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紙還有未來嗎？——一部印刷文化史》（Interacting with Print: Elements of Reading in the Era of Print Saturation）是一部論文集，歐美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就印刷文化史中諸多關鍵概念，如手稿、紙張、廣告、裝幀、索引、選集等展開討論，其中“易逝”（Ephemerality）一篇在結論部分引了查斯特菲爾德勛爵（Lord Chesterfield）對他兒子的建議：

一個紳士應該是一個善于安排時間的人，不會浪費生命。即使能召喚他去飯堂進食，他也可以在此間隙讀一讀拉丁詩人的作品。比如，他買了一本《賀拉斯詩選》，撕下幾頁，隨身帶著讀。他先讀了一遍，然后把它們作為祭品送給克羅阿西娜。（傅力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1年3月第一版，160頁）

最后這個詞“克羅阿西娜”，譯者加了一個腳注：“Cloacina，古羅馬神話中管理下水道和公共衛生的神職。此處意為，撕下的幾頁讀完后便丟棄掉。”

《紙還有未來嗎？》英文原版

《紙還有未來嗎？》中譯本

錢鍾書《容安館札記》第四百五十則是讀《切斯菲爾德勛爵書信集》（The Letters of Lord Chesterfield）的札記，正好抄錄了上面這封信的原文，相應部分如下：

I knew a gentleman who was so good a manager of his time that he would not even lose that small portion of it which the calls of nature obliged him to pass in the necessary-house; but gradually went through all the Latin poets in those moments. He bought, for example, a common edition of Horace, of which he tore off gradually a couple of pages, carried them with him to that necessary place, read them first, & then sent them down as a sacrifice to Cloacina.

對照譯文，便發現譯者把“the calls of nature obliged him to pass in the necessary-house”，理解為“召喚他去飯堂進食”，所以后面的妙處也無法譯出。錢先生在抄錄這段話后加了一句簡短的總結：“that is, use them both as reading material & as bum-fodder.”中文意思大致就是：撕下的幾頁《賀拉斯詩選》，既當了閱讀材料，又當了手紙。因此，上文顯然不是去飯堂進食，而是去廁所出恭時帶了幾頁賀拉斯詩選來讀，讀完就拿它們擦屁股，也就成了“獻給下水道女神的祭品”。

二

由切斯特菲爾德勛爵信中提到的出恭看書，錢先生旁征博引柯勒律治、詹姆斯·喬伊斯、包斯威爾等作品中的例子，又說到中文典籍，《歸田錄》中的那段“錢思公云：‘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謝希深亦言：‘宋公垂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朗然，聞于遠近’”，大家很熟悉，但接著引《北東園筆錄初編》，作者梁恭辰為清代學者梁章鉅之子，卷一中說：

家大人公車詣京時，及見余秋室學士，嘗因問私請曰：“先生書法精妙，何以不得鼎元？”學士笑曰：“丙戌科榜下歸班時，有廣東吳某者來訪，曰：‘君其出恭看書耶？’予怪之，吳曰：‘我亦犯此罪過，去歲大病，夢入陰司，閻王命判官取生死簿，上簽“出恭看書”，余減壽二紀，君削狀元為進士?！?/span>

這里涉及乾隆年間著名文士余集未得狀元的一段猜想。

余集，字蓉裳，號秋室，浙江仁和（杭州）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卒于道光三年（1823）。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進士，官至侍講學士。錢鍾書《容安館札記》第七十八則論余集的作品說：

秋室多才藝，所撰《燕蘭小譜》，筆舌輕雋，余劇賞之。今見其正經文字，雖頗雅飭，卻拘窘無足觀者。

又引《秋室學古錄》卷六“秋室居士自題墓志銘”，謂生之日其父“夢初日照庭，光耀一室”，“有嘉徵，必有殊榮，而余之名位不振，豈有遺行而帝奪之耶”云云。（上述《北東園筆錄初編》中廣東吳某人的夢話，這里已經抄錄過一遍了。）

大概當年余集頗有文名，未得狀元，大家都很惋惜，紛紛猜測原因。蔣寶齡《墨林今話》卷七“余秋室三絕”說：

先生畫山水、禽魚、蘭竹，靡不臻妙。尤擅士女，風神靜朗，無畫史氣。然深自矜重，不輕為人作，得之者比諸仇、唐遺跡。晚年多作竹石，以塞人請。……曩聞之玉壺外史云：“先生捷南宮后，殿試當大魁，以善畫美人，故抑之。”此事雖無確證，然傳播藝苑，著為美談久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7月版，122頁）

余集因為善畫美人丟了狀元，陳寅恪聽信蔣寶齡的解釋，在《柳如是別傳》中談到顧云美所繪《河東君訪半野堂小影圖》，陳寅恪說：“繼續摹寫者，頗亦不少。惜寅恪未得全見。惟神州國光社影印余秋室白描柳如是小像最為世所稱道。蓉裳善畫美人，有‘余美人’之目（見秦祖永續桐陰論畫等），竟坐是不得為狀頭（見蔣寶齡墨林今話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版，中冊，446頁）

余集《散花圖》（朵云軒舊藏）

而錢鍾書所引梁恭辰書，提供了另一種解釋：因為余集有出恭看書的習慣，遭到老天爺的懲罰，原本可以得狀元，現在只是進士。

孤證不立，《容安館札記》第四百五十則又引錢泳《履園叢話》卷十七載：

戴堯垣《春水居筆記》載杭州余秋室學士廁上看書折去狀元一事甚詳。乾隆壬子七月，余初次入京，見學士即問此事，學士曰有之。（見中華書局1979年12月版，466頁）

接著一句“可見堯垣之言非妄”，《札記》跳過未錄。這樣看來，有三個不同的來源證明此事。而所證明的，也不過是廣東吳某人的夢話。究竟如何，冥冥之中只有天知道，乾隆皇帝可能知道，而余集本人顯然愿意相信這個說法。

上引陳寅恪《柳如是別傳》那段話后還有一句：“此小像不知是何年所作。以意揣之，當在秋室乾隆丙戌殿試以后。然則‘余美人’之未能中狀元，此小像不任其咎也?！笨上ш愐]有注意到這個傳聞，否則可以更加放心，余集未得狀元，與畫柳如是像毫無關系。

三

掌故家徐一士寫過一篇“關于讀書人”，原載《文史》雜志1945年第三期，收入《一士類稿續集》（中華書局，2019年3月第一版）。文章第二節標題為“廁上看書”，開頭就引錢泳《履園叢話》這一段，并說“戴氏筆記，余未見，惟見梁敬叔（恭辰）《勸戒近錄》詳言其事”。

梁恭辰在《勸戒近錄》中講的比《容安館札記》引的《北東園筆錄初編》更詳細，徐一士全部轉引。吳某人說到自己被減壽二紀時，偷看到生死簿上他的名字之前，就是余集的名字，其名下有注，云：“浙江錢塘人，壬午舉人，丙戌狀元?！币韵碌撐蛔⑸蹰L。但“狀元”字用筆勾去，改“進士”二字（412-413頁）。

《履園叢話》在說余集事之后，又說了一個故事：“云間蔡禮齋，為侍郎鴻業之孫，左都御史馮公光熊外孫，通才也。最喜在窬桶上看書，鄉試十余科不第。以援例作江西縣丞，候補南昌，窮苦殊甚。有長子甚聰慧，未婚而死，禮齋亦旋歿。余嘗勸之，不聽。其一生困頓者，又安知不如余學士之折福耶？”這個故事，徐一士文章引了，《容安館札記》也節引了。如果只是因為出恭看書，徐一士感嘆說：“若蔡氏以通才而久困場屋，微員窮苦，子死身亡，其罰蓋尤酷矣?！?/p>

周作人也寫過一篇“如廁讀書”，原載《宇宙風》1935年第五期，后收入《苦竹雜記》。開頭引清代學者郝懿行《曬書堂筆錄》卷四“入廁讀書”條：

舊傳有婦人篤奉佛經，雖入廁時亦諷誦不輟，后得善果而竟卒于廁，傳以為戒。雖出釋氏教人之言，未必可信，然亦足見污穢之區，非諷誦所宜也……

這段文字《容安館札記》也抄錄了。郝懿行是周作人喜歡的學者，他引了這段文字后說：“郝君的文章寫得很有意思，但是我稍有異議，因為我是頗贊成廁上看書的?！?span style="color:#7f8c8d;">（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98頁）當然前提必須是廁所像谷崎潤一郎在《陰翳禮贊》中所描述的那樣，知堂老人說：“假如有干凈的廁所，上廁時看點書卻還是可以的，想作文則可不必。書也無須分好經史子集，隨便看看都成，我有一個常例，便是不拿善本或難懂的書去，雖然看文法書也是尋常。據我的經驗，看隨筆一類最好，頂不行的是小說。至于朗誦，我們現在不讀八大家文，自然可以無須了?！?span style="color:#7f8c8d;">（同上，101頁）

錢鍾書在《容安館札記》中還引了不少有關出恭看書的中外典籍，可是他沒有像周作人那樣亮出自己的態度，楊絳的《我們仨》后附了幾張他們的女兒錢瑗畫的錢鍾書像，其中有一張“My father doing a major”，畫的正是錢鍾書在“necessary place”的場景，手上并沒有拿書本（三聯書店，2003年7月第一版附頁）。

錢瑗繪“My father doing a major”圖

（本文系舊作擴充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