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團地的得與失（上） ?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黃秋源

2016-06-22 16:22

來源：澎湃新聞

從字面意義來講，日語中的“團地”（団地）可以用來指涉“一塊土地”或“一片區域”。在大眾傳媒上，我們也能見到諸如農業團地、工業團地等語匯搭配。但現實生活中，一說起“團地”，大部分日本人第一時間想到的還是在大城市近郊由日本住宅公團等公共機構所修筑的大型住宅社區。

團地鳥瞰。

和“專職主婦”、“終身雇用”等刻板印象式的“日本特色”相似，團地這種住房形態，在量上從來就不是日本社會中的“多數”。但是，在日本戰后以及高度成長期，這些概念確實成為了意識形態的“主流”。團地的空間布局和生活方式，成為一般民眾比照自己生活水準的標桿，而在團地住房中出生和成長的中產階級也成為了日本社會的中流砥柱。

團地的興衰，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戰后日本國家、市場和社會三者關系演變的絕佳窗口。它同時也能幫助我們從一個比較的視角出發，反思戰后包括福利國家和功能主義在內的各種全球性思潮。

團地前史

正如要解釋戰后的日本經濟奇跡就必須回到戰前日本的社會結構一樣，要理解在戰后興起的現代團地，我們也不得不追溯戰前的日本公共住宅歷史。

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加速了現代化的進程。這一由國家主導的現代化，其側重點在于產業的建設和市場的擴張。普通民眾的衣食住行，在國家的議事日程上僅是一個不起眼的注腳。

團地與農村的對比。

促使日本政府第一次積極介入公共住房建設的契機，是1923年發生的關東大地震。這一7.9級的地震，造成大約15萬人喪生、200萬人離家失所。翌年，日本內務省設立“同潤會”，開始在東京和橫濱等地，為民眾修建防火防災的公共住宅。此后數年，同潤會在首都圈修建了包括能載入日本建筑史的16棟同潤會公寓在內的多處公共住宅，為來自不同階層的日本民眾提供了安心可靠的住房。

可好景不長，隨著日本侵略戰爭的擴張，一切社會資源，都被迫以戰爭動員為中心來進行分配。1941年，同潤會被歸入新設立的住宅營團的管轄之下。而在滿足了戰爭需求之后，能夠用來建設住房的原材料也所剩無幾。住宅營團原本計劃在戰爭后方建造30萬套住宅，但最終僅完成了其中的9.5萬套。

1947年，住宅營團被美軍占領當局認定為支持軍國主義的機構而予以解散。雖然，戰前日本公共住房歷史在此畫上了一個句號，但同潤會和住宅營團一方面為國家介入住房政策提供了先行的范例，另一方面也形塑了民眾把住房視作社會福利和國家責任的期望。這兩種邏輯都為戰后日本公共住房政策的推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和戰前的住房困境相比，戰后日本住宅建設面臨的困境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由于戰爭末期盟軍空襲，日本全國三分之一的房屋被摧毀。僅東京一地，就有75萬套住房毀于一旦。即使到了戰爭結束十年后的1955年，日本仍存在約300萬的住房空缺，直接影響到了城市總人口的16%。

更為嚴重的是，在兩個因素的影響之下，住房困境似乎有著越發艱難的趨勢。第一，戰后初期國家對人口自由流動的限制逐漸放緩。僅僅在1950-1955年的五年之間，東京的人口就增加了約200萬。第二，戰后的經濟復蘇導致了城市房價不斷上漲。1955年，日本全國六個主要城市的平均房價是戰前1936年的527%。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日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公共住房政策，來幫助緩解民眾的居住困境。

處在這一階段住房政策核心的，是被人們稱作“三大支柱”的機構。首先，日本住宅金融公庫于1950年最先設立。該機構的目標在于，為收入水平較高的民眾提供用于購買房屋的直接貸款。而后，根據1951年頒布的《公營住宅法》，面向低收入群體的公營住宅開始建立。

高島平團地。

最后，本文的關注點——同時也是最后一根支柱，日本住宅公團于1955年得以成型。與住宅金融公庫的錦上添花和公營住宅的雪中送炭不同，日本住宅公團的直接服務對象，是長期以來被國家所忽視的中產階級，也正是他們，成為緊接而來的日本近二十年經濟高速成長的主力。

團地的成立

根據日本《土地收用法》第3條第30項的規定，日本住宅公團的職責在于修建供出租或銷售的由五十戶以上住宅所組成的團地。在成立五年之后的1960年，日本住宅公團已在日本全國各地修建了257個團地社區、14萬套住宅，容納了50萬人居住。而到了1965年，團地內的住宅數又翻倍增加到30萬套。

在現實中，團地的建設過程往往有一套易于遵守的模式。

首先，由于城市中心區高漲的房價和有限的土地，大規模團地社區大都建在市郊和臨近縣市。建設初期，經常能看到的情況是孤零零的團地社區被一整片農田包圍。和所謂“衛星城”不同，團地一開始就沒有設定“自給自足”的目標。它的定位更像“睡城”：其中的住戶依靠通常和社區同時完工的電車線路到大城市中心通勤，只在晚上和周末才回到團地居住。

老照片。

團地的這一地理位置對城市發展的影響，在人口數據中有最直觀的體現：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東京人口增長的核心區域每五年由市中心向外遷徙約10公里。到了1970年中葉，人口增長的核心已經到了離東京市區距離60千米的地方。與此同時，同樣在1955-1970年間，東京23區的勞動力卻并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近260萬。

其次，另一個模式也使得團地能在很短時間內進行批量建設，這就是每個團地社區內標準化的單元住房。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同時也可謂日本住宅公團對戰后日本住房的最大貢獻的，就是所謂的“nDK”住房模型。

nDK中的DK來自日式英語“Dining Kitchen”（一個可同時作為餐廳和廚房的空間）的首字母縮寫，而n則代表了住宅中另有n個臥室。nDK模型最大的貢獻就在于，它在十分有限的空間（早期團地社區的每個住房單元往往采用2DK的模型。而兩個寢室分別只有6疊和4.5疊大。根據地域不同,一疊大約在1.4-1.8平米之間）內，實現了日本戰后住宅最基本的兩個原則：寢食分離和代際分離。

早期團地示意圖。

在戰后的進步建筑學家們看來，戰前日本封建的家庭結構和住房安排，成為了侵略戰爭的幫兇。在傳統的日本家宅里，住宅的最好空間被固定作為社交場所而使用（戰爭中，這些場所變成了國家介入家庭的工具）。為了更有效地利用剩下的空間，人們不得不對它們的使用功能進行不斷轉換。同樣一間和室，白天會被全家當作餐廳使用。而晚上人們則會撤走就餐用的日式矮桌，在地上鋪上棉被，把它變身為全家人的寢室。

在批評者看來，席地就餐首先違反了衛生的原則，而代際同寢又不利于個人隱私的保護。此外，臟亂差的傳統廚房往往處在家宅中最不起眼的角落。它和以它作為主要生活空間的女性都被賦予了次級的地位。

作為解決之道，DK則融合了社交、料理和就餐的三重功能。同時，剩下的單獨臥室也保證了每個家庭成員的隱私。正是這一建立在功能分化之上的對空間的合理設計，使得團地得以成立。而在一個社區內對這種模型的大規模復制，不僅降低了每間單元房的制造成本，也使得一個高度同質性生活方式成為可能。

團地與中產生活

僅從物理空間上看，離城市中心遠、單間居住面積小的團地住宅，對一般民眾來說，似乎并不具有特別大的吸引力。但戰后的日本團地住宅另一個最大的特點偏偏在于，它成為一種新興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

團地住宅為日本社會帶來了許多前所未見的家居配件。包括前述的DK在內，獨立的衛浴間、抽水馬桶、不銹鋼水槽甚至球形鎖芯門鎖，都是在日本傳統住房中不曾出現的--在團地誕生20年之后的1975年，也才有75%的日本家庭配備不銹鋼水槽。除了這些固定的設施之外，團地家庭還成了許多最新的家庭消費品的登場舞臺。舉例來說，1965年被稱為“三神器”的家電——電視機，洗衣機和吸塵器——在團地家庭中的所有率為95%，這一數字比一般的城市家庭高出20%。

團地屋中的家用電器。

團地更為重要的特征，還是使得這些消費成為可能的住戶們。通過設定嚴苛的入居標準，團地社區逆向選擇了一個具有高度同質性的住民群體。團地的月租是當時城市普通住房的兩倍，同時它還規定，申請的住戶其月薪至少是房租的5倍。根據昭和40年（1965年）對團地居民展開的定期調查顯示，團地家庭平均月收為6.9萬日元，而當時一般城市家庭月收是5.7萬日元。同時，團地住戶中全家只有一個人外出工作的比例占到了80%。而這些人中的七成又都是在私企或國家機構中的領薪白領。

團地居民的高收入和與傳統決裂的生活方式，也使得他們成為了日本社會各色“凝視”的對象。1958年7月，《朝日周刊》首先使用了“團地族”一詞，并連續刊登一系列以團地居民為對象的采訪和報道。1960年，當時還是皇太子的明仁天皇和妻子一起來到西東京的云雀丘團地參觀。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在出訪美國之前，通過團地來熟悉西式的家庭生活情況。而從1970年代初開始，日活電影公司拍攝了一系列以“團地妻”為題材的情色電影，取得了巨大的市場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