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江村秘藏: 高士奇書畫鑒藏與流散研究》，勵俊著，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390頁，128.00元

我曾經的研究對象宋犖與《追尋江村秘藏》作者大著研究的對象高士奇是一對老友；在書畫收藏事業上，宋、高二位也是同志，因此我對本書處理的時段與史料都相對熟悉。這部書研究康熙年間一位重臣高士奇（1645-1703）的書畫收藏之路。那是收藏家群星璀璨的時代，不過，像高士奇這樣身前身后文獻齊備的情況實屬難得，它們讓這部書有一副堅實的骨架。

其正文分為三個部分：

首先，作者考證了傳為高士奇所作的《江村書畫目》。因為其中有向康熙進呈贗品的記錄，民國間“發現”此目的羅振玉等學者便一再坐實此說，致使今日的學術研究很難繞開這個問題。過往的文獻學者未必留心這類清中期非主流書畫賬簿，美術史學者又未必關心“文獻生成”這類議題，竟至于無人想過，賬簿的形成，常常有一個歷時甚久的過程。在稿本狀態下，它可以一直生長，至某一抄本，才可視為某條一支流的終點。作者詳細討論了《江村書畫目》里的各個類目，從稱謂、作品、書寫習慣等角度，指出其中每一個具體門類的成書時間并不一致，各部分的編輯者也不會是同一個人。由此，高士奇本人向康熙進呈偽作的論斷就不攻自破了。

一部書的故事尚且如此蜿蜒曲折，人的一生當然更加波瀾壯闊。第二部分深描了高士奇人生中每一個重要的腳印。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白衣讀書人，在家鄉結了婚，從杭州來到京城；以門館寒士之身，入宮傭書；投了康熙帝的脾氣，終于苦熬得科甲正途，名正言順地坐上好位置；遭遇政治盟友的背叛，在滿漢官員斗爭中落于下風，只好頂著招權納賄的惡名奪職回鄉；期間喪妻失子，又重新回到權力中樞，直至病亡。

盡管處理過大量機要政務，高士奇并沒有養成矜嚴愍默的性格，反倒相當樂于作詩、寫題跋，展現一部分私人生活面貌。康熙時期的滿漢奏折已經整理出版，而瞻慕風流的后代文人又曾大力收藏當日的名賢尺牘。作者大量利用這些第一手文獻，讓它們彼此勾連互證，重現出古人復調的生活。他竭力細讀了詩文中的每一個典故，也關心聯句詩中各人出場的順序，析論往往精微入妙。

高士奇入朝攬權之際，既是南方士人獲得政治機遇的時期，也是新王朝漸漸穩定、書畫市場存量充足、價值體系日漸形成的時期。他久居過的都城與江南，又正是書畫傳統悠久、傳世作品豐富的地方。天時地利都是契機，名利場中揖讓晤對、政治漩渦中載浮載沉的日子，也是聞見日廣、藏品日豐的好時候。

每個人的一生都受制于各種方向的合力，并被它牽扯著走向終點。有時，我們管這種力量叫做命運。書畫收藏這件事情，本來就在高士奇的命運線上。所以描述就是解釋，講他也就是講它：他的人生經歷，足以說明他是如何漸漸聚攏起一份書畫收藏——甚至部分包括他為何選擇主動公開一部分收藏。在得罪鄉居的三年之間，高士奇曾經主動刊刻《江村銷夏錄》，這是當時第一部在作者生前公開出版的書畫著錄類文獻。作者對此最大膽且巧妙的推測，是將它視為一份官員財產公示清單。刊刻它，部分是為了回應那份貪贓枉法的彈章。

這是一個無法證實的推論，未必人人都能同意。不過，倘若遺貌取神，倒可以說其間反映出作者選定的書畫鑒藏史研究路徑：把作品與言論放在作者一生的境遇之中來理解，就是在嘗試還原收藏這件事對一位古人究竟可能意味著什么。倘若這摻雜著自污、自證與自白的一端過于現實，難以接受，那么也許值得提醒：我們所熟悉的銷憂樂志、與古為徒那一端，也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甚至同地又同時。因為人是復雜的。

高士奇非常熱愛寫題跋。他的文辭不算優美，但少考證而多隨記，談天氣、朋友、家人與花木，記下詳細的日月歲時，故而親切可讀。這些材料極其常見，可形神俱散，并不能據以論述他的“鑒藏觀”，是以過往的研究者并未就此用力。作者把這類史料按照時間順序串聯起來，真實展現了作品與鑒賞者之間的關系，也非常深切地說明了一個淺顯的道理：收藏家會在藏品上投射種種現世的感情。

很遺憾，收藏的故事一定是以聚攏始，以散失終。第三部分如同年譜的“譜后”，讓這個故事染上了一點哀傷的色彩。幾代后人層累的記載、藏品卷端的印章、《石渠寶笈》等后代著錄和乾嘉年間的詩文筆記一起，幫助復現了江村遺藏逐步散失的過程。它們一部分進入乾隆宮廷，一部分在民間不斷易主。于此，我們接近了另一個常識：書畫實物承載著動蕩不息的人事變遷過程。變是常態，而常，倒是變態。藏品由民間走向宮廷的流散之變，關涉著趣味改易、知識轉型、交流減少等一系列情況。數十年后，不難觀察到收藏者的整體水準有所下降。不論皇帝本人，還是像吳榮光這樣的高官藏家，其一般知識與趣味，都很難再達到康熙時期的水平。固然曾有一些論文從各種角度論述過這個過程，但放在一個人的生命之歌里聽，這段尾聲便格外令人嗟嘆徘徊。

全書正文像宮娥話舊，又像天孫織錦。只牽引話頭，鉤沉故事，而不引證駁斥，更不肯長篇大論，攀扯時賢。作者以高士奇本人的命運，來展現“收藏”這件事的方方面面，讓讀者不知不覺地走近眾生喧嘩的康熙時代，看帝王心術、人臣權柄、都市繁華，也看一幅畫、幾首詩、兩三朋友，和終將抹平恩怨的溶漾江湖。

在作者業余投身研究的十余年里，我也從學生變成了學徒工。文科學問既講方法，又訴諸人類生活的種種經驗，但好像真不考校“科班出身”。掩卷增愧，并非虛語。不過也想借此機會，放言談一點工作心得。此書關于高士奇如何收藏的描述，已經真實地還原了這種活動究竟會有多少維度。有一批頂級的經理人，同時為幾家高級客戶服務，幫他們收羅藏品、加以裝裱。有一些最為優秀的畫家，為高級藏家臨摹副本。在我讀過的早早晚晚幾十部清代賬簿和著錄里，還有門客為東主整理藏品，區別等第；下僚向上官贈禮，送一堂寫滿吉祥話兒的十二扇屏風；父親為兒子分家，在每一件作品下蓋上木戳。書畫是一種實物載體，大家愛它的動機有別，方式也不同。人們未必總愿意，也未必總需要深究它的品質。即便精鑒詳考，斷代定名，固然可能是為了某種理解和重建藝術史的理想，但也同樣可能是為了展示權力，滿足虛榮，或者轉手賣更多錢。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可能”，還可能經不同人之手，疊加在同一件作品身上。

同一件作品，對進博物館看展覽的我們，和在書齋里展卷的鑒藏家們，在作坊里修補接割的裝裱匠們，在真跡難覓的時代，對著粉本苦苦臨摹的藝術家們，并不是同一種東西。若把名家書畫——尤其是畫——當成作品，討論它事實層面的真偽、技法層面的優劣，從而建構起一部歷史，那它當然只能是百家姓與報菜名的組合。既往的各種中國美術史課本之所以枯燥無趣，正因這一維度太過單薄。從前基于專家鑒定結論而完成中國大陸公藏書畫編目工作，也正因這種思路，而刊落了太多“不值一提”的作品，令人朝夕懸想不置。

鑒藏史研究的意義在于，它能夠告訴我們：在普遍意義上，作品的絕對真偽，相當不重要。相對優劣，偶爾也不那么重要。有時候，并且常常是重要鑒藏家的選擇、認定和敘述，才為一段繪畫史架起了價值體系，或者為一件早期的無名作品點定身份，并把它安排進那體系里去。那些進入書畫史的名字，都曾經過無數輪這樣的淘洗，是因為權重代代增加，才能夠留得下來。所以，是明清收藏家為我們今天的故事寫定了雛形；而他們熟悉的情節，又有著更久遠的來源。可是操縱話語，決定這權重的一代代人，動機千變萬化，水平天差地別，常常近于亂點鴛鴦譜，偽與真，壞與好，人人各一是非。寫到這里，倒可以隔空回應一下高士奇的進贗之說。即便他確實曾經用假畫兒做過貢品，也不見得全是奸臣的心術。回到那個時代的語境里，這沒什么。

藏家選擇什么，以及他“不選擇什么”，意味著某些價值觀。鑒藏史研究就是在討論每一時期價值觀的邊界，并提醒從業者，我們或多或少都在這歷史的邊境線內展開工作，統統是如來掌心里的孫悟空。為藝術史增加一重鑒藏的維度，當然不是為了讓枯燥繁冗的故事變成喧嘩與騷動，也不僅僅是為了挖掘出幾位影響過風勢的大藏家，而是為了建立這樣的認識：書上的顧陸張吳、文沈唐仇，本來就只是一個個朦朧的倒影。即便在托形以傳的明清時代，董其昌、王石谷也莫不皆然。辨析不同層次的“實物”，為這倒影勾清輪廓，常似西西弗斯推石頭；既然如此，倒不如看一看影子究竟曾經傳播到多遠的地方，人們對它的信仰有多深。

從創作的一面出發，有時是做減法。剔除偽品，正本清源，便如十五以后的月亮，清輝日減。從收藏的一面出發，常常是做加法。凡有月光處，都在同一段傳統之下。這月色伴人云間水上到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