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傳統商人而言，近代新商人群體是具有新時代特征的商人。中國近代的新商人群體，以上海新商人為代表，誕生于辛亥革命前夕的20世紀初年，在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與影響。其特點是具有近代思想與意識，以獨立社會力量的新姿態，踴躍參與內政和外交以及其他方面的社會活動，甚至成為反帝愛國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在中國近代新商人群體形成過程中，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是具有特別意義的重要歷史事件。它既是辛亥革命前爆發的一場大規模反帝愛國運動，也是近代上海新商人群體登上歷史舞臺的標志性事件，同時還為具有重要影響的近代商民外交的發軔提供了契機，從各方面體現了辛亥革命前民眾運動發展的新趨向，值得深入考察和剖析。

一、抵制美貨運動的發起者

空前普及與規模盛大的抵制美貨運動，是首次由上海新興商人發動的一場全國性反帝愛國運動，表明新商人群體已發展成為一支獨立而有影響的社會力量。

1904年美國強迫中國簽署的華工禁約時值修約期，海內外華人強烈要求取消其中的歧視性條款。在抵制美貨運動興起之前，旅美華僑聯名致電清朝商部、外務部和駐美公使，力主廢約。檀香山《新中國報》發表文章，提出以抵制美貨的方法迫使美國政府接受廢約要求。至1905年5月初，上海的報刊也不斷報道美國政府強迫中國續簽華工禁約消息，清政府“由出使大臣梁誠與美政府磋商數月，美政府一意堅執，無所通融”，“此約若成，辱國病民，損我甚巨。……深望愛國之士，共起而謀所以對付之”。隨著媒體報道的增多，國內民眾也群情憤激，愛國熱情普遍高漲。一旦有人發起反美運動，必如星火燎原迅速漫延全國。

5月9日的《時報》在“本埠新聞”欄目報道了一條重要消息，稱“美國華工禁約之害，本報已痛言之，茲采得本埠紳商以此約關系甚大”，已定于次日在上海商務總會“聚集各幫紳董，會議抵制之策”。“紳商”是清末報章對新興商人的流行稱謂，此則報道透露的重要信息，是新興商人將在新式商人團體——上海商務總會的會所召開商議抵制美約的會議。該報記者具有相當程度的新聞敏感性，認為“愛國之士當樂與斯會也”。事實表明這次會議確實非同一般，成為載入史冊的一次發起全國抵制美貨運動的重要會議。會議議定，“以兩月為期，如美國不允將苛例刪改而強我續約，則我華人當合全國誓不運銷美貨以為抵制”，全體與會者無一反對。“隨后公議電稿，稟請外務部堅拒簽約，并請南北洋大臣鼎力主持，電部抗阻。又遍電各省商務局請為傳諭各商，協力舉行抵制辦法”。以上報道略有不確之處，一是除外務部、南北洋大臣之外，同時還給商部致電；二是向各省發布的通電，其實是通電全國21埠商會，并非官辦的商務局。這項舉措，對于抵制美貨運動得到全國各地商人積極響應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在此之前，從未有過由“四民之末”的商人發起大規模反帝愛國運動的先例。對于上海商人的這一空前愛國舉動，輿論不吝各種贊譽之詞給予了高度肯定和贊揚。有報紙評論興奮地表示：“勿謂中國人無國家思想也，請看今日滬上紳商之集議；勿謂中國人無權利思想也，請看今日滬上紳商之集議。”不僅如此，該評論還詳細闡明了上海商人此舉的深刻意義與影響，認為“美國華工禁約問題，關于國權及國體之大問題也，關于吾國商工業之前途之大問題也，關于吾全國四百二十兆同胞之人格之大問題也。吾知全國將無一人不當設法對付此約者，而今滬上紳商，獨顧公利公益，而先為天下倡，吾高其義而感其熱誠，吾望此次集議之能結良果，吾尤望全國人聞風繼起，合大群而共謀抵制之策，使吾政府有輿論以為之聲援，而又使外國知吾國民之并非可侮，則于中國外交之前途，其或不至于長此失敗也”。正如這篇評論所期望的那樣，上海商人發起抵制美貨的倡議之后，全國各地各界群起響應，函電紛馳，很快就使抵貨行動發展成為規模空前的反帝愛國運動。上海的報紙為此還發布特別征文告白，闡明：“華工禁約一事，為當今最要最大之問題。現同志決議，以相戒不用美貨為抵制最善之策。但此中條理甚繁，如海內諸君，別有高識雄論，務請指陳切實辦法，惠寄本館，俾得代為公表，以資互助。”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5月10日向全國發起抵貨倡議的這次重要會議是在商務總會舉行的，加之當時某些消息的誤導，包括本人在內，海內外史學界曾長期誤以為上海商務總會是抵制美貨運動的發起者，但實際上這次會議并非商務總會所召集，商會領導人不僅未主持，甚至也沒有出席會議。發揮核心作用的是福建籍滬商曾鑄（字少卿），他在上清朝外務部書中說明：禁約涉及國體民生，必須合群力爭，遂邀集各幫商董開會商議，“定不用美貨以相抵制”。事后，上海商務總會領導人的消極表現曾受到時人批評。盡管如此，這并不影響上海新興商人發起抵貨運動的結論。而新興商人群體在形成之初，即發起這樣大規模的反帝愛國運動，自然令社會各界刮目相看，也受到輿論稱贊。

二、抵制美貨運動的聯絡者和領導者

上海新商人不僅發起了抵制美貨運動，而且還擔任了這場愛國運動的聯絡者和領導者重任，更進一步體現了新商人群體所具備的重要能量與影響。

上海商人向全國發起抵制美貨運動之后，并沒有自封為這場運動的聯絡者和領導者，但全國的商人及各界人士卻毫無疑義地予以認可，于是為數眾多的相關函電雪片似地向上海飛來。由于致電商部、外務部和南北洋大臣，以及向全國21埠商會發布通電，都是由曾鑄個人署名，所以全國各地絕大多數函電都寄給了曾鑄。另外，上海各大報紙在報道發起抵貨行動的這次重要會議時，都會提及會議是在上海商務總會舉行，故外間也有誤以為商會是抵貨行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有些函電也寄給了上海商務總會。但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函電雖然是寄給上海商會，接收人卻是曾鑄，而不是商會的總理或協理這兩位主要領導人，也不是負責商會日常會務的坐辦。當時的曾鑄，在上海商會中并非舉足輕重的人物。類似情況在史上極為少見，表明全國各地各界都一致將上海商會和曾鑄作為運動的聯絡者和領導者。

在抵制美貨運動初期，這些函電大體上主要表達了三個方面的意向。其一是積極肯定倡導抵制美貨的行動具有重要意義。例如人鏡學社致商會函稱：“美禁華工續約，貴會提倡抵制，各埠各幫聞風應之，他日效果功收，我同胞之幸福，實貴會諸君之所賜也。”此外，多有稱贊曾鑄之函電。有的表示“吾公登高一呼，全國響應”；有的說明“執事于禁約一事，領袖其間，愛國之忱，尤為士民所欽仰”。這些言詞，對商人發起抵制美貨的愛國之舉無不大加頌揚，這在當時對商人無疑是極大的鼓舞。

其二是表示堅決響應上海商人倡導的抵制美約號召，積極參與抵制行動。各地函電均踴躍向曾鑄表示采取一致行動，堅決響應抵貨號召。如南京學界致電曾鑄表示：“抵制美約，寧已全體贊成，候示實行。”各地致上海商會的函電內容也相似，例如“九江士商致上海商會電”：“商會諸公鑒：抵制美約，極表同情，敝埠定實力遵行。”貴州學界致上海商會電也表示：“實行抵制，海內同情，敝處亦照辦。”同時還向上海商會建議：“此系國民合群基礎，鄙見宜亟趁此提醒各處商幫組織大小商會，聯訂規則，互相扶助，遇事維持，以固團體，而杜流弊，全在大力提倡，國民幸甚。”不僅如此，海外華商也積極予以響應和支持，例如新加坡華商致電表示，對于抵制美約“力贊如議舉行”，檳榔嶼“華人全體極愿贊行上海商會所議不用美貨”。

其三是視上海商會尤其是曾鑄為抵制運動的領導者，請求對抵貨行動予以指導，或告知具體行動步驟。濟南商會致電上海商會表示：“美貨抵制一事，凡見諸滬報者，已擇要印行，并于會議時詳細解說，惟此事貴會應議有章程，究以何事為始，即請賜示，以便遵守。”漢口八大商幫共同闡明，以相戒不用美貨的方式抵制美國禁約，實乃最妥善之法，請上海方面注意“兩月后是否改約，電示即照辦”。廈門商會更明確表示，屆時“如應實行，請即電示，當即遵辦”。可以看出，各地函電提出的較多要求，是將上海商會視為抵制行動的領導機構，希望擬訂詳細的抵制美貨章程與實施辦法，告知國人，以便采取統一行動。曾鑄在上海泉漳會館舉行的抵制會議上曾發表演說，提出包括不用美貨在內的五項具體抵制辦法，但并沒有向全國推廣，上海商會則由于并不是抵貨行動的發起者，稍后同樣沒有制定抵制美貨的章程或辦法，只是就華商積壓的美貨如何處理提出了“疏通”之策，但受到不少團體的反對與批評。

全國各地乃至海外發來函電之多，幾乎使上海方面頗有應接不暇之勢。曾鑄親自回復以及就相關問題做出說明的函電，也為數眾多。有記載稱，曾鑄因“倡議抵制，全國響應，往來函牘，多至二十萬言”。這一方面體現了全國民眾對他的信任與支持，另一方面也使他陷于極度繁忙之中。海外華商為支持曾鑄領導抵貨運動，還主動為其捐款，曾鑄不得不在報上登載啟示，闡明屢屢收到海外各埠所寄之款項，足見海外同胞公誼，“但敝處一切用費，皆系自備”，故將所有來款悉數退還，并“特此鳴謝，以志高誼”。由此可見曾鑄全心投入公益而不計個人得失的良好品德。

上海商人提出的兩月期滿后，美國政府并未修改華工禁約，于是各業商董又在上海商務總會舉行特別大會，曾鑄發表演說，號召合力實施抵貨行動，獲與會者贊同，“各幫簽名畢，即擬定通告全國三十五埠電稿”。隨后，全國各地紛紛響應正式實施抵貨的號召，采取一致行動，使抵制美貨運動達到了高潮。不僅通商大埠，即使窮鄉僻壤，“戒用美貨，萬眾一心”，形成“文明抵制，照耀環球”的壯觀景象。

由于種種原因，曾鑄在8月11日發表《留別天下同胞書》，表示“為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緊隨其后更多函電紛至沓來，“日必數百起”，紛紛表示擁戴曾鑄在抵貨運動中領袖群倫的重要地位，闡明“義聲一倡，天下響應，非服從曾少卿也，乃服從曾少卿抵制之策耳。曾少卿可死，抵制之策不可死。死一曾少卿，什伯曾少卿且起。……天下同胞，愿與曾少卿并肩鑄銅而立者，幸勿躊躇瞻顧”。曾鑄在抵制美貨運動中的英勇表現，使其聲譽大增，隨后在上海商務總會的換屆改選中當選為總理，并成為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的四位辦事總董之一。幾年后曾鑄因病去世，更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國商界第一偉人”。

由上可知，新商人群體興起以及在抵制美貨運動中發揮倡導和聯絡作用，均受到輿論的廣泛關注與稱贊。《東方雜志》發表的專文指出：“抵制一說，一唱百和，學界商界，皆表同情，奔走呼號，相戒以不賣不買。自上年以迄今日，其影響及于內地，報章所載，絡繹不絕。”

三、抵制美貨運動與近代商民外交的發軔

在封建專制體制下，無論內政外交，小民均無權預聞，更無從干預，但到辛亥革命前隨著民眾愛國運動的高漲，這種狀況開始在某些方面出現新變化。上海商人發起抵制美貨運動的主要目標，就是抵抗美國強迫中國續簽華工禁約，要求清政府在未經商民同意的情況下，不得在條約上簽字，這顯然是在外交方面要求擁有發言權，可以視為近代商民外交的發軔。當時的商人對此也不乏認識，例如蘇州商人即曾明確指出：“夫中國為二千余年之老大專制，無論內政外交，向任執事獨斷獨行，國民纖芥不得預聞。內政之腐敗在是，外交之失策亦在是。現今略施教育，頓使雄獅睡醒，振攝精神。此次抵制禁約，是我四百兆同胞干預外交之第一起點，慝〔惹〕動全球之注射，隱寓二大國國際關系。此次若不辦到廢約地步，將來各國效尤，試問我華人尚能出國境一步么？”可見商人對于此次抵制禁約肇始商民外交的意義，在主觀上顯然具有較明確的認識。

在抵制美貨運動中發軔的商民外交，既受到清政府重視，也引起美國以及國外輿論的關注。上海商人發起抵制行動時，公開向清朝商部和外務部致電，告以“眾商擬相戒不用美貨，暗相抵制”，闡明“事關國體民生，吁懇峻拒畫押，以伸國權而保商利”。商部和外務部相繼致電兩江總督，進而通過上海道轉告上海商人，將盡力維護海外華人利益。另還向商人和學生表示，對于華工禁約，“必不輕易簽押，以致失國家體面”，“政府必與美國極力抗議，以保全國權”。上海商人發起抵制美貨的行動，也使美國方面首次看到中國商民外交的能量與影響，美國代理駐滬總領事一方面對此深感驚奇，另一方面急忙設法與商董聯絡，試圖當面阻止抵貨行動的實施。當時，中國駐美公使梁誠始終不肯在續約上簽字，“美人行將移其交涉于北京”，美國政府新任命的駐華公使和駐滬總理事匆忙趕赴中國。在此之前，還通過代理駐滬總領事照會上海道，請傳諭各幫商董，擇日當面詳加說明，以消除所謂誤會，避免有礙兩國邦交。

抵制美貨運動中的商民外交，并非限于上海商董對美隔空喊話，而是與美國新任駐華公使和駐滬總領事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涉。在美國代理駐滬總領事的請求下，上海道致函上海商務總會表示：“各幫商董以愛群之熱心，籌抵制之方法，血誠毅力，實深欽慰。”同時說明：“今美總領事既愿與聞此議，且允為轉達政府，于此事未必無益，用特奉布，即希貴總會轉告各業商領袖，或在洋務局，或在貴總會，訂定齊集日期見示，屆時弟亦當親蒞也。至各業商迭次會商辦法，亦請轉致抄錄一份送署為荷。”上海商務總會的商董也認為有此必要，于是在美國新任駐華公使柔克義和駐滬總領事勞治師到滬后，雙方即于5月21日在美國上海總領事署正式會晤，開啟了近代中國商民外交的歷史性帷幕。

就雙方會唔的整個過程而言，上海商務總會的商董們，尤其是曾鑄的表現可謂不卑不亢，可圈可點。美駐華公使柔克義急不可耐地表示：“近日頗有敝國續定苛約，騰為口實者，然其實并無此事。本政府擬定續約，極欲改良，務使兩國均沾利益，外間所說，似有誤會。”這顯然是以所謂誤會為由，指責商董不應發起抵貨行動。曾鑄指出絕非誤會，“仆于書肆購得貴國華工禁約記，特專呈閱覽，有歷屆約章以及種種苛待，言之極詳，竊愿貴公使一為流覽”。柔克義還企圖拖延中國抵制美貨的實施時間，聲稱“續約須由下議院議準”，而其開會的時間，“尚在六個月后”，所以，“今議抵制，殊非其時”。其最后一招即是威脅，“敝國與貴國睦誼最敦，商情亦素所最洽，一旦不用美貨，于兩國交情或有關礙”。曾鑄對這些說法均一一予以駁斥。報章評論稱：“我華人受禁約之害，隱忍已二十余年，至今忍無可忍，乃有抵制之議。……美禁華工數十年，于我交情，尚無關礙，今我一議抵制，乃遽曰關礙，揆之情理，寧可謂平。”

即使是民間性質的商民外交，也需有禮有節，當時的商人對此不無認識。所以，美國駐滬總領事主動與商董會晤后，作為酬謝，商董也公宴美國總領署官員與美商代表。宴會開始之前，美國總領事仍強調所謂“中美兩國交誼”，“以為環顧各國與中國交誼之篤，無有逾于美國者”。商董雖也表示“貴國與敝國交誼，向為上下所共知，亦為中外所公認”，但指出美國對華“工禁過嚴，波及旅客耳。若于往美士商予以自由，并將工禁酌予改良，商董對于貴國來貨，將歡迎之不暇，尚何別籌抵制哉”。稍后，曾鑄與美駐滬總領事之間多有函件往來，重申上海商人的要求，而總領事則以前述之理由予以敷衍，甚至威脅說“如必欲強而致之，則非本總領事所敢預知也”。從實際結果看，商民外交很難達到既定目標。原定兩月很快屆臨，在正式實施抵制行動之前，曾鑄又曾與美國總領事當面進行交涉，仍無結果，最終只能正式實施抵制行動。抵貨運動后期，駐香港的美商也曾主動聯絡粵商舉行過兩次會議，雙方圍繞禁約、抵貨與商務等問題，交換了意見并表達各自的立場與要求。

在抵制美貨運動中發軔的商民外交，最主要的訴求為“伸國權而保商利”，目標是拒絕美國提出的續約要求，修訂華工禁約，取消其中歧視和虐待華人的條款，具體斗爭方式即是“相戒不用美貨”。由于商民外交的交涉對象主要是美國，并不是清政府，所以運動初期商人主動表示愿做政府后援，以商民外交幫助政府達到修約目的。當清政府一再遭受來自美國的強大壓力，其態度與行動發生變化之后，商民外交的策略也隨之有所調整，強調不用美貨系所有中國人自有之權，非他人所能強制執行，即“不用美貨，乃人人自有之權，與國際毫無牽涉”，故“無論美人不能干預，即政府亦不能禁止”。

在此之后，商民外交同時也向清政府施加壓力。曾鑄在抵制大會上提醒眾人：“中國向來與外國交涉，均不令民間與知，此約無論遲早，倘我政府貿然遽行畫押，則民間必實受其害，故吾人必須向此層留意，設法預為防備。”隨后，曾鑄在上書外務部時代表商董向清政府明確提出要求：“美使到京，務求促令趕緊改良，并明言此次約本，必須寄與滬商公閱，方能由部畫押。”之所以提出這種前所未有的要求，曾鑄曾予以說明：“按換約謀及商人，或訝無此政體，此中國向來之說，若外國則素重商權，無一國不咨詢后行，所以外交鮮有僨事。”不難看出，在辛亥革命前初始登上歷史舞臺的商民外交雖不盡完善，但不僅提出了過去從未有過的要求，而且對內和對外的行動都呈現出全新的姿態，由此受到輿論的關注與肯定。

綜上所述，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促使了新商人群體的興起以及近代商民外交的發軔，使近代中國反帝愛國的民眾運動呈現出全新的發展趨向，這一重要變化對于辛亥革命的發展無疑也會產生積極的作用與影響。

（本文首刊于《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原題《抵制美貨：辛亥革命前新商人群體興起與商民外交發軔》。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