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山秀夫的《昭和64年》是本厚達640頁的史詩級警察小說，電影版由陣容強大的卡司演繹，在日本分為上下兩部上映。2016上海國際電影電視節，中國觀眾則在大銀幕上第一時間觀看了超長的240分鐘上下部合映。

后篇在日本上映時獲得了當周票房冠軍，超過了前篇第3名的成績，但從口碑上看，后篇不及前篇。原因是電影版結尾對原作進行了大幅改動，造成爭議。電影里，警察最終有機會與兇手正面對決，質問他殺人的動機，此時兇手親人就在一旁，崩潰錯愕。在添加了這個更為戲劇化的結局之后，一群實力演員有了互飆演技的機會，故事層次卻顯得單薄了許多。

《昭和64年》可以被視作一個罪案故事。案件發生在1989年，即昭和64年。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去世，改年號為平成，“翔子綁架事件”就發生在這短短七天里。綁架案最終以警方的慘敗落幕，家人交出2000萬日元的贖金，7歲的女孩雨宮翔子還是被撕票了。由于搜查人員的失誤，沒能錄下兇手的聲音，真兇逃逸，線索全無。此時媒體上都是昭和天皇駕崩的新聞特輯，綁架案悄無聲息地被掩埋起來。即使僅有七天，對于親歷案件的人來說，昭和64年卻始終沒有結束，就是題名想表達的意象。

但《昭和64年》又遠遠超越了一個罪案故事。橫山秀夫最擅長寫警察，他的寫法不是講警察與罪犯的對決，而是從警察組織內部著眼，講組織與個人的矛盾。電影版的原創結尾表現刑警對“將犯人捉拿歸案”的執念，且不說被調動到宣傳部門的主人公三上警官越權追蹤兇手是否合理，這樣的改編至少很不符合橫山秀夫的風格。主題變味了，還浪費掉幾個耐人尋味的伏筆，實屬畫蛇添足。

主線之外的幾處留白，是不應忽視的重要暗筆。46歲的刑警三上被調到“廣報室”，也就是負責新聞發布、與媒體打交道的宣傳處，這次調動理由并沒有任何交代。三上本人也不知情，只是服從組織的命令。自己的能力過硬，對工作足夠投入，不知為何“被貶”—— 之后全片中的行動都是在這個疑惑的前提之下展開的。

警察組織的等級森嚴，內耗嚴重，事件發生后習慣性地進入“黑箱”模式。不參與偵察、負責與媒體對接的廣報室 ，自然就成了警察中的邊緣部門，甚至是搜查科的眼中釘。

橫山秀夫著力表現的始終是作為個人的警察，參辦的案件對他們來說是一項工作，但又牽動感情。主角一般是干了十幾二十年警察的中年男人，深知組織的嚴酷，謹慎處世，厭藏于心。而在冰冷的體制壓抑下，仍然顯示出人性善良的本質的時刻，正是橫山秀夫的“硬漢”故事打動人心之處。

電影版《昭和64年》的主演佐藤浩市和身擔后篇重頭戲的緒形直人均出自演藝之家，兩人的父親分別是三國連太郎和緒形拳，都是昭和時期日本電影代表性的名演員。《昭和64年》作為一部大眾電影，卡司豪華，又很“硬派”，警方有佐藤浩市、三浦友和、仲村亨、吉岡秀隆、柄本佑、瀧藤賢一、椎名桔平、綾野剛、榮倉奈奈……記者團里有瑛太、坂口健太郎……隨便哪個人都是能單獨主演一部電影的級別。

三國連太郎與佐藤浩市。

緒形拳與緒形直人。

2015年，NHK已經拍過一個5集電視劇版《昭和64年》，完全采用另一班人馬，但在風格和時間容量上類似，重要的區別在于對結局的處理。翔子綁架事件的14年后，突然發生另一起極其相似的綁架案，兩起案件的聯系讓14年前的真兇身份浮出水面。真兇身份揭曉，卻沒有定罪證據，原作在此戛然而止，留下想象空間。電視劇版基本忠實于原著。而電影版里的三上主動出擊，給兇手設下圈套令其落網。這樣的設置更改了主人公三上的個性，讓他從一個總是關照著周圍環境的典型日本人，變成了一個單打獨斗的美式英雄。

上篇的高潮出現在三上與記者團對峙時，這也是最能體現三上的兩難處境的一個場景。在一起交通肇事案中，警方以事主為孕婦為由，以“主婦A”的化名代稱。這引起了記者團的不滿。實際正如他們所料，隱藏真實身份的背后確實存在暗箱操作，保護肇事者的真實原因是由于她是公安委員的女兒。然而廣報官三上與記者一樣，對真相一無所知。廣報官的分內工作只是做搜查科的傳聲筒，向公眾傳達真相則全憑個人良心。

因此，當被夾在刑警和記者之間的三上選擇了追問上司并公布真相細節時，一下就贏得了記者團的信任，這一幕也打動了觀眾，一個做了二十多年警察的男人，冒著違背組織意志的風險，選擇內心認定的正義，這種勇氣，遠遠超過將兇手緝拿歸案的英勇給人的震撼。

和警方表現出的犬儒相比，故事中記者形象要銳利得多。在群馬縣地方報紙做過12年記者的橫山秀夫，寫起記者總是能一筆入魂。記者團的領頭秋山，在電影版和電視劇版里分別由瑛太和永山絢斗扮演，兩兄弟前后飾演的這同一個角色，雖然是情節支線，仍然出彩。

瑛太和永山絢斗分別在電影版和電視劇版中出演同一角色。

《昭和64年》里，記者對警察的刁難，既有初生牛犢的驕傲，又有身在體制外的事不關己。即便客觀上記者的追問成為了撬開警察組織鐵板一塊的契機，此時觀者卻是同情刑警和廣報官三上的。媒體總是嘴上講著真相和正義，其實全憑著好事的嗅覺，這之間的辯證法，通過兩起綁架案體現得真實。而最終當三上對媒體赤誠相見時，記者們也被打動，警察與記者回歸人與人之間最真實的交流形態。

另一條被電影弱化的線索是三上的同期警察二渡，即便在更為貼近原著的電視劇版里，這個角色處理得也不夠好。三上與二渡在學校里曾是劍道部的伙伴，只不過主將三上的實力要強得多，二渡只是替補隊員。然而同時進入警察局的兩人此后卻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三上在不同的部門兜兜轉的時候，二渡則一條直線向上晉升，到了有能力調動人事安排的位置上。只看電影，或許很難察覺這一暗筆，和這背后討論的處世哲學，身在組織中，是應該圓滑為人、借力打力，還是守住自己眼中的正義，一根筋地執著到底？

日本人寫的故事里常愛贊美執著，《昭和64年》里也有這樣一個來自“執著”的淚點。被害者雨宮翔子的父親雨宮芳男是唯一通過電話聽到過綁架犯聲音的人。兇手就在本縣，聲音是唯一的線索，警方束手無策。雨宮拿著全縣黃頁，按五十音順序一個個撥通電話，對方聲音不符就在黃頁上劃掉，全縣數十萬戶，他硬是憑著笨辦法鎖定了兇手。

既是受害者、又是罪犯；即是罪犯、又是父親……人物的多重面向，我們倒是在各處屢見不鮮了。警察是份工作，每個警察又是活生生的人。罪案故事那么多，《昭和64年》在編織真實復雜的人情網絡，以及看不見摸不著的無形束縛這兩點上，非常耐心。

耐心，或許是欣賞這個故事所必須的。在《昭和64年》前段的大半部分時間里，敘事在主要案件的外圍兜轉，形成一種隱忍不發的壓抑氛圍。最后的爆發，在于用單純的念頭戰勝世俗的考量。這種爆發在積蓄成熟的克制和無可奈何的情緒中，更顯可貴。

一部《昭和64年》，是橫山秀夫作家生涯的集大成之作，電影試圖通過如實還原大部分細節，以接近原作的磅礴感，但線索多進展慢，或許會讓沒讀過小說的觀眾感到乏味。結局的添筆，是為了增加戲劇沖突，但與原作對照，就成了敗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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