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立德，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講座教授、副教務長。張梅，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客座研究員。本文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澎湃新聞經授權節選刊發。

張梅：尊敬的歐立德教授，這么多年來您一直關注中國、研究中國歷史，出版了重要研究成果。請您談一談，您是怎么開始對中國歷史產生興趣的？又是如何投身清史這一研究領域的?

歐立德：我大學讀的是歐洲史，碩、博階段改學中國史。1979年鄧小平訪美，我正在讀大學三年級。那一年中美恢復邦交，有關中國的新聞報道在美國較之前增多。坦率地說，在此之前我對中國的了解比較膚淺，可是因為我對語言感興趣，先后學習過俄語和法語，不過覺得不夠用，就想要學一門難度高點的語言，因為鄧小平訪美讓我對中國產生興趣，所以在1979年的秋季我開始學習中文。耶魯大學歷史系那時候有非常有名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教授，他講授的中國近現代史課程很受學生歡迎。我選修了他的課程，這是我學習的第一門中國歷史課程。后來回耶魯大學讀碩士的時候我做了史教授的助教。那一年他的課有700多名學生選修，是當時全校選修人數最多的課程之一。學習中文兩年后，我先獲得富布萊特獎學金去臺灣讀書進修，當時能夠獲準去中國大陸讀書的機會很少，我當時去的是臺灣大學史丹福中心，那里有專門給外國學生開設的中文學習班。后來，由美國國家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和中國教育部共同成立的“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啟動了中美雙方的交流項目，我幸運地被選中，于1982年去遼寧大學學習一年。

我之所以對滿洲或者說東北產生興趣是因為之前俄國在東北一帶非常活躍，我既懂俄語，又懂中文，認為一邊用俄文的資料，一邊用中文的資料進行比較研究。在遼寧大學歷史系讀書期間，我完成了關于在中國近代史上如何看待和理解中俄關系的論文。從那個時候起，我就已決定將來要走從事中國歷史研究的道路。事實上，我選擇研究清史也和我在沈陽的求學經歷有關。那個時代人們生活水平比較低，沈陽市內沒有什么娛樂場所和設施，而沈陽有自己的故宮、北陵（皇太極之陵墓）、東陵（努爾哈赤之陵墓），留學生去外面放松時就常去附近的北陵公園玩，我自然而然地對清史和滿文有了一定的實地接觸和了解。

張梅：當您投身中國歷史研究的時候，想您一定遭遇到了某些困難。您是如何克服這些困難的？在開展清史研究的過程中，對您影響比較大的人物有哪些？

歐立德：遇到困難肯定是有的，我當時碰到的最大困難就是我要研究的那個課題——八旗制度和它旗下的滿洲、蒙古、漢軍那些人，在美國沒有多少人研究。我的老師們對清初八旗是非常感興趣的，但真正做過這方面研究的人很少，包括史景遷、魏斐德兩位老師在內。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教授是我在伯克利大學讀博士時的導師，他那時候正忙于寫作出版《洪業：清朝開國史》，所以清初對他來說也是個很有吸引力的課題。他對八旗制度沒有做過深入研究，但是他知道八旗制度很重要，所以鼓勵我進一步去了解。因為當時日本學者在八旗制度史研究方面是最強的，所以我當時考慮去日本。

另外，因為要做好這方面的研究必須要使用滿文的資料，所以我在耶魯大學讀碩士的時候還選修了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教授的課，她給我的影響非常大。從1971年至1981年她一直在臺北和北京的檔案館里搜尋資料，在此過程中她發現滿文資料和中文資料其實并不重復，而在那之前，清史研究學者普遍認為滿文資料和中文資料是重復的，滿文是漢文的譯本。她指導我去歷史檔案館查找資料，并說一定要認真閱讀滿文資料，這是開展清史研究非常重要的一步，所以我后來聽從她的建議，在伯克利學習了兩年的滿文。到了東京后，我一方面繼續學習滿文和利用滿文資料，另一方面開始研究八旗制度的歷史。到了90年代，我去了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訪問交流，花了一年的時間在第一歷史檔案館里搜尋資料，這些資料是我后來寫作《滿洲之道》一書的基礎。

張梅：對于清史研究，歷史學界有兩種研究范式：一種是以漢族為中心的研究范式，強調漢化的重要性；另一種則是以滿族為中心的研究范式，強調滿族并未被完全同化。當前的中國歷史學界普遍采用第一種研究范式，而在您的著作《滿洲之道》和《乾隆帝》中，我注意到您將兩種范式結合起來，那么，請問您如何理解滿族史與清史之間的關系？

歐立德：你問如何理解滿族史和清史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非常好。其實我從很早之前就注意到歷史學界有這么一個分歧，不僅是中國學術界有這種分歧，在日本也是。日本有一個“清朝史”學派，還有一個“清代史”學派。研究“清朝史”的人注重研究清初，他們使用的很多都是滿文的資料，他們的研究路徑與后來被人們稱之為“新清史”的學者們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相近之處，關于這一問題我之前在我的論文里曾談到過。而“清代史”的學者們關注的主要是社會經濟史，特別是19世紀的社會經濟史。在日本，20世紀八九十年代研究清朝史和研究清代史的學者們來往極少，彼此不參加對方的研討會，在思想上也很少有什么關聯，這跟中國國內的情況有些相似，盡管并不完全相同。因為當時社會史的研究方法還沒有流傳到中國大陸，中國國內主要是研究清代史，以清代的社會經濟史和政治史為主。關于清代史的研究時段，學者們一般認為是從清朝開始到鴉片戰爭時期結束，因為鴉片戰爭之后就是近代史的范疇，而近代史的研究則屬于另一個方向，有另外的研究基金、另外一撥人在做這些研究，事實上，這種分歧對整個清代歷史的研究非常不利。

在我看來，中國清代史的研究歷來是以漢族為中心的研究范式，因為漢族占據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所以這種以漢族為中心的研究范式我認為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在美國有很多人喜歡研究美國史，而對歐洲史、中國史不感興趣一樣——人們普遍想要更多地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而非他國的歷史，這是很普遍的。當時研究滿族史的學者和研究清代史的學者相互之間沒有什么來往，這么說并不夸張！因為滿族史屬于民族史的一支，民族史和清代史是兩碼事。民族史的研究通常不會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這樣的學校進行而是在民族大學開展。我在中國大陸讀書的時候，有兩位教授對我影響最大：第一位是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的韋慶遠教授。他是我當時的指導老師，也是明清史方面的研究專家；第二位是中央民族大學（當時是民族學院）的王鐘翰教授。王教授也曾在哈佛讀書，英文說得很好。可以說，我之所以能夠邁進清史學界就是因為韋慶遠和王鐘翰兩位教授，同時還有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的華立、成崇德、郭成康等學者們的幫助，他們對我們這些來自美國研究清史的學生們當時都非常歡迎并鼓勵支持。

在當時，我一方面參加他們指導的清代史的研究討論，同時也和研究滿族史的人，主要是王鐘翰教授的高徒們尤其是定宜莊、劉小萌等學者經常探討滿族史的研究進展。我那個時候還沒有意識到滿族史和清代史在中國區分得這么開，現在想來，當時能讓這兩組人坐在一起研討是多么困難的事情。不過我想他們也慢慢意識到不應該把清代史和滿族史分得那么開，要兩者結合才有道理。事實上，我一直努力將這兩者結合到一起，那時候剛好所謂“新清史”的英文著作開始出版，然后美國、日本的學者們開始意識到要想研究好清代史，不能不重視滿洲人在其中的作用。之后，日本國內清代史和近代史兩個學派的距離變小了，中國國內清代史和民族史兩個學派的距離也變小了，而在美國研究清朝初期歷史和研究清朝中期歷史的距離也變小了。應該說，這一努力在某種程度上是產生了一些成效。

張梅：清朝政府給予滿洲八旗以特殊的民族政策，用以維系這一族群的戰斗力，卻仍然不能阻擋滿洲衰落和清朝滅亡的命運，您認為主要原因是什么？

歐立德：這個問題不好回答，盡管清史研究學者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很感興趣。研究清代史的學者們好像都有責任要去解釋和弄明白“為什么清朝會滅亡”這一問題，當時不僅清朝滅亡了，而且整個帝制都消亡了。一百多年來人們一直試圖尋找這一問題的答案，不過我相信，即使再過一百年也還是會有人繼續問同樣的問題。我能給的回答：我們都要努力適應當前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首先來看清朝的領導階層，他們在17、18世紀都能比較好地適應經濟、社會、環境上的各種變化，到了19世紀他們的適應能力好像已不如18世紀那樣強，雖然他們也嘗試過改革，但最終并沒有完成，甚至到后來制度都已經不起作用了，政府也失去了有識之士的信任。在我看來，對任何一個政府來說，人民的信心不管在什么時候都很重要，尤其是在信息發達的時代。那么，為什么清朝會滅亡呢？主要是因為在一個正在轉變的歷史環境里它沒有能夠說服大多數的人來支持其統治。當時大家都能看到周圍已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威脅，可政府對此束手無策。對于清朝滅亡可從微觀方面去解釋，也可從宏觀地角度去理解。從宏觀上來說，任何制度都有它的壽命，一旦它不能適應時代的變化就會面臨被淘汰的命運。

張梅：您關于清朝歷史的觀點與20世紀以來中國清史研究的主流論述并不一致，您試圖從滿族、從“他者”的角度來尋求問題的答案，這給我們提供了一條超越民族主義重新看待歷史的路徑，因為從滿洲史的角度重新審視清代歷史，學術界稱之為“新清史”。能否請您解釋一下什么是“新清史”？

歐立德：20世紀90年代末“新清史”出現于北美學術界，這派認為：滿洲人的統治能夠獲得相當大的成功并不僅僅因為漢化，而且因為他們保持了一個征服民族的特性。因此，要理解滿洲統治的重要意義，至關重要的是理解滿洲人是誰，他們的政治、軍事、法律機構是如何運轉，他們又是如何在這些機構的基礎上建立起清帝國的復合帝制體系的。當然這里的帝制不能簡單地視為我們今天所理解的中國傳統的帝制，而是清朝政府專有的獨特體制。在研究17世紀至20世紀滿洲人的實踐時，新清史不可避免會面臨傳統觀念的挑戰，那就是認為滿洲人單方面被徹底漢化了。可根據我們的研究，盡管滿洲人在中國生活了很多年，盡管他們一直在吸收中國的傳統文化，但是卻不能說他們被完全同化了。也就是說，一直到清代末期，人們（至少住在大城市的人）都還很清楚，誰是滿洲人，誰是漢人。

新清史的出現引起了許多新問題，作為研究清代中國歷史的學者，如果要真正開展研究的話，必須在研究中使用滿文文獻，這種滿文文獻應該是原文，而不是譯文，同樣對蒙古語、藏語、察哈臺語文獻的使用也是如此。

如果清代歷史研究學者們真的這樣做了，就可以發現這種滿洲特征或者說對滿族特征的意識不只是在17世紀發揮作用，甚至到了18、19世紀，乃至到了辛亥革命都還在發揮作用。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如果把清朝皇帝不僅看作是一個漢人的皇帝，而且把他視為滿洲人的大汗，乃至蒙古汗的繼承人，對清代宮廷政治、中央財政和地方政府的分析將會有所不同。通過深入研究滿洲統治下的清朝歷史，“新清史”尋求的打破有關清朝歷史的線性歷史敘事，承認并揭示歷史的多樣性和偶然性，把學術探討延伸到族群認同、民族主義、邊疆和帝制等與世界歷史相關的領域，把滿洲統治納入世界歷史比較研究的視域中，把清代歷史研究與世界歷史研究結合起來。

張梅：這一研究理路促使您怎樣看待現代中國的形成？

歐立德：這個問題也很復雜，應該說我開始做研究的時候并沒有過多地思考現代中國形成的問題。我感興趣的是大家都這樣說——滿洲人經歷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政治考驗，在此期間他們受到漢人的影響都被漢化了，而這正是他們能夠經受住考驗，統治中國這么長時間的。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當時的想法是想了解這個漢化的過程是什么？有什么意義？我很奇怪的是在清末的時候，有很多的革命家在他們的著作或是演講里對于清代的宣傳充滿了濃烈的排滿情緒，比如說孫中山先生提到要“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如果說滿族人都被漢化了的話，怎么還會存在“滿洲人”這個群體的概念呢？這是很讓人不理解的，甚至有點悖論。我就是想要弄清楚這個問題，才開始對“滿洲人”的民族意識或者說族群意識進行研究的。可是想要了解他們如何看待自己，漢文的資料是遠遠不夠的，我必須閱讀他們自己語言寫成的史料。研究到了后來，我又在想，如果我們把清代看作是一個帝國，那么這是一個什么樣的帝國？如果我們把這個帝國看成是滿洲人的帝國而不是徹頭徹尾被漢化了的滿洲人的帝國，這對于我們理解中國近現代史有什么意義？這個問題是我在《滿洲之道》一書寫作基本完成之后才意識到的，不是我當初寫這本書的初衷，也并不是我最關心的事情，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有意思。

要知道，任何一個學者他在做個人研究的時候，都希望他所做的研究能讓其他研究方向的學者感興趣。比如，我經常跟我的學生們講，你們在做研究的時候必須首先考慮到這項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做研究不應該僅僅只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研究興趣。我在研究八旗制度的時候有些方面的研究做得很具體，可是事實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對八旗制度感興趣。我更不可能期待所有人像我一樣對八旗制度感興趣，那我的研究為什么別人要關注呢？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想，如果我們把清朝不僅看作是漢人的帝國，而且是滿洲人的帝國，是包括傳統十八省和周邊其他領地在內的這么一個帝國的話，這好像和現代中國的形成有了關系。不用說，我不是第一個這樣思考也不是第一個注意到這個問題的人，早在20世紀60年代何炳棣教授就在他的文章里提到了這個問題，但是他和我的立場并不一致。現在多數中國學者也都已經承認清代的統一和現代中國的形成密切相關。

張梅：兩者是因果關系嗎？

歐立德：有沒有因果關系，主要看你怎么看待“中國”這個概念。葛兆光教授在《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里曾談到“中國”這個概念一直在變，宋代、近代、現在的解釋都不一樣。事實上，是否有因果關系，我覺得我們要研究清代人對“中國”這個詞怎么使用，在什么情況下使用，什么語境下使用，什么情況下不用？弄清楚了這些，我們才可以明確清代中國是什么樣子；認清了清代中國，我們才可以說它跟20世紀的中國是什么關系。中國當前歷史學界那種認為“今天的中國之所以是這樣是因為她一直以來就是這樣”的觀點并不是一個歷史的觀點。在我看來，我們的責任是要在正確的語境中理解我們所使用的概念和術語，對于那些看上去很熟悉、意思也很相近的術語我們要謹慎使用。我們應該抱著懷疑的態度去作出判斷，批判性地去思考這個滿洲人統治的天下是怎樣的天下，他們的世界究竟是怎樣的世界。在我看來，“中國”這兩個字眼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符號。當然，在進行這一陳述的時候，我必須強調，我絕不是要否認中國人民共和國這一中國領土上現存政體的歷史性和合理性。與此同時，從學術思辨的角度來說，必須認識到我們今天所說的“中國”與前人所說的“中國”不完全是一回事。

張梅：如您所言，通過深入研究滿洲統治下的清朝歷史，“新清史”尋求的是把有關清朝的線性歷史研究回溯到歷史的多樣性和偶然性的學術話語中，把滿洲統治納入到世界歷史比較研究的視域中，可是讓我存疑的是，您的這種想法到底有多少可能性實現？您認為您現在所做的工作將會給世界歷史研究帶來怎樣的影響？

歐立德：在美國大學的歷史系，你可以看到學習美國史或歐洲史的學生很多，而學習其他國家歷史的學生相對較少。在美國，歷史主要是指美國史或者是歐洲史。事實上，傳統的美歐知識分子用了很長的時間才接受了這樣的觀點：中國就像法國、德國和英國那樣擁有自己的“歷史”，而不只是個簡單的“過去”。可以說，這種以歐洲為中心的敘事源自于黑格爾，馬克思也接受了同樣的立場。不過，在過去三十多年里，出現了根據中國的歷史特點，而不是從歐洲的歷史經驗建構出來的敘事標準看待中國的新趨向。也就是說，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日益明顯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新的學術趨勢占據優勢，已經在北美、歐洲、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學術界穩步確立，增進了人們對中國的歷史經驗在人類歷史中重要性的普遍認知。

當然，這一進程并沒有預想的那么容易，因為在美國，一般學生還是很不熟悉朱元璋或者乾隆皇帝這樣的名字。我想我們所做的這部分工作就是要使我們所講述的清代歷史能被其他歷史學家（不管他們的研究區域或時段如何）理解，并和他們的研究關聯起來，清史不僅是中國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世界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將清史與俄羅斯、西班牙、英國、美國等國的歷史加以比較研究，不僅有助于我們認清我們稱之為清代的這個時期世界其他地方到底發生了什么，這些事件如何促成清朝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改變，而且還可以重塑北美乃至全球學界對中華帝國晚期歷史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