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零工經濟概念的流行讓社會再次把目光聚焦到勞動形態。許多人認為零工勞動是數字時代的新形態。殊不知，零工勞動是人類勞動的原始雛形。當然，在數字時代，零工勞動被賦予了新的內涵，與原始零工勞動比較，在勞動者自由意志、組織方式、報酬獲取等維度觀察，數字時代的零工勞動與工業時代的崗位勞動一樣，其內涵都具有革命性。只是，工廠的崗位勞動三百多年的發展在各方之間早已形成一些共識，力量平衡也已建立。而數字時代的零工勞動尚處在發展初期，各方如何相處與自處仍在摸索，認知、共識與力量平衡尚在建立之中。由此，出現不同甚至極端觀點，都非常正常。

就如工廠革命時代相關各方之間的爭吵與磨合一樣，數字時代相關各方爭吵的目標還是謀求認知共識和尋求利益平衡。不過，無論動態化的共識和平衡是什么，從原始零工勞動到工廠崗位勞動，盡管勞動屬性發生了革命性改變，但社會底線依然是清楚的和穩定的。數字時代有更加多樣的勞動形態，零工勞動是人盡其力的一種方式，社會底線也應該是清楚的和穩定的：人盡其力、當享尊嚴。

一、人盡其力的歷史演化

勞動的社會意義在于人們通過自己的努力為他人貢獻。在邏輯上，每個人如此，自己便也因他人的貢獻而獲得了需求的滿足。為了自己的勞動享有尊嚴，個體為了自己獲得尊重而尊重他人勞動，勞動與尊嚴之間的關系從這里建立。對勞動的尊重讓“勤勞”成為中國人崇尚的美德，從古至今未曾改變。

個體勞動的社會性為勞動的商品性提供了合法性，勞動交換成為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內容之一。商品性的發展有一個歷史過程，從以勞易勞、以勞易物到以勞易資，商品形式的變化實則也是勞動屬性的革命性變化。

以勞易勞在形式、內容、時空上都非常局限。個體的物理活動范圍、能力的維度、不同維度能力的大小等，都限制了勞動交換的形式、內容、數量與范圍。游牧群體的規模和村寨的規模是個體勞動可以觸及的最大邊界。在中國，個體用雙腳走路在一天之內可以往返的半徑是以勞易勞的極限空間。事實上，在給定形式、內容和數量的前提下，如果再給定勞動時間，則空間范圍會大大縮小。如果加上能力維度和能力大小的約束，以勞易勞便基本上局限在游牧群內和村寨之內了，這個判斷如今依舊可以在現存的牧業和農業社會獲得驗證。

以勞易物在形式、內容、時空上有了擴展，也有了轉換。最重要的轉換是把曾經自然發生的“易”變成了一種專門勞動。在傳統“勞”和新生“易”混雜的場景中，施堅雅的研究表明，勞動者會匯集“易”的需求，在內容和空間上將范圍擴展至村寨之外，村寨之間交易活動形成了一個蜂巢結構。形象地說，半徑是牲口拉車在一天之內可以往返的范圍。以勞易物的出現不僅從“勞”中衍生出“易”，也讓傳統的“勞”超出以勞易勞的范圍，讓在村寨內需求極少的“勞”獲得了施展空間和機會，讓“勞”有了更多樣化的人盡其力的機會。

以勞易資則從根本上改變了勞動的本質屬性，將勞動與對等勞動或對等物質分離，將“勞”轉換為“資”，讓勞動成為可以進行普遍交易的商品。如果說傳統勞動的商品性被掩藏在易勞的“勞”和易物的“物”中，掩藏在局部和零星發生的以勞易資中，是多樣化的和靈活化的。那么，工廠勞動則是勞動革命的轉折。第一，它改變了傳統勞動的零工形態，讓勞動變成了崗位工作，不再靈活化。第二，它改變了傳統勞動的自然能力，讓勞動變成了專門崗位技能，不再多樣化。第三，它改變了傳統勞動的時空配置，讓勞動變成了固定時間和空間的肢體和腦力活動，不再隨性化。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它把勞動能力通過標準化，通過標準化再市場化，通過市場化進而商品化，讓勞動尊嚴轉附于商品化的勞動價值。一句話，工廠勞動的革命性在于讓傳統勞動的零工性失效，勞動不再是人盡其力的社會選擇，而是滿足崗位需要的市場標準。

以勞動市場化為特征的工廠革命帶來的一系列后果對人類的社會生活而言也是革命性的，如工業化催生了現代教育體系和勞動的標準化，城市化催生了現代服務體系和生活的集約化，全球化催生了現代貿易體系和物質的供應鏈化，等等。勞動市場化的社會意義還不止于此，不只是讓勞動標準化，更重要的是讓勞動者曾經賴以人盡其力的社會環境發生了根本改變。第一，個體的勞動能力和勞動供給不再是村寨或牧場的公共信息，而是變成了只有自己和身邊人了解的私有信息，勞動能力公共供給性消失意味著人盡其力機會性的消失。第二，社會的勞動需求不再是村寨或牧場可以口耳相傳的公共信息，而是變成了市場供需的商品信息，勞動需求信息公共需求性消失，進而讓勞動變成一種市場機會，人們需要去找工作，也意味著人盡其力喪失了供需自然匹配的機會。

二、數字技術賦能人盡其力

勞動供給和需求的斷裂以及供需信息的商品化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必然后果，也是工廠化革命阻礙人盡其力的社會障礙。勞動力市場的興起只為工廠化勞動的供需對接提供了機會，卻沒有給零工勞動的供需對接留出余地。就這樣，在工廠勞動革命的歷史洪流中，零工勞動被滾滾而來的勞動力市場淹沒。曾經人盡其力的勞動尊嚴被勞動力市場遺忘，上班和退休成為了個體聚焦的兩個時間節點，豐富的個體勞動能力和貢獻機會在兩個時間節點中被動變成了無足輕重的社會性剩余，勞動尊嚴在上班之前不曾獲得，在退休之后隨之喪失。不少人只看短期歷史，便把工廠化勞動這一革命性改變理解為歷史的進步和不可避免的社會代價。可是，只要稍稍延展一段歷史便可以觀察到，數字時代給了我們另一個更加人性和更加溫暖的答案。

如果說勞動工廠化的革命內涵是把勞動者用市場價格納入組織，以有限空間為單位組織勞動。那么，數字時代的零工勞動則是在工廠化之外讓勞動重歸個體性自由。其中的自由不僅是個體勞動意志的自由，還有基于時間、空間、形態選擇的自由。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實現這一自由的不再只是有限時空的社會共識，不再源于村寨牧場的公共信息供需和匹配，而是源自數字技術對勞動供給與需求幾近完整譜系的匯聚與匹配。

人們或許認為運用數字技術進行數字生產是數字時代的新生勞動，如編寫代碼。可是，對新生勞動的組織卻沒有超出工廠化勞動和零工勞動這兩種基本形態。因此，在勞動組織意義上的新生勞動并不值得特別關注，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運用數字技術激活了工廠化勞動時代被掩藏甚至掩埋的勞動機會。第一，運用數字技術將供需信息匯聚和優化匹配，讓無法通過時空移動參與勞動的人口就地勞動，哪怕是最簡單的勞動，貢獻于物質的跨時空流動，實現人盡其力。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女性梳理頭發的能力是在個體成長中自然養成的，在工廠化勞動時代，只有可以滿足時空移動和技能考核的個體才能進入假發工廠從事崗位勞動。但供需信息的數字化匯集和匹配可以讓跨境電商的生產本地化，村寨的老弱病殘勞動人口便獲得了人盡其力的機會。在邏輯上，將供需信息數字化匯聚與匹配形成的是從最簡單勞動到最復雜勞動的機會譜。對機會譜的運用可以是工廠化勞動，更突出則是零工勞動。

第二，運用數字技術將供需信息和實物匯聚和優化匹配，讓需要通過時空移動參與勞動的人隨時隨地勞動，哪怕只有短時、近距離的勞動，貢獻于物質流動，實現人盡其力。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快遞業的迅速崛起。快遞小哥可以是全職勞動者，也可以是分時勞動者，可以是跨空間勞動者，也可以是給定空間的勞動者。時空的靈活性定義了勞動的靈活性，給零工勞動回歸實現人盡其力提供了充分選擇。不過，它不意味著零工勞動回到工廠化勞動之前，而是數字賦能的嶄新零工勞動，是數字賦能的嶄新人盡其力。

其嶄新性在于，傳統的零工勞動和人盡其力是熟人社會的、人際信息分享與匹配的零工勞動。而數字時代的零工勞動和人盡其力則是陌生人社會的、數字信息分享與優化匹配的零工勞動和人盡其力。更重要的不是與傳統零工勞動和人盡其力之間的差異性，而在于其本質的同一性。那就是，傳統和數字的零工勞動和人盡其力都是基于個體自由意志的勞動，可以不再像工廠化勞動那樣受時空和技能等條件的約束和限制。

勞有所得是市場法則。可對社會而言，勞動的收獲不止于賺錢，更大的收獲在于勞動讓人獲得尊嚴。從向社會索取、依賴于社會生存，到向社會貢獻、實現自立，無論年齡、性別、技能，勞動讓人有機會自立，從自立中建立自信，從自信到享有尊嚴，這才是亙古不變的勞動的意義。

三、機會普惠與勞動尊嚴

從以勞易勞到以勞易資的歷史發展蘊涵著人類從事勞動的兩個約束條件：第一，個體的勞動屬性，即勞動研究中常說的技能。第二，技能的社會需求。理論上，在給定時和空，社會對某一勞動技能的需求是一定的。換句話說，人盡其力是社會對個體勞動技能需求的函數。

在不同歷史階段，兩個條件對勞動約束的方式有著本質差異。以勞易勞和以勞易物是在有限時空的個體自由勞動，原始零工勞動完全嵌入在對勞動有著充分共識的社會環境中。形象地說，即孔子講的“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勞動的尊嚴從社會共識中來，社會對勞動技能的需求也是對人的勞動需求，技能的社會意義以人的社會意義為依歸。

以勞易資則是在無限時空展開的有限勞動，其中，崗位勞動是個體被選擇的、符合崗位技能資質標準的勞動。一方面，勞動和時空的差異性讓勞動的社會環境千差萬別，推己及人失去了應用的社會環境，勞動尊嚴被迫從社會共識轉向市場供需。另一方面，勞動技能與人分離，崗位需要的是技能，不是社會性的人。人的尊嚴在崗位勞動里沒有載體，轉向市場供需的尊嚴等于失去了人尊嚴的載體。這讓我們馬上想到了馬克斯·韋伯對現代社會理性化的討論，他認為現代社會的發展可以用理性化的程度來衡量；同時也讓我們回想起著名的霍桑實驗，讓我們進一步理解為什么在工廠車間里會出現與生產無關的人的非正式群體。從人盡其力當享尊嚴的邏輯上，非正式群體可以被視為崗位勞動中人性安放的一種場景性解決方案。

以勞易資意味著在三百多年的崗位勞動發展中，市場完全放棄了傳統社會針對勞動者人性訴求的社會共識，逐步形成了針對崗位技能的市場共識。在這個共識中，把對勞動者的尊重與對勞動崗位的報酬相分離，勞動力市場聚焦于勞動技能而無視人對尊嚴的訴求，形成了與尊嚴無關的報酬體系。

數字技術賦能可以解決零工勞動者對勞動機會的訴求，并且實現機會普惠。理論上，數字零工勞動依然是基于崗位需求的勞動。數字技術對零工勞動的賦能在于為差異化的勞動者提供需求信息匯聚和優化匹配。可是，要實現有效率的匹配，作為匹配主體的數字平臺依舊需要把需求信息崗位化。與工廠勞動的崗位化不同，工廠勞動的崗位化是產品生產流程或服務提供流程的崗位化，崗位技能的類型和標準有限；數字零工勞動的崗位化是離散性生產或服務的崗位化，技能覆蓋幾近完備，進而標準接近人的勞動能力的自然系譜。這就是為什么說數字技術給擁有不同技能包括自然技能的勞動者帶來了人盡其力的機會普惠，不僅激活了被工廠勞動革命掩埋的機會，還創造了無數新的機會。

可是，數字技術賦能卻無法解決勞動者對勞動尊嚴的訴求。初始的原因是，自工廠革命以來，人再也無法回歸熟人社會，再也無法通過與熟人日積月累的相識相處而獲得熟人社會的認可。生活在陌生人社會成為每個人當下必須具備的生存能力，如何從陌生人處獲得人的尊嚴成為了一個歷史難題。數字時代的勞動依然只是獲得報酬的手段，崗位勞動如此，零工勞動亦如是，而非獲得尊嚴的氛圍。

當享尊嚴不再是勞動形態的難題，而是時代的難題，社會的難題。解決方案不在勞動中，而在社會里。

（邱澤奇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數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