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人們對元朝的印象是存在一定偏見的。但隨著研究的加深，這一偏見正在逐步發生變化。回顧建國以來的元史研究，南大元史研究室可謂是重鎮。1956年，在韓儒林先生的主持下，南大元史研究室成立，至今已經六十年了，培養了不少學生，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劉迎勝教授，1947年出生，碩士期間跟隨韓先生學習，讀博士期間韓先生去世后，轉入中國社科院學習，成長為一名元史學者，1990年起任南大元史研究室主任。借此六十周年之際，我們邀請他談談南大元史研究室與建國以來的元史研究。

澎湃新聞：1952年院系調整后，韓儒林先生一直擔任南大歷史系主任，1956年開始招收研究生，并建立了元史研究室。當時建立該研究室，南大有何優勢，后續發展如何？

劉迎勝：1956年成立元史研究室，這里有個小插曲。我們的老師輩都告訴我們說，是高教部批準的，但我們在學校檔案里只查到南京大學關于設立元史研究室的批文。韓儒林先生原來是中央大學邊政系的系主任，專業方向就是元史。建國后，元史被確定為南京大學文科研究的重點。當時，恰好國家實行副博士研究生制度，韓先生為導師，培養了丁國范、陳得芝、施一揆等學生，后來又培養了邱樹森，他們當時是韓先生主要的助手。

研究要使用的圖書資料方面，南大有自身優勢。當時南大除了繼承原先中央大學的圖書資料以外，還合并了金陵大學的藏書。金陵大學是教會學校，它的圖書館館長李小緣先生早年留學美國，對歐美學界的“東方學”非常關注，因此金大圖書館一直比較注重收藏美國和歐洲的東方學書籍、雜志等。此外，韓先生當年在歐洲留學時，省吃儉用，買了一些資料，后來帶回了國。元史研究室成立時，在李小緣館長的支持下，將圖書館中所藏的許多有關蒙元歷史的善本古籍與各種外文專業期刊集中到元史室中來，形成特藏。后來參與編輯《中國歷史地圖集》時又調了一批資料進來。所以，元史研究室有自己富有特色的圖書室。從前內蒙古大學有些老師來訪后，感慨說，在這里讀兩年半（當時研究生學制是兩年半），相當于在別的學校讀四年。因為那時圖書資源比較稀缺，各高校研究生為找到資料要耗費很多時間，而這里的條件很好，哪怕是善本書，或者境外一百多年前的期刊，都可以在特藏室的書架上直接找到，開卷即閱。當然，當下因為有數字化技術的出現和古籍影印出版的發達，又更加方便了。

成立元史研究室，還有一個國際背景。那時中蘇關系比較好，蒙古人民共和國要編三卷本《蒙古通史》，因其國內各種條件所限，需要請外國專家組成編輯委員會，主要是蘇聯和中國的專家。我國派出了由韓儒林、翁獨健和邵循正三位先生組成的中國科學院代表團，于1956年至1957年兩次赴烏蘭巴托磋商，還訪問過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國際工程。

下面說說國內方面的情況。清末學者楊守敬編過一部《歷代輿地圖》。1954年，范文瀾、吳晗兩先生據毛澤東主席委托，開始組織史學隊伍重編楊圖，后轉由復旦大學譚其驤先生主持重新按現代圖例編繪“楊圖”，這就是后來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由于楊圖主要關注內地，新圖要擴及邊疆部分，原班人馬力量不足，邊疆部分要另組班子。到了1960年代，中蘇關系緊張了，中蘇邊界問題浮現。蘇聯不承認當年沙皇俄國強迫清政府簽訂的邊界條約是不平等條約，如何解決邊界問題？當時中央的思路是斗爭，從全國各高校科研機關抽調力量充實歷史地圖集的力量，當時西南組有方國瑜先生等人，西藏組有王忠、鄧銳齡（原先在西北組），西北組有馮家昇等人，東北組有賈敬顏等人。而北方部分，西起阿爾泰山、東到大興安嶺，南至長城沿線河北和山西北部的廣大地區，包括今蒙古國、東西伯利亞直達北冰洋，這遼闊的區域的地圖編繪就由元史研究室來承擔，包括各個歷史時期，不光是元代。

此外，那時南京大學還啟動了一個《元史綱要》的工程。這是當時高校里第一次講授元史斷代史課程，需要一本教材，后來出版時題為《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得了首屆中國圖書獎特等獎。這是由韓先生主編的，可以說是有關元史的第一部斷代史著作。

還有其他大的教育部史學工程，比如當時教育部圍繞高校歷史教學中所提出的問題，考慮到大學生都去查古籍原典不太現實，于是翦伯贊、鄭天挺先生主持組織重點高校專家，編寫《中國通史參考資料》，系統性地查選各斷代有關原始史料，分門別類，逐條羅列，一一注明出處，作為歷史教學的主要參考資料，以充實其歷史知識，訓練閱讀能力。其中的第六冊就是由元史研究室編的。

“文革”后期，國家啟動了《中國大百科全書》和《中國歷史大辭典》等書的編纂工作，《中國大百科全書》中的元史分冊由韓先生任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中“宋”是單獨一冊，“遼夏金元”合在一起由蔡美彪先生為主編，審稿工作是在我們研究室進行的，因為用書條件比較好。這幾個大的史學工程，一直支持著元史研究室的發展。

1965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烏蘭夫，點名調韓儒林先生出任內蒙古大學副校長，烏蘭夫兼任首任校長。韓儒林先生赴呼和浩特就職時，把陳得芝老師也帶過去了。“文革”開始后，要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南大造反派就把韓先生從內蒙古揪回來批斗，韓先生也沒再回內大了。內大的人就覺得，韓先生是內大的人，這樣就回去了，有點“名不正，言不順”。“文革”中很多老師進了所謂的“牛棚”，但因為《中國歷史地圖集》北方的圖幅編繪任務很重，且涉及中蘇邊界這個大問題，比批斗更重要，所以，“文革”后期，韓先生從“牛棚”中被放出來，可以與其助手重新開始專注于學術工作，可以從圖書館調集各種資料。

總之，南大元史研究室是一個有自己的圖書資料、有研究人員編制和自己的研究風格，但沒有行政人員編制的純學術機構，所以長期以來，很多事情就靠我們師生自己解決。“文革”之前，國內的高校中，南開大學的楊志玖教授唐、元兼顧；北大邵循正教授是韓先生的師弟，一起在法國留過學，但建國后轉向了中國近現代史。北大的元史研究是八十年代后從內大調入余大鈞先生后才恢復的，國內元史界的重要學者“文革”前出自北大的不少，如林沉（亦鄰真）、周清澍、楊訥、周良霄、黃時鑒、陳高華等，都是畢業離校后才以元史為主要研究方向；內蒙古大學有元史研究的傳統，其主要切入點是從蒙古史的角度來研究元史，是民族史的思路，包括蒙古民族興起前后的歷史；還有一些元史研究者，如姚從吾，去臺灣了。所以，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國內高校中專注于元史研究的，就是南大了。

澎湃新聞：1977年，南大元史研究室創辦了國內最早的專史刊物《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在學術刊物方面，國內元史研究界是怎樣的情況？

劉迎勝：那時候剛剛打倒“四人幫”，百廢待興，學術界的熱情很高，史學界也從過去的“影射史學”、“儒法斗爭”、“五朵金花”等歧路中解脫出來，有一種獲得解放的感覺。每個老師都覺得自己被耽誤了這么多年，要奮起直追，想把這么多年沒做的工作表現出來，于是在韓儒林先生的領導下創辦了《集刊》，并將編纂《元史綱要》過程中產生的一些成果，陸續在集刊的最初幾期上發表。最初它是研究室辦的一個同仁刊物，內部交流，后來變成了《南京大學學報》副刊。到了1980年代中期，因為商品經濟的沖擊，南大變得非常窮——早先匡亞明校長與其他幾位重點高校校長一起向鄧小平報告，要建設若干所最好的大學。等批示下來，匡校長已經不在位了，于是教育部給錢時就沒南大的分了，南大一下子比北大、清華、復旦窮了不少。學報就沒法再補貼這個集刊了，元史研究室得自己想辦法解決出版問題。當時稿費很少，可能每千字就十元，主要就是印刷費用，比如第十二、十三輯是合刊，印兩千冊左右，比較厚，我印象中要六千元，當時就是拿不出這筆錢。所以，支撐到十三輯之后，這個集刊就暫停了十年左右。

后來，原南大歷史系主任邱樹森老師調到了暨南大學，暨大也有部分教師對元史有興趣；同時，我們有位過去的畢業生方駿博士在香港教育學院工作（目前在加拿大的呼侖大學）。這樣一來，在南大和華南地區之間就有了學術同仁之間的聯系，于是三方共同努力，把《集刊》恢復了起來，約定南大和暨南大學輪流編輯。同時，因為華南地區的加入，《集刊》名稱中拿掉了“北方”二字，改為《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當時一年出一輯，一共維持了四輯。因為當時在香港印，沒進入銷售渠道，都是分發贈閱的，那時國內的元史研究隊伍大約是兩百人吧。邱樹森老師退休后，研究室決定獨立將《集刊》繼續辦下去，因為國家對期刊嚴格限制，刊號是申請不到的，要想公開發行，擴大讀者面，只好以書代刊。學刊想得到好評，除了把好文章的質量關之外，選擇一家負責任、有優良傳統的好出版社也非常重要，因此選擇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直合作到現在，現在第三十輯就要出版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很專業，從版式到質量，要比我們自行編輯好得多。為了從同仁學刊向公共學術集刊轉變，我們確定了匿名審稿制度，并減少向學者個人的贈閱，樣書主要贈送給各個高校圖書館，讓更多的師生可以看到。同時，出版一年以后，也會把內容放到知網等網頁上。這些努力得到了回報，四年前，這個集刊被教育部學科評價中心列為C刊。此前，作者向集刊投稿是奉獻，現在學術界主動投稿了，稿源非常充足。也有國外作者的稿件，大概占到百分之五。

近年來，國內學術研究漸趨活躍，有關蒙元史的學術園地也不斷增加。例如，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的“四史同堂”（宋遼金元）的網站，他們辦了《隋唐宋遼金元史論叢》的集刊，該所有影響的還有中外關系史研究室余太山、李錦繡主編的《歐亞研究》，最近還增加了英文專刊。內蒙古大學一直主辦中國蒙古史學會的出版物《蒙古史研究》。姚大力教授和我在清華兼職后，創辦了《清華元史》，現在已經出到第三輯，它繼承了南大的元史研究傳統，即廣義的元史，包括了中國的西北邊疆史地、海洋、交通等等，時限也拉長了。中央民族大學有達力扎布主編的《中國邊疆民族研究》，已刊出九輯；人大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辦了《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已出版了七輯。國內較有影響的與蒙元史或邊疆民族史有關學刊還有廣州暨南大學的《暨南史學》，已出八輯；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民族中心周偉洲先生主編的《西北民族論叢》等，可謂百花齊放。

澎湃新聞：1980年，中國元史研究會在南大成立，能談談該會的情況與元史研究隊伍嗎？

劉迎勝：八十年代初國家撥亂反正，學術界為了將被“文革”耽誤的時光找回來，氣氛極為活躍，自發地興起了組建全國性學會的高潮。當時只需學界發起，并不需要民政部批準。1979年，中國蒙古史學會和中國中亞學會成立，后者辦得不順利，后來被民政部取消了，有點可惜。1980年，元史研究會在南大成立，以后秘書處一直設在南大。元史研究會有一個非常好的傳統，就是純學術性，不功利。當年研究會成立時，只有會長，沒有副會長，會長就是韓先生，翁獨健先生、張廣達先生等都是普通會員，理事都沒有設。韓先生退下來后，依次是蔡美彪先生、陳高華先生任會長。從2004年到現在實行雙會長制——李治安教授和我。研究會還主辦了《元史論叢》，是元史學界的重要出版物。

元史研究會規模較小，活躍的會員人數不到一百人，比不上唐史、明史、清史。元代歷史比較短，大家對起訖點的看法也不一致，有人認為從成吉思汗稱帝，建蒙古國算起，很多人認為得從滅宋算起。從整個學界來看，元史研究是被忽視的，很多高校沒有專門的元史研究人員，也沒有元史的課程。

過去，元史研究會的成員與蒙古史學會重疊的比較多，現在越來越少了。近年來蒙古史學界的主流研究是清代蒙古史，在發現了大量清代蒙文、滿文的檔案后，很多學者轉向這個方面，與元史研究不太一樣了。

因為元史研究涉及邊疆、民族，所以和海外交通史關系比較密切，陳高華先生曾經是中國海外交通史學會的會長，現在退下來了，我還是那個會的副會長。同時，和中國民族史學會也聯系比較多。北大時不時要召開“伊朗學在中國”會議，很多元史研究人員也是參加的。

澎湃新聞：1983年韓儒林先生去世，回顧韓先生的教學生涯，他培養了不少弟子，為我國的元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些弟子的情況能談談嗎？南大元史研究室在培養學生方面有何特色？

劉迎勝：丁國范、陳得芝、施一揆等是第一批，邱樹森也是，姚大力、高榮盛和我是最后一批，基本上分布在上海和南京；白剛先生從南大畢業后，從“文革”后從中國社科院歷史所調到政治史所。再往后，從南大元史研究室走出來的有人大國學院沈衛榮，是陳得芝老師的學生，是我們的再傳弟子中最突出的。中央民族大學的達力扎布，是研究明清蒙古史最重要的學者之一，中央民大還有尚衍斌教授，專注于色目文化；中國社科院民族所主辦的《民族研究》副主編劉正寅，以明清之際的瓦剌、回疆為中心；北師大的王東平關注于元史與中國伊斯蘭文化史，社科院歷史所中外關系史室的烏云高娃在明清東亞番漢譯語研究方面引人矚目。新疆有一批元史室的畢業生，如社科院的田衛疆、木拉提，新大的孟楠與管守新、張世才等。在江蘇的有江蘇教育學院的沈仁國，是陳得芝老師的學生，近來在元代科舉研究中有重要成果問世。香港東華學院的何啟龍博士也是近來學術上比較活躍的學者。

在這里應當特別提一下南大的元史研究群體。陳得芝教授是韓儒林教授學生中最杰出者，通俄、英、日、法諸種語言，且學習過蒙、藏與波斯文，蒙元史之外，尤精于西北邊疆史地。雖已退休多年，仍筆耕不輟，近年來仍有許多新作發表。“文革”后師從韓儒林先生，1981年畢業的研究生中，姚大力、高榮盛與我三位留在元史室。姚大力雖然后來調到復旦大學，但因他曾在室里工作十多年，我們習慣上仍視之為研究室的成員。姚大力有突出的思辨能力與理論水平，在蒙元史、邊疆史地、中國民族史、中外關系史、中國古代史諸方面均有建樹，是中國元史研究會副會長。高榮盛教授在蒙元社會經濟史與宋元海外交通史研究有突出成果，曾任中國元史研究會秘書長，數年前退休。華濤是陳得芝教授的學生，通阿拉伯語，是當代國內外十三世紀之前活動在歐亞大陸的操突厥語民族與中國伊斯蘭文化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是中國民族史學會副會長。室里的中年學者有特木勒，是蒙古族，滿蒙兼通，活躍在當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第一線，現任中國元史研究會秘書長。楊曉春教授的蒙元史，見長于文獻學與中國伊斯蘭研究。青年學者陳波博士，在東亞海洋活動史領域開始嶄露頭角；于磊博士，畢業于日本九州大學，在元代江南知識人群體研究方面，已發表數篇有影響的論文。

我們培養學生的特殊之處在于老師和學生之間不是簡單的師傅和徒弟的關系，我們的學生是整個研究室的學生，所有老師都是學生的老師，這是非常好的傳統。同時，在當下高校歷史學科劃分如此細化的情況下，很多高校培養的學生非常專門化，而元史室有中國古代史、邊疆學、民族學學科，無形中擴大了學生的關注面和視野。多語種力量集于一堂是研究室的重要特點，特木勒老師開設蒙文和滿文課，我教波斯文和突厥語，華濤老師會阿拉伯語，這樣室內形成了一個內陸亞洲的小環境。

澎湃新聞：韓先生之后，南大的元史研究方向和領域有哪些新發展？

劉迎勝：韓先生之后，研究室在陳得芝先生領導下，完成了白壽彝主編的多卷本《中國通史》中第十三、十四冊元朝史，并在困難的條件下堅持主辦我們的《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從二十多年前室里啟動“《元史》今注”，逐漸到數年前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元史匯注》。目前全室正集中精力完成它。

從研究領域上來講，有兩個方面的新發展：內陸亞洲研究和海外交通研究，這兩者皆有長足進步。韓先生去世之后，我們在內亞研究最明顯的特色，就是在伊斯蘭時代中國西北邊疆研究方面迅速接近了世界前沿。唐中期，阿拉伯人入主中亞之后，內陸亞洲逐漸變成了現在的面貌，這個時代，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中亞與當代中亞之間最重要的聯系時段，過去一直是我們中國學者研究最薄弱的領域，除了用一些漢文資料外，幾乎不知道那個時代有什么史料，不清楚當地的歷史傳統等，也不太明了問題所在。我們積三十年之努力，填補這個空白，在世界上也產生了重要影響。特別是當代伊斯蘭問題在國內外都是關注熱點，對我國影響很大，是一個值得好好研究的領域。數年前華濤教授提議的“中古阿拉伯、波斯史料中的中國”得到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的支持，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地進行。完成后，將會對我國認識穆斯林史料有重要的提升。今年年初，在波恩大學召開了一個主題為“明代的新疆”的專題會議，是德國最重要的國際科研合作組織“洪堡基金”會支持下的波恩大學的科學項目，我們是主要的合作方。我們還和其他歐洲同行合作。

海外交通史方面，在當前建設“一帶一路”政策的推動下，我們以前有很好的基礎，得到了施展的新天地，所以南大申請國家2011計劃，成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時，元史研究室自然成為該中心的史地平臺的依托基地。

澎湃新聞：與國內其他研究機構的元史研究相比，南大的元史研究有什么特殊之處？

劉迎勝：改革開放以前，國內專門從事元史研究的不多，之后慢慢增多了。前面提到過的內蒙古大學，他們的特色是從傳統的民族史視角切入，過去有一個很強的研究班子，后來黃時鑒先生調到了浙大，余大鈞先生調到了北大，周良霄先生調到了中國社科院。但亦鄰真和周清澍兩位一直留在內大，所以內大在元史研究上，仍然是有著優秀研究傳統的重要學術機構。

北京元史研究力量較集中的有北大、中國社科院與中央民族大學。邵循正教授改行近現代史研究后，他的學生繼續做元史研究的有好幾位，比如陳高華分到了中國社科院，社科院過去還有楊訥（后來做了國圖的副館長），他們兩位是社科院歷史所的重要研究人員。過去歷史所還有白剛（南大畢業）、史衛民（中央民大賈敬顏先生的學生）等，現在中青年學者中有劉曉與張國旺等。余大鈞先生去北大后，也培養了一些學生，如張帆與黨寶海等。中國社科院歷史所與北大近年來最重要的成果，要數《元典章》的點校本。除了歷史所，社科院還有近代史所，因為范文瀾先生編《中國通史》，通史組設于近代史所，當年范先生的主要助手是蔡美彪教授，范先生去世后，是他主持完成了這項大工程。蔡先生是遼金元史出身，通史組里的研究力量多年來也以元史為主，比如周良霄、韓志遠先生等。近年來蔡先生年事已高，上述幾位專家退休了。此外，社科院還有民族所，翁獨健先生曾在那里工作，他是從哈佛回來的，專長于元史，帶了一批人，老一輩的有劉榮焌、高文德、蔡志純與白翠琴等先生；翁先生去世以及上述幾位老先生退休后，民族所的研究便不再以元為中心。到現在，比較集中從事元史就是北大和社科院歷史所了，其他地方，如中央民族大學也相當強，除了前面提到的尚衍斌之外，還有北大畢業的鐘焓。

南開大學是元史研究的重鎮之一，楊志玖教授的學術重點之一就是元史，主要關注三個專題：一是關于馬可?波羅，他是國內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七十多年前他在《永樂大典》中找到了一條與馬可?波羅離開中國有關的史料，在世界上產生很大影響；二是元代民族等級制度中的回族人歷史；三是軍隊制度，元代有一部分軍隊叫探馬赤軍，楊先生研究了這部分軍隊的性質、來源和組成。他也培養了不少學生，除前面提到的李治安先生之外，還有王曉欣教授，長于元代軍制研究，現在是中國元史研究會的副會長，中青年學者有薛磊與馬曉林。近年來該校較大的科研計劃是元代北方地區碑銘的收集整理工作。

從元史研究的切入點來看，有幾種視角。一種是更貼近于中國的斷代史研究視角，即把元作為中國王朝體系中的一環，與唐、宋、明、清等做比較研究，北大、中國社科院、南開基本上是這樣的視角。同時，元又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所以也是民族史的一部分，從民族史的角度入手研究元史，也是一種重要的方法，內蒙古大學在這個方面比較擅長。

此外，因為蒙古擴張到了俄羅斯、東歐、伊朗等等，所以全世界都有研究蒙古史和元史的，他們都是從各自的專長出發，比如亞美尼亞人就從亞美尼亞擁有的史料出發，俄羅斯則有金帳汗國的史料，因此，境外研究者的主流，尤其是西方學者，主要是從全球史、世界史的角度來研究。而我們南大，則認為應三家兼顧：因為韓先生是從海外留學回來的，注重把元放在世界歷史的橫切面里來觀察；同時，韓先生在留學時學習了中國的邊疆民族史，比如突厥、回紇等，所以習慣于從內亞視角來研究元朝；當然，我們也是把元作為中國王朝體系的一部分，深耕于中國歷史。

這里還有個小插曲。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后，漸漸參加了聯合國所屬的各個專業組織的活動，我國才知道教科文組織一直在編寫一部題為《中亞文明史》的多卷本著作。這項工作由蘇聯主導，當時中蘇關系不好，國內有關領導希望避免未來書中出現可能對中國不利的內容。于是，我國于1978年參加了該書的編纂委員會，韓先生作為中國專家代表團的團長，去巴黎參加了編輯會議，被推選為編委會的副主席。中國社科院歷史所中外關系研究室就是為這個事情成立的，時任主任馬雍教授就是中國專家代表團的團員。所以，南大從內亞視角來研究元史的傳統是從1970年代恢復的。這套《中亞文明史》已經引進翻譯出版了。

澎湃新聞：海外漢學對清史研究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元史領域好像不太有？

劉迎勝：元史和其他斷代史有一個很大的差別。清代自《元朝秘史》漢字音寫本被發現之后，就在元史學界引起轟動。十九世紀末洪鈞到俄、德、奧、荷蘭四國擔任公使，發現海外的元史研究也有很多非漢文史料，于是回國后寫了《元史譯文證補》，翻譯了不少海外資料。這是內亞視角的開始，使元史學界意識到光靠漢文資料是不夠的，要注意新材料。慢慢地，元史研究的主流演變成了海外東方學中的漢學、中國傳統乾嘉史學中的邊疆輿地之學和錢大昕以來的傳統元史學三者之間的結合。多年來元史學界幾乎沒有人會把吸收海外漢學的研究成果視為異端。反過來，海外蒙元史學界在中國元史學界面前，從整體上講，也沒有什么特別值得驕傲的資本。對科學研究來說，要承認研究材料的共通性，只要材料是真實的，使用是符合學術規范的，觀察的方法和視角可以不同，剩下的只是觀點的分歧。

我想你是想問，同樣作為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元朝，國內學界在看待國外有關元史研究的成果與方法時，有沒有面臨當代“新清史”那樣的挑戰。據我理解，海外“新清史”研究流派的學者自認為他們能夠挑戰傳統清史研究的主要有兩點，第一點是史料，“新清史”強調了漢文史料以外，包括滿文文獻在內的非漢文史料的重要性；第二點是視角，“新清史”強調清的“內陸亞洲”屬性。

當代中國的元史研究是兩個學術傳統融合，一個是以清錢大昕等優秀學者為代表的乾嘉傳統，一個是前面我已經提到清末洪鈞出使歐洲以后介紹到中國的歐洲東方學。

我們先講第一個傳統。“乾嘉學派”代表了我國傳統學術的最高成就，有很高的科學性，其學術追求以及其方法論與“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形成的人文科學有很大的相似性。我們知道，明初修《元史》時，雖然使用了大量元代文獻，但卻沒有利用元皇家秘檔《脫卜赤顏》，即《元朝秘史》（后來明人對《秘史》用漢字注音，加上旁譯與段后總譯，用為培養蒙古語譯員的教科書）。直至《秘史》被人從《永樂大典》中抄出后，才引起學界的注意。錢大昕是最早注意到《秘史》史學價值的元史學者之一。錢大昕以前的元史學者，在言及元代文獻中記載的北方民族人物氏族及族屬時，其理解均沒有脫出傳統中國史學的范圍。錢大昕是通過閱讀《秘史》，第一個從血緣的角度理解蒙古人內部親疏之分的元史學者，因此他所編次的《元史氏族志》至今仍有重要價值。錢大昕閱讀過《圣武親征錄》，注意到《秘史》與《太祖紀》之間的差異。而相對于傳統的漢文史料，《秘史》是另一類史料，是元代蒙古人自己書寫的史籍。換而言之，錢大昕既關注到非漢文史料，也試圖通過《秘史》來理解元代歷史。也就是說，前面提到的“新清史”的兩個最重要的突出點，從元史研究的角度看，錢大昕的學術生涯中已經開始萌芽。

其次再談歐洲的“東方學”。從清末開始，赴歐美、日本求知的中國學子便開始有人學習“東方學”，其中最杰出者便是陳寅恪先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海外歸來的有于道泉、王靜如、夏鼐、馮家昇等人，而韓儒林、邵循正、翁獨健先生則是將近代歐美蒙元史流派引入中國，并與中國傳統學術相結合，形成當代中國蒙元史研究新流派的代表人物。要說國內蒙元史研究，有沒有遇到過類似“新清史”那樣的挑戰，我個人感覺，如果有，也就是在清末洪鈞歸國著《元史譯文證補》，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韓、邵、翁三先生帶來歐洲“東方學”的視角那幾十年中。

當代中國元史學界數十年來，形成了一個優良的傳統，就是反對把自己的視野限于國內，將學術競爭的舞臺定位于全球，敢于與世界最優秀的蒙元史學者同臺競技。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蒙元史學界的學者潛心鉆研中國少數民族與周邊民族的文字，學習英、德、法、俄、日等發達國家語言，使用各種文字的史料，閱讀并評述境內外同行的成果。隨便查閱一下國內的研究成果，便可以發現，在討論元代制度的論著中，從草原舊制與中原漢制入手者比比皆是，也就是說，當代中國的元史研究并不缺什么“內陸亞洲”視角。可以說中國的蒙元史研究與世界同行是并駕齊驅的，是互相討論、切磋與學習的。即使面對當代日本京都大學的杉山正明、韓國漢城國立大學的金浩東、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Michal Biran（彭小燕）這些強調蒙元帝國的“世界性”的學者，也是這樣。當代中國以外最重要的蒙元史工程，當屬前述以色列彭小燕教授領導下的研究計劃，我們可以發現，其中不乏中國元史學者的身影。

其次，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帶來的種種爭論，涉及“什么是中國”的問題。有一些人一方面享受了多民族國家的好處，比如地大物博，再比如當年抗戰，退到了大后方，云南從邊陲之地變成了抗戰最重要的基地，滇緬公路、駝峰航線等支持了繼續抗戰，邊疆成了復興的基地；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承認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與現實，這是有問題的。

澎湃新聞：建國以來的元史研究有沒有經過比較大的轉變？

劉迎勝：1952年后，學界引進了蘇聯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階級與階級斗爭等觀點，在“文革”結束前，元史研究的主要精力就放在這些方面，比如元末的農民戰爭、人民的反抗、四等人制度等。但即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由于元史學界本身的特點是實學，重視史料和考證，專注于細部研究，歷史文獻學與語言學的傳統得以保留，并沒有完全陷入蘇聯史學的條條框框里。所以，“文革”一結束，元史研究可以很快地恢復，也更加多樣化了，政治史、賦稅、元代軍事制度、人物、國內交通線、基礎文獻研究等等都有人在做。

近年來在京、滬兩地元史學界的青年學者形成了鉆研波斯文、阿拉伯文和突厥文，廣為收集穆斯林文獻，直接鉆讀原典的氛圍，這是非常好的風氣。持之以恒，必會有所收獲。

澎湃新聞：元史研究發展到現在，對我們理解整個中國史有何重要意義？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強？

劉迎勝：從秦漢一直到唐代，中國歷史敘述的主線是以中原為中心的。但唐以前的長期分裂局面使人們關注到割據性政權的存在，所以有了《北史》《周書》《北齊書》等，在正史體系中承認了少數民族的歷史。等到元開始修史時，有一個問題出現了：元是誰的繼承者？當時一部分漢族文人認為是宋，但元是先滅的金，后滅的宋，當時也有很多漢人生活在北方地區，他們認為元取代的是金。最后元政府決定遼、金、宋各為正朔，元是上述三者的繼承者，在《遼史》《金史》中沒有統一使用宋的年號，而是各用自己的年號。這等于承認了中國是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這是元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意義。

在元統一中國之前，我們過去講得比較多的是，唐朝領土很廣大，有大漠南北和西域，到宋就沒有了，元又有了。因為我們講的是多民族國家，當我們關注中國的核心區——長江、黃河流域——會發現，宋以來，這個核心區分裂了，白溝以北是遼的，到了南宋時期，淮河流域、關中地區都不在宋的治下了。這就造成了南北之間在文化和感情認同上的分裂。在宋的文獻中，稱金統治下的老百姓為漢人，自稱為中國人，“漢”和“中國”成了兩個不同的概念。而在北方人眼里，自己是漢人，南方人是蠻子。把南方政權稱為“南家”，到了清朝，就稱為尼勘部落。我們可以想象得到，元剛統一時南北的隔閡。比如有些南宋遺民在談話時，發現有北人在場時，就走掉了，心里覺得北人是征服者。而元統一之后，中國的主干、主流文化區在明清兩代始終在一個政權的治下，沒有再分裂過。元對彌合南北之間的分裂與隔閡是至關重要的。科舉就是一個舉措，大家考一樣的卷子。

同時，我還是要強調多民族共同創造文化、繁榮文化的重要性。當其他少數民族隨著蒙古人進入中原，吸納了主流文化，使積極的中國文化創造者和參與者的成分發生了變化，一些重要的少數民族人物加入了，比如元曲家貫云石，是畏兀兒人，母語屬突厥語；重要詩人薩都剌也是少數民族的。畫家高克恭與詩人丁鶴年是回回人，書法家巎巎是康里人。他們從文化的學習者，變成了文化的創造者。還有元雜劇，本來的中心在大都，元中后期杭州成為其中心。其詞曲作者中有不少是其他民族的知識分子。

對元史研究的發展來說，還有一些地方需要加強。韓先生當年留學時，是法國漢學興旺的時代，那時候中國學界普遍感到他們在中國周邊地區研究方面有明顯優勢，掌握了一些我們不知道的史料。現在情況有所變化，很多非漢文史料已經有漢文譯本，這是一大改進。但就像讀漢文資料一定要讀原典，要關注文獻學和版本學，使用史料時完全依賴現代排印本不夠，有時還需要查對原始文獻，即古籍的抄本、刊本和碑銘的拓片等一樣，對非漢文文獻，也不能完全依靠翻譯文本，因為再好的翻譯也無法完完全全地體現原文字面背后的意義和作者的感情，因此非漢文的史料也要多讀原文。此外，當代歐美、日本學界長期以來對常用的非漢文史料中的大部分做過認真的基礎工作，當代日本史學界對元史有相當深入的研究，我們的元史研究者應當進一步加強多種語言的閱讀能力。

其次，從我們的研究隊伍來說，“文革”前人數非常少，之后一段時間得到了很好的發展，但1980年代中后期略感進展稍緩，可能是因為商品經濟的沖擊、元代歷史比較短、元代不是中國主流文化占統治地位的朝代等原因。和日本相比，我們四十五歲左右的元史學者數量偏少，出現了一定的學術斷層。新一代元史研究者應當能夠改變這個局面，每個學者都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學科的需要來發展。希望二十年之后，我們的學界仍能繼續與日本并駕齊驅。

最后，元帝國除了包括忽必烈的子孫所統治的元本土（蒙古、原金宋統治區、河西云南、吐蕃與今新疆的一部分）之外，尚包括西北三宗藩，如察合臺汗國、伊利汗國與欽察汗國。這一點我國的研究歷來是較為薄弱的。希望新一代學者能夠逐漸彌補這一短板。

（本文原題《劉迎勝談建國以來的元史研究》，載6月26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