁所標記的1929年9月這一初版時間有誤，實際時間應在前一年年末，不然夏先生當何所讀、如何讀之？

《作者傳略》之下，《三隱士》集依次收《天知道》、《獵熊》、《逆來順受》等托爾斯泰短篇小說，凡十四篇，不足八十頁，價亦甚廉，大抵是書局方面有心做成普及性質之圖書，方便普通讀者購買、閱讀。不過，作為該書題名的短篇小說《三隱士》，首先引起我們的關注。按，此文重新講述了一個在伏爾加河流域廣為傳頌的古老傳說。

其大意云，一主教在傳教途中，聽聞三個老年信徒隱居荒島、盼望靈魂得救，便決心前往荒島，一探究竟，一見面卻發現，這三個老人竟然連如何向上帝禱告都不甚了然，著即仔細而耐心地教其習誦禱文，直至他們學會為止。但當主教一行人離開的時候，“神跡”卻突然地降臨了。原來，這三個隱士因為健忘，旋而又將禱文內容忘得一干二凈，只好追趕主教遠去的船只，但是，不期然間他們卻獲得了在海上行走的力量，這一不可思議、如獲上帝之助的行為，使前此有心教誨他們的主教和在場的眾人都大驚失色。

小說旨在揭示出禱告、信仰不在形式，而恰恰在于虔誠、用心這一普遍真理，宗教寓言色彩和道德訓誡意味非常明顯，但是，俗話說得好，“好心”不一定辦成“好事”，正因為托爾斯泰構思的巧妙、敘述的流暢，使之得以超越同類型創作，充分地展露出其長篇小說之外的才華，特別是晚期托爾斯泰（這是我模仿當代批評家愛德華·薩義德的“晚期風格”說生造的說法，還請托爾斯泰研究專家和廣大讀者見諒）的文學精神，從而在托氏漫長而碩果累累的創作生涯中占據一席之地，所以，被廣泛選入以中西多種語文出版的文學經典作品選、入門讀物，也就不足為怪了。

也正因為如此，早在1914年，這篇小說即由當時已名滿天下的翻譯家林紓及其合作者陳家麟共同翻譯，題名《島仙海行》，發表在是年的《東方雜志》上，次年被收入《羅剎因果錄》，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結集出版。不過，林紓、陳家麟的譯筆古奧雅馴，且多有增刪，后人難免重譯，產生多種譯本。與短篇小說《三隱士》的情況相近，收入該書的其余十三篇小說，早在是書出版之前，就有不少已被中譯發表、出版。

事實上，與過分強調“五四新文學”意義的論者相比，我們應該指出：被“五四”時代的文學精英、學術精英奉若圭臬的托爾斯泰作品，其實早在“五四”之前，已經有相當之多的翻譯，雖然多由日文、英文轉譯，但仍不失其作為“異域之眼”的重要性，也正是他們的努力，讓正在成長中的“五四”一代多多少少知道了托爾斯泰的大名，喚醒了他們日后對托氏文學翻譯、介紹、研究、模仿的熱情。當然，這是研究翻譯史的學者們所熟知的。

但也是基于上述的理由，我們對“五四”之后的1930、40年代，諸多有關托氏文學作品的重譯、甚至盜印現象，或可獲得一通觀之認識。將穆時英的翻譯《三隱士》放置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之中，予以重新審視，謂穆時英亦有可能追逐時尚、重譯《三隱士》等托氏小說，似有一定之道理。然而，以我自己對《穆時英全集》的研讀及集外文的發掘經驗而言，乍見本文起首所舉諸記錄，不免感到疑惑。

如所周知，穆時英擁有相當博雅的文學、藝術修養，對當時上海流行的都市文化、藝術如電影、爵士樂、社交舞蹈、繪畫有非常濃厚的興趣和令人驚奇的領悟力、洞察力。由這些個人的人文修養、審美趣味、藝術鑒賞力，與中西文學傳統共同鑄就的穆時英文學中，處處可見中西文學的回響，似亦不必在此備述。不過，以往的局限于“新感覺派”和“海派文學”視野的研究，多強調日本文學作為其淵源的一個側面，但我通過研究發現，日本文學對其影響相當有限，相反，我們或許應該看到中國文學和西方文學在其文學世界的非凡意義。

偉大的中國文學傳統，包括被我們一直尊為“正典”（canon）的高雅文學和民間文學諸如地方戲劇（曲）、歌謠、小調等等，都曾經參與了其文學構造；在西方文學方面，自《圣經》這一源頭至其同時代的美國左翼作家約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國》三部曲中的前兩部，他不僅能夠熟讀深思，而且能夠以專業的文學批評家的品質予以解讀、分析，因此，未曾在泛泛的鑲嵌式的引用上止步不前，反而使之成為其重要的思想與創作資源。即便如此，其一生中似從未發表過關于托爾斯泰及其著作、思想的片言只語，或可見出他對19世紀流行的現實主義文學的有趣態度，也再一次地加深了我的疑慮。

覆按原書，我們可以發現，無論其書封，還是版權頁，在交待其譯述者時，皆署作“楊時英”，而非“穆時英”。據此檢核近現代文學出版書目資料，窮根溯源，我們還能看到：1937年1月，啟明書局曾出版楊時英譯述之《托爾斯泰故事集》，系該書局“世界故事名著集”叢書之一。觀此書之裝幀、設計、內容及出版人、出版單位等要素，殆與后出之《三隱士》集相差無幾，故敢推論出，1941年初版之《三隱士》集，與1937年初版之《托爾斯泰故事集》實出一源，且由后者更動而來。然而，《托爾斯泰故事集》的譯者也正是這位“楊時英”。

那么，有無可能此“楊時英”是“穆時英”的化名、筆名？按，《托爾斯泰故事集》出版之時，穆時英已旅居香港，從此與海上文壇音訊漸疏，而且，目前我們所掌握的證據是：旅港數年間，穆時英在上海的報章雜志上從未發表過任何一篇文章，也沒有出版過其著作，若謂《托爾斯泰故事集》出穆時英之手，實無可被證實之理由；另一方面，《三隱士》集出版之時，穆時英早已身死名滅、乏人問津，就連友人們所創辦的出版機構，或風流云散，或即使存在，亦唯恐避之而不及，試問啟明書局又以何之故重刊其譯著？似亦匪夷所思焉。

當此辯章兩造之前，獺祭群書，考《托爾斯泰故事集》、《三隱士》之譯者，委實另有其人。此人即楊時英先生，其曾翻譯、并交啟明書局出版過《泰西五十軼事》及托爾斯泰《獵熊》（單行本）諸書，余之生平事跡，雖不甚詳，但與穆時英畢竟無關，此可以論定者也。至于“楊”、“穆”一字之差，釀成謬誤流傳，想系執事者容未細審、考校原書之故，似亦不必就此作任何譏彈之語。

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此絕非客套之辭，也并不是說學術工作可以潦草馬虎、支差了事，因為，在我看來，這還關系著我們如何認識包括“著述考”、“版本敘錄”等等工作在內的學術事業的性質。

約而言之，實證主義史學和文獻學取向的學術研究，與一般之文學理論、批評工作頗為不同，追求“科學性”，以是學者無法逞才使性，憑自家感性、激情、想象力或一點閱讀印象，大膽地衡文論史，相反，必須建立在傅斯年先生所謂“動手動腳找材料、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研究方式之上，利用古典學、語文學、文獻學、比較文學等多領域的方法，充分地批判材料之有效性，正確地理解文本本來的意涵，進而嘗試復原歷史圖景，至于其研究所得之結論，既能被反復“證實”，同時亦可接受“證偽”的檢驗，對此，有人曾謂之“歷史主義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然否？

《左傳》宣公二年篇云，“人非圣賢，孰能無過？”漫漫問學路，專業人士的工作，恐怕就是要在這不斷的“試錯”中前行，哪怕偶然犯錯，也并不丟人，起碼可以告訴后人，此路不通，請開新路。是之所在，略如最終成功發明了燈泡的愛迪生，面對他人就其失敗七千余次的嘲諷和挑釁，仍能十分坦然地作答：“先生，您錯了，我只不過是證明了7600多種材料不適合作燈絲而已。”

二零一六年六月末改訂于滬寓

本文由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