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美國時間10月5日，臉書公司前產品經理弗朗西絲·豪根（Frances Haugen）在參議院商務委員會消費者保護小組的聽證會作證，對臉書發出猛烈批評。豪根表示，臉書公司在明確知道平臺傳播信息的信息可能助長飲食失調、身材攻擊和負面自我形象的言論，對年輕人心理和身體健康帶來危險的情況下，選擇允許此類信息在平臺傳播，以追求更大的點擊量和用戶停留時間。而10月4日發生的“臉書宕機事件”更助長了大量用戶呼吁人們“卸載臉書”的聲勢。考慮到該平臺對用戶造成的負面影響，多位議員呼吁對臉書內容進行監管。然而，考慮到該平臺的強大傳播力，內容監管能否發揮作用還尚未可知。也有學者認為，基于臉書的“公共產品”性質，政府應該認真思考將其公有化，以對其進行更有效的規范。本文收錄了來自《雅各賓》作者Branko Marcetic 與《新共和》作者Daniel Strauss的兩篇文章。

Facebook損害了其用戶，因為這正是其利潤所在

文/Branko Marcetic

思考“臉書”以及如何處理該平臺意味著要處理兩組相互沖突的事實。一個是臉書是一個非常有用的產生交流、發布新聞、進行經濟活動的平臺，全世界有數十億人依賴著它。另一個是，臉書是一個高度成癮的、追求利潤的實體，它通過利用和操縱人類心理來賺錢，給社會其他部分帶來可怕的后果。

由于一名前員工的爆炸性爆料，這家公司又成為了新聞焦點。這名員工對公司的前景感到失望，并向公眾泄露了大量內部文件。《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正在進行的、以泄密事件為基礎的系列報道、《60分鐘》（60 Minutes）的采訪以及在國會的露面，揭露了舉報人弗朗西斯·豪根案件的關鍵——臉書很清楚其平臺的各種危害和危險，但一直沒有糾正它們，因為這將與公司的持續增長和利潤相沖突。

一份報告顯示，該公司的研究人員已經確定，臉書旗下的Instagram對十幾歲的女孩產生了心理上的破壞性影響，盡管該公司公開否認了這一點，并繼續推進為13歲以下的女孩推出特定版本的Instagram。

另一位研究人員發現，該公司在2018年對其算法進行了調整，以促進“有意義的社會互動”（MSI），這反而激勵了基于憤怒、社會分裂、暴力和胡扯（bullshit）的帖子和內容。另一些則表明，臉書有意將目標鎖定在兒童身上，并設法盡早將他們吸引到該產品上，但是它在撤下明顯的販毒集團和人口販子所發的帖子時卻拖拖拉拉。

2021年10月5日，美國華盛頓，美國社交媒體巨頭臉書（Facebook）公司前產品經理弗朗西絲·豪根（Frances Haugen）出席參議院商務委員會消費者保護小組的聽證會。

為了解決臉書的問題，人們提出了許多解決方案，比如利用反壟斷法將其瓦解，修改第230條，允許科技公司因其平臺上發布的內容而被起訴，或者像豪根向國會建議的那樣，要求該公司提高透明度并建立一個監管委員會。但是，這些文件中披露的大部分內容為以下論點增加了砝碼：該公司和其他類似的、事實上的壟斷企業應被視為公用事業，甚至被納入公有制。

這些文件清楚地表明，正如豪根告訴國會的那樣，當臉書遇到利潤和人們的安全之間的沖突時，它“一直在解決這些沖突，以支持他們自己的利潤”。臉書清楚地知道其平臺對孩子的不好影響，但為了繼續發展，它需要吸引這些孩子，讓他們在成年后成為其用戶群的一部分，并讓這些孩子把他們的父母帶入使用其產品。在2020年的一份關于青少年的內部文件中，臉書稱他們是“一群有價值但尚未開發的受眾”。此前，該公司正在研究青春期前的孩子，設計新產品來吸引他們，并討論“玩耍日（playdate）作為一種增長杠桿”的想法。

臉書明白，提升有意義的社會互動可能會助長分裂、謾罵，以及用戶中各種不健康的行為，但不這樣做意味著參與度降低，利潤也可能會因此減少。當一名員工建議通過取消“算法對大型用戶鏈轉發的內容給予的優先權”來處理錯誤信息和憤怒時，她寫道，“如果此舉與‘有意義的社會互動’的影響之間會產生實質性的權衡”，馬克·扎克伯格就不會采納該建議。當研究人員建議該公司調整算法，避免讓用戶進入更深、更極端的兔子洞，比如對健康食譜的興趣很快會導致用戶瀏覽厭食癥的內容時，高層卻因為擔心限制用戶參與而忽略了它。

豪根本周對國會表示：“我所說的許多變化不會讓臉書成為一家無利可圖的公司。它只是不會成為一家像今天這樣利潤驚人的公司。”

就像一些公司會通過生產“幾年后就會崩潰并停止工作的設備”來推動銷售一樣，臉書對增長和更高利潤的渴望導致其不愿采取負責任的行動。把這些動機從等式中去掉似乎是不費吹灰之力的，特別是這些平臺像鐵路和電信一樣處于“自然壟斷”的地位。

如果一家公司是公有的，或者僅僅是一個受到嚴格監管的公用事業公司，它就不需要在資本主義增長邏輯和過度追逐利潤的邏輯下工作，正是這些邏輯導致了問題的出現，它也不需要在用戶不再需要或不再關心公司的情況下繼續生存下去。對于臉書的私人所有者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來說，該公司在年輕人中已經過時，主要由30歲以上的人使用，這可能是一個問題。但對于一個由于用戶對其依賴程度很高，導致政府不情愿地將其國有化的公用事業公司來說，這并不是什么大問題。事實上，這聽起來像是一個現成的解決方案，因為我們大多數人都同意，這個平臺“充其量”是令人上癮和不健康的。

如果年輕一代不在乎臉書能否生存下去，我們為什么要強迫他們改變想法呢？如果人們在被勸說取消所有關注，并清空他們的新聞源時感到更加開心，我們又為什么要像臉書最近對“開發允許用戶這么做的工具的開發者”所做的那樣，對他們進行報復？

當然，還有許多實際問題需要解決。首先，臉書可能是一家美國公司，但其類似于公用事業的服務是向全球提供的，因此，關于一個公有的或受監管的臉書實際上是什么樣子，存在著真正的問題，如由“哪些公眾監督”或“由誰監管”。

同樣，任何這樣的計劃都必須有嚴格的監督和民主控制，以免該平臺進行的剝削和操縱從私營部門轉移到政府。不過，要記住的是，通過監控項目和網絡行動，華盛頓和其他國家的政府已經在利用臉書等平臺收集和存儲全球用戶的數據，并操縱他們的信息。也許到最后，正確的前進道路將是所有這些解決方案進行某種組合，包括打破這些壟斷和將它們的一部分置于公共所有權之下。

如果確切的解決方案尚不明確，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狀況是無法維持的。除了豪根泄密事件所強調的問題外，我們早就知道社交媒體平臺和其他科技創新對我們的心理健康有害，它們被故意設計成令人上癮，以至于負責它們的軟件工程師和科技大亨都避免使用自己的作品。也許有一種方法可以讓社交媒體和它在我們生活中最有用的功能保留下來，同時去掉它最有害的特性；也可能這這個發明將被證明是一個錯誤，從根本上不符合人類大腦的工作方式。但為了要找出答案，我們至少進行不同的嘗試。

遺憾的是，這并不是《華爾街日報》系列報道、大部分國會和其他新聞媒體對此次泄密的反應所指向的解決方案。可以預見的是，這一消息引發了要求這些科技公司加強“內容審核”（content moderation）的呼聲，即加強審查，以防止各種錯誤信息的傳播，或阻止平臺像豪根所指責的“助長危險的社會運動”。

諷刺的是，盡管這些文件本身表明將審查制度作為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是愚蠢的。但該雜志系列的第一個故事就是關于臉書如何創建了一個由數以萬計的高知名度賬戶組成的“白名單”，使他們在發布會讓其他用戶受到審查、賬戶暫停使用或永久禁言的內容時不受審查。與此同時，該公司的審查人員一直在針對較低級別的用戶，刪除完全無害的帖子或那些被他們曲解的帖子，包括今年早些時候，在以色列鎮壓巴勒斯坦人期間的阿拉伯語新聞機構和活動家。這些平臺的行為一再表明，我們不能相信它們可以準確、負責地調節內容。

這種反應是奧利維爾·朱特爾（Olivier Jutel）口中的一種長期趨勢的一部分：認為科技公司及其產品不僅對我們有害，并且要為我們能想到的、過去幾年發生的每一件壞事負責。在決定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并選擇審查作為前進的道路）時，我們可能忽略了使得當前世界更加動蕩的、更廣泛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而將其歸咎于社交媒體的近乎神秘的力量。臉書真的要為1月6日國會大廈騷亂負起唯一責任嗎？或者說，它只是眾多有用的工具之一，使參與者得以組織自己的活動，而這些參與者則是由經濟失調和大部分精英和主流媒體兜售的，關于選舉的謊言所共同驅動的？

豪根告訴《華爾街日報》，她站出來的動機，是看到她的一個自由派朋友在花了“越來越多的時間閱讀在線論壇”之后，被卷入了混合了“神秘主義和白人民族主義” 的邪惡妄想，這段友誼最終不得不畫上句號。然而，人們經常遭遇或消費宣傳，更不用說簡單地使用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但卻沒有走上類似的道路。不幸的是，我們從來沒有發現豪根的朋友卷入此類謊言泥潭的背后因素，也沒有發現是什么導致他后來放棄了這些信仰。虛假信息一直在世界范圍內泛濫成災；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將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它在這個時代顯得尤為強大。

避免大規模審查并不意味著我們無能為力。臉書的算法、設計、中心使命和資源配置都可以做出明顯的調整，讓它更接近其所宣稱的、真正的公共服務，而非虛無主義的、只關注盈利的龐然大物。這些改變不會威脅到我們言論自由的權利，也不會妨礙我們與所愛的人保持聯系、組織活動或使用此類平臺其他的有用功能。

遏制臉書的斗爭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文/Daniel Strauss

當前臉書員工，舉報人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在負責處理消費者安全和消費者保護問題的參議院小組委員會面前作證時，這將成為臉書與華盛頓議員之間正在進行的斗爭中的一個戲劇性時刻。對于議員而言，這場斗爭旨在更好地監管這家社交媒體巨頭。

與此同時，臉書發現自己正處于所有科技巨頭都害怕的嚴格審查之下。上周末，豪根在《60分鐘》的采訪中高調地站了出來，她作為臉書前員工向《華爾街日報》泄露了內部文件，這些文件顯示該公司只關注利潤，而無視對用戶造成的傷害。

這些文件已經演變成《華爾街日報》對社交媒體平臺陰暗面的持續報道。豪根在10月5日出庭作證，稱該公司亟需嚴肅的監管，公眾應該在了解平臺政策和優先事項方面獲得更大的透明度。

根據路透社（Reuters）報道的一份豪根準備好的證詞副本，她表示：“這場危機的嚴重性要求我們打破以往的監管框架。對過時的隱私保護進行微調或僅僅修改230條款是不夠的。問題的核心在于，沒有人比臉書更能理解臉書的破壞性選擇，因為只有臉書能看到其背后的真相。有效監管的一個關鍵起點是透明度：給予監管者訪問‘非臉書指導的研究數據’的全部權限。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建立合理的規則和標準，以解決消費者傷害、非法內容、數據保護、反競爭行為、算法系統等問題。”

在此之前，她曾多次在大型電視節目上露面，并在全國媒體上進行了廣泛報道。在這些報道中，豪根詳細介紹了臉書對仇恨言論、錯誤信息和暴力的公然漠視。

豪根表示：“現在，臉書選擇了數十億人看到的信息，塑造他們對現實的看法。即使那些不使用臉書的人也會受到使用臉書者激進行為的影響。一個控制著我們最深層的思想、情感和行為的公司需要真正的監督。”

對臉書進行監管的呼吁并不新鮮，事實上，多個國會小組已經對該公司進行了數月的審查。但本周，這種關注將進入一個新的、更加公開的階段。立法者們正計劃利用這次證詞和豪根之前的露面來進一步說明“在一段時間以來的傳統觀點”—— 即臉書公司太大，破壞性太強，基于這一點上，不能允許它保持現狀。

“我想說，首先，這實際上不是什么新鮮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反壟斷小組委員會主席戴維·西西林（David Cicilline）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認為這證實了我們一段時間以來所知道的，那就是社交媒體平臺，特別是 Facebook，有一個商業模式，首先，允許大量提取人類生成的數據……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有一個經濟模型，使這些平臺基本上可以完全合法地從人們的活動中收集和提取所有個人數據。”

但即使是西西林，也對監管支持者將繼續面臨的阻力持現實態度。他說，他和他的盟友——尤其是參議員理查德·布盧門撒爾（Richard Blumenthal）和國會女議員簡·沙考斯基（Jan schakowsky）正在“與我們這個國家最大的經濟力量作斗爭”。

“這可能是我進入國會以來遇到的最不尋常的阻力。看，他們有無限的資源來阻止任何改革，并維持他們現有的生態系統，”這位羅德島民主黨人繼續說道，“他們有無數的理由來維持這個創造了‘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利潤’的生態系統。他們聘請了大批說客，在競選和游說中花費了數百萬美元，試圖維持現狀，因為這非常有利可圖。”

主要科技公司：臉書、亞馬遜、蘋果和谷歌，在美國的經濟和日常生活中的扎根程度是無以倫比的。西西林小組委員會在去年年底發布的一份報告說，這些公司“作為通信、信息、商品和服務交流的基本基礎設施，在我們的經濟和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報告稱，這進一步凸顯了加強監管的必要性。該報告還稱：“臉書的壟斷力量根深蒂固，不太可能被新進入者或現有公司的競爭壓力所侵蝕。”

臉書還不得不拒絕在《華爾街日報》的系列報道中披露其在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暴徒襲擊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支持對Facebook進行監管或建立更多監管的人，還會采取下一步行動。在回答有關豪根的問題時，白宮新聞秘書珍·帕莎基（Jen Psaki）表示：“（我們）承諾與國會合作，加強舉報人的法律，確保聯邦雇員了解如何舉報不當行為，并得到充分保護，免遭報復。”

拜登提名的負責反壟斷部門的助理司法部長喬納森·坎特（Jonathan Kanter）將舉行提名聽證會，反壟斷專家預計，坎特將成為司法部該部門的卓越領導者，并會采取巧妙的方法來處理臉書問題。西西林點名批評了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主席莉娜·汗（Lina Khan）和拜登的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成員蒂姆·吳（Tim Wu），并將其稱作“大型科技領域改革的最佳倡導者”。而司法部發言人沒有回應關于進一步監管臉書可能進行調查。

這名國會議員和其他一些人認為，他們需要對臉書進行全面施壓，即便如此，這些努力也可能不會成功。不過，西西林說，最終，“大部分工作必須通過立法來完成，既要現代化我們的反托拉斯法，也要禁止某些行為。因此，我們都必須繼續努力，因為臉書對我們的經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威脅，也對我們的民主產生了嚴重威脅”。

西西林表示，他們需要做的是“重新建立數字市場的競爭”，并強調這是“至關重要的”。與此同時，他也指出：“我們也需要審視這些平臺策劃內容的方式，并找出辦法，通過監管和法規，防止他們使用‘激勵用戶分享這些危險信息的商業模式’。最極端的做法是讓他們為這種行為負責。”

有些諷刺的是，在10月4日，臉書以及Instagram和WhatsApp都出現了故障，它們在該日的大部分時間里都處于癱瘓狀態。Instagram上出現了“刪除Facebook”的趨勢，這表明公眾對臉書的情緒已經從“被動”轉為“安靜的不屑”，再轉為“公開憤怒”要求改革。然而，現在的問題是，這些改革呼吁將會遇到什么樣的阻力。希望建立更好的保障措施以防止臉書對用戶或制度本身造成傷害的立法者們，都心知肚明，這絕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