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6月23日，英國將舉行公投，決定是否退出歐盟。事實上，英國與歐盟的關系一向若即若離。從位置、歷史來看，英國無疑是一個歐洲國家，但英國加入歐盟多年，迄今仍置身于歐元區和“申根協定”之外。相對來說，布萊爾當政時期，可能是英國與歐盟關系最良好的十年。《我所知道的布萊爾》一書里，前駐英大使馬振崗記錄了他在英國的親身見聞，與布萊爾等政要的交往等。在英國脫歐公投前夕，澎湃新聞獲得授權摘錄該書中梳理英國和歐盟關系的一章。

2007年6月，布萊爾最后一次出席歐盟首腦會議，時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對他的評價是：“托尼·布萊爾把英國從歐盟的邊緣帶到主流，他實現這點靠的是參與而不是投票。”他又補充說：“我必須說，坦誠而言，在英國關于傾向歐洲的爭論至今尚未勝出。”這段話清楚表明，盡管布萊爾在執政10年中拉近了英國與歐洲的距離，但英國真正融于歐洲的問題還遠未解決。英國身處歐洲，實際卻總與歐洲若即若離，與歐陸關系遠欠和諧，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布萊爾時期可能是英國與歐盟關系最良好的10年。

從地理位置上看，英國毫無疑問是一個歐洲國家。但英國人總覺得他們在許多方面與歐洲大陸國家不同，從未把自己當成完全的歐洲國家，或者把英國看作一個特殊的歐洲國家。英國于1973年成為歐共體的正式成員，但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卻總是別別扭扭的，有諸多保留，很少同歐陸成員保持步調一致。可以說，英國是身在歐洲心卻不盡在歐。

在歷史上，英國與歐洲是密不可分的。英國人的祖先絕大多是從歐洲大陸移居過來的。公元前4000年左右，歐洲大陸的人開始到不列顛島定居，以后是中歐的凱爾特人。公元43年羅馬帝國入侵，在這里統治了350多年。然后是北歐的盎格魯、撒克遜、朱特等部落聯袂而來，期間又有斯堪的納維亞人侵入。1066年，法國人來建立了諾曼底王朝。除了蘇格蘭主要是來自愛爾蘭地區的斯科特人外，整個英國幾乎全是歐洲大陸人的后裔。在長期的種族融合中，英國人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性。在發展壯大的漫長歷史過程中，英國也主要是同歐陸強國較量抗爭，相互戰爭不斷，或戰或和糾纏了很長時期，最終成為歐洲首屈一指的強國。當歐洲列強開始對外掠奪殖民地后，英國也是搶在前頭，注意力隨之轉向世界各地，但歐洲始終是英國關注的中心。兩次世界大戰都發端于歐洲，英國也都是主要參與者。直到二戰后期，英國與美國締結成“特殊關系”，同歐陸的關系才變為相對次要地位。二戰結束前后，英國已深感己身力量之衰落，遂推動歐洲聯合，希冀借助歐洲維持自己的大國地位，成為英國外交戰略的重要一環。

早在1943年，丘吉爾就從戰后歐洲重振考慮，提出建立“歐洲合眾國”的設想。1946年，他又號召“建立一種類似歐洲合眾國的組織”。英國認為歐洲振興首先需要法國重振，為此，英國竭力保住戰后法國的大國地位，力主法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之一。1947年3月，英國與法國在敦刻爾克簽署英法同盟條約。1948年3月，英法又與比利時、盧森堡和荷蘭正式簽署《布魯塞爾條約》，實際上這是五國以軍事同盟為核心的政治、經濟、文化全面合作的條約。英國推動歐洲聯合的根本意圖在于，面對二戰后美蘇在歐洲和世界事務中占主宰地位的現實，企圖聯合西歐結成獨立于美蘇的第三種力量，爭取更大的發言權，以期在世界事務中發揮作用。

傳統上，英國奉行“孤立”于歐陸的政策，也就是既超然于大陸各國之上，又縱橫捭闔于他們之間，而絕不接受歐陸國家染指英國事務。戰后英國推動歐洲聯合，并非想使自己成為融入歐洲的平等一員，而是別有所圖：一是企圖在歐洲事務中發揮主導的作用，二是著重在經濟貿易方面，組建歐洲貿易大市場。英國又要保持自己的獨特地位，又要占據領導地位，自然無法與歐陸國家的愿望合拍。因此在此后歐洲一體化進程中，英國難與歐陸國家一起行動，而且漸行漸遠。法德等六國策劃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時，曾邀請英國參與，英國卻因此事是歐陸國家帶頭發起而態度冷淡，最終談判無果。1957年六國《羅馬條約》簽字后，英國試圖扭轉趨勢，提議建立包括六國在內的大歐洲自由貿易區，沒能獲得法德等國支持，結果只是組成一個名曰“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的七國小自由貿易區，形成六國對七國的競爭局面。直到較量告敗后，英國不得不于1961年申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

出現這種狀況，主要是英方的原因。

第一，英國戰后的對外戰略方針一直是丘吉爾制定的所謂“三環外交”，一是保持與美國的“特殊關系”，二是維護英聯邦利益，三是與歐洲的關系。英國一直把借助美國力量維持世界大國地位視為外交的核心，在國際事務中總是盡力配合美國。這與歐陸主要國家聯合圖強的思想自難完全吻合。英國要維持英聯邦利益，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如對外關稅體制和農業補貼政策等，難免同法國等發生矛盾。丘吉爾設計“三環外交”是本著英國為主的原則，這對實力已經江河日下的英國來說，顯然是勉為其難，力不從心。

第二，英國始終背著“大英帝國”的包袱，長期未能找到自己在國際上的準確定位。英國雖意識到二戰后自身力量的大幅衰減，需依附美國維持國際地位，卻仍自詡為“一個負有世界責任的帝國”，企圖把自己擺在歐洲國家之上。這只能是英國一廂情愿的如意算盤，顯然不會被歐陸國家接受，美國也不可能支持。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英國喪失了帝國，卻未找到自己的定位。

第三，英國雖也是一個歐洲國家，但在文化、宗教、習俗、行為習慣和思維方式上都與不少大陸國家有差異。就經貿而言，英國屬于盎格魯—撒克遜體系，而德法等國是萊茵體系。歐陸國家一般重視原則，而英國講究務實，更看重實際利益。英國人自命高貴，瞧不起大陸人。而大陸人認為英國人傲慢冷漠，也不喜歡英國人。所有這些，都在他們之間造成無形的隔閡。英國往往是“聰明反被聰明誤”，算計過度反而受損。

英國要加入歐共體，面臨三大難題。一是如何協調英國與美國的“特殊關系”與同歐洲的關系，法國就曾要求英國不能在兩種關系上“騎墻”。二是如何處理與英聯邦成員國的關系，又要維護英聯邦國家的利益，又要撈取歐共體的好處，英聯邦國家和歐共體都不會聽之任之。三是如何解決與七國自由貿易區間的關系。加入共同體的談判長達12年之久，中間兩度遭到法國戴高樂的否決，直到1973年英國才成為歐洲共同體的正式成員。英國加入歐共體后，在不少方面卻不與歐洲同步而行，迄今仍置身歐元區和“申根協定”之外。英國是歐盟中數二數三的大國，卻一直不是歐盟一體化進程的核心力量，一個重要原因是英國國內長期都存在著較強的疑歐勢力（Euro-sceptics）。現在盡管加入歐盟已經30多年，國內親歐與疑歐兩派依然爭論不休。保守黨疑歐派勢力較大，工黨里也有一定力量。

布萊爾作為二戰后成長起來的政治人物，對英國實際狀況和國際格局有著更現實的認識。他清醒地看到大英帝國時代已經過去，僅靠英聯邦是難以發揮“全球性作用”的。他十分看重與美國的“特殊關系”，但他同時認為，英國“只有處于歐洲決策的核心地位，華盛頓才會認真看待我們；而我們只有與美國建立新的、有力的冷戰后關系，才能在歐洲具有同樣程度的影響”。他強調，“歐洲是今天英國能夠發揮力量與影響的唯一可以通過的路徑。如果英國要保持其全球角色的歷史作用，只有成為歐洲政治的中心部分。事實就是如此。”布萊爾在工黨主政前就呼吁，“必須停止那種擺脫歐洲而趨向孤立的傾向，而取代為建設性參與的政策”。

1997年英國工黨上臺執政后，布萊爾首相著手調整對歐政策，開始更加積極地參與歐洲的事務，力圖發揮“領導作用”，并做了幾件較有影響的事。第一件是關于科索沃，1999年英國與德國總理施羅德和法國總統希拉克在科索沃問題上站在一起，一道策劃在科索沃用武，并承擔和完成說服美國總統克林頓的重托。這是布萊爾在歐盟中與法德兩國配合最默契的一件事，也使他贏得歐盟一定好感。

第二件則是關于建立歐洲快速反應部隊的事。冷戰時期，西歐在安全和防務上幾乎完全依靠美國為主的北約。法國雖一再主張發展歐洲獨立的防務力量，卻幾乎沒有國家響應。1987年，法國和德國組建法德旅，可算為歐洲防護力量的最初開端，但規模和能力都有限。1991年12月歐共體通過《歐洲聯盟條約》（即《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后，突出發展歐洲安全和防務政策的要求。1993年法德旅擴展為法、德、比利時、盧森堡和西班牙五國參加的“歐洲兵團”，是歐盟主張建立歐洲防務力量成員國的又一次努力。英國對建立歐洲獨立防務力量一直堅決反對，但這種態度在經歷科索沃戰爭后驟然改變。北約對南斯拉夫的空襲中，80%是美國軍隊完成的，而在遠程運輸、后勤保證、指揮系統等方面也主要依靠美國。美國認為歐洲應該在巴爾干事務上擔負更大的責任，敦促歐洲在防務上承擔更大義務。布萊爾領會到美國的要求，立即做出積極響應。1998年12月，布萊爾與法國總統希拉克發表“圣馬洛宣言”，共同提出建立歐洲快速反應部隊的建議。1999年1月歐盟赫爾辛基首腦會議通過建立一支5萬～6萬人歐洲部隊的決定，2000年11月歐盟防長和外長會議宣布組建歐洲快速反應部隊的計劃。盡管布萊爾在歐盟防務政策上表現積極，但在建立歐洲快速反應部隊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上同法德等國并不一致。英國秉承美國意愿，是要建立一支依附于北約的輔助性軍事力量，而不是歐盟自己獨立的防務力量，在這支部隊的指揮權上也與法國等存在分歧。由于種種原因，這個歐洲快速反應部隊計劃一直沒能真正落實下來。

第三方面是經貿關系。歐洲是英國最主要的貿易伙伴，與歐盟各國的貿易在英國對外貿易中占據重要地位。2010年，英國從歐盟進口占其總額的51%，出口占其總額的59%，都遠遠超出同美國的進出口數量。在建設歐洲統一大市場問題上，英國總體態度較為積極，也能做出一些妥協，在歐美間發生貿易摩擦和沖突時，只要涉及英國利益，英國一般都和歐洲一道抗衡美國。21世紀初，歐盟同美國發生香蕉、鋼鐵、飛機等一系列貿易戰，布萊爾雖也努力從中調停，但基本是與歐盟站在一起。記得2002年3月我請英國貿易大臣到官邸吃飯，她因參加歐盟與美國就鋼鐵貿易問題的談判而提出定在晚上七點半，期間她的秘書幾次打電話推遲，說談判未結束，直到快八點半她才匆匆趕來。她氣呼呼地說：“這幫美國佬，頑固透頂，一點都不肯松動。整整談了一天，又勞累又煩人。到中國大使這里來，我總算能夠放松一下啦。”

無論布萊爾多么積極參與歐盟事務，他始終受到兩大限制，需要堅守英國的“紅線”。其一是英國主權利益，原則上，英國反對歐盟任何限制國家主權的改革和進展；其二是英美“特殊關系”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美國在歐盟中“特洛伊木馬”角色。在一體化進程上，英國是反對歐盟走向“聯盟”“聯邦”或“邦聯”道路的，但在做法上卻很巧妙，在歐盟通過加強一體化的重大決策時，如通過1991年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2000年的《尼斯條約》和2007年的《里斯本條約》等，英國都是權衡利弊，沒有堅決抵制和否決。而一旦涉及具體轉讓主權時，英國的態度則非常堅決。1990年10月在羅馬召開的歐共體特別首腦會議上，撒切爾夫人就建設經貨聯盟問題與其他成員國進行了激烈爭吵。她還理直氣壯地說：“我怎么可能到女王那里去對她說，在我們的貨幣上以后不再印有她的頭像了呢？”1999年歐洲經貨聯盟第三階段正式啟動歐元時，英國拒不參加，這很大程度上“孤立”了自己而減弱對歐盟的影響力。布萊爾當時在國內地位很穩，工黨在議會擁有可靠多數，是完全有條件做出加入決定的。但由于英國民眾意見不一，他擔心保守黨借機發難，影響工黨民眾支持率，與財政大臣布朗商定不加入歐元。我曾就此事問過英格蘭銀行行長艾迪·喬治，他淡定地說：“歐洲人連自己的經濟都管不好，還要管那么多。我們英國經濟很好，可不想交給法蘭克福（歐洲央行所在地）那幫人把我們也搞得一團糟。”對“申根協議”的態度，也是一例。1985年6月德法等5國簽署關于人員自由流動協議（申根協議），后來許多歐盟成員都參加，英國至今不肯加入，因為英國要維護控制外來移民的權力。

布萊爾承諾重建與歐盟的關系，在歐洲外交、防衛、經濟等方面也做了些努力，與歐盟關系較前密切。但英國始終未能成為歐盟的核心力量之一，布萊爾也從未被視為歐洲主要領袖。他與法德等國領導的關系也一度密切過，如與法國總統希拉克共同倡議建立歐洲快速反應部隊、與德國總理施羅德一起參加“第三條道路”研討會等。但因對美國態度的差異，特別是對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的觀點和行為大相徑庭，布萊爾同他們關系的短暫“蜜月”也隨之結束。希拉克和施羅德等人對布萊爾的表現不爽，尤其是對他同美國關系過密頗多不滿，但英國畢竟是歐洲一個有影響的大國，而且有時還需要布萊爾扮演歐美之間“橋梁”角色，也不想過分冷落和排擠布萊爾。布萊爾50周歲生日時，兩人都給他發了熱情的賀電。另外，法國為防止德國做大，也要拉住英國平衡德國。

總之，英國對歐盟始終有一種若即若離的矛盾情結。一方面英國意識到可通過歐盟發揮更大國際影響力，另一方面又缺乏對歐洲的歸屬感，擔心融入歐洲會削弱自己的外交獨立性。盡量保住英國的主權利益，把與美國關系擺在對歐關系前面，是所有英國領導人的基本守則，布萊爾也不例外。但總體上說，布萊爾當政10年仍屬英歐關系最融洽的一段時期。

英國保守黨素有疑歐情緒，卡梅倫本人過去也是一個強硬的疑歐者。在保守黨和自民黨聯合執政后，外交大臣黑格曾把密切英美關系、加大與新興國家接觸力度、積極發展與歐盟關系列為新政府外交的“三大支柱”。對歐盟，一是尋求在歐盟內發揮更積極和建設性作用，加強歐盟參與度；二是主張歐盟加強單一市場建設，在中東、伊朗核、與俄羅斯關系等問題上發揮集體力量，提升歐盟競爭力，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減貧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在國際上用一個聲音說話等。三是維護英國自身利益，凡涉及向歐盟讓渡權力的條約均需在英付諸全民公決。但在實踐中，卡梅倫政府與歐盟齟齬明顯增多，在應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上，態度更是格格不入，不時上演“光榮孤立”場面，并不止一次發出“退出歐盟”的聲音。卡梅倫還表示，下次大選后將就英國是否留在歐盟進行全民公決。我看也就是說說而已，英國真若脫離歐盟，歐盟將如何，英國日子又將怎么過？總之，與布萊爾時代相比，英歐關系顯然疏冷不少，恐怕短期內也很難再熱乎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