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上午，中華書局伯鴻講堂第7期邀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劉鳳翥先生，作了題為“尋找失蹤的契丹”的精彩講演。

契丹大字和小字有何區別

公元916年，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稱帝，契丹政權建立。960年，北宋建立，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二次的“南北朝”。遼朝具有一些與中國歷史上其他王朝不一樣的特點，比如它的國號經常改動。

按照宋人方面的記載和近人的研究，916年，阿保機稱帝，以“契丹”為國號；938年，由于燕云十六州的割入，遼太宗為了籠絡燕京地區的漢人，將具有較濃厚民族色彩的“契丹”國號改為“遼”；983年，遼圣宗又將國號改為“契丹”；1066年，遼道宗又改國號為“遼”，直到1125年遼朝滅亡。遼朝國號的反復更改以及更改的原因，始終是遼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問題。

遼朝建立后，為了記錄本民族的語言契丹語，創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和小字有何區別？劉鳳翥先生用形象生動但又不失嚴謹的話語說道：“（大字）不是因為寫得大，小字也不是因為字兒寫得小。說得簡單點，就是（大字）歲數大，先創造的為大字，后創造的為小字。再說得具體點，就是拼音程度強的為小字，拼音程度弱的為大字。再說得簡單點，一堆一堆的是契丹小字，一個一個的是契丹大字。”并現場展示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石刻拓片照片。

由于契丹大字以一個一個的形式書寫，每個字本身是一個字，但在從上往下的書寫過程中，本字與上方的字可以構成新的字，與下方的字也可以構成新的字，各個字之間不容易區分，因而也不便于使用。就目前發現的資料看，大字的資料少，而小字的資料多。遼朝一直是大、小字并用。金代早期也一直使用契丹文字，直到1191年，金朝才廢止了契丹文字。

契丹人從哪里來？去了哪里？

契丹人從哪里來？簡單來說，就是由東胡演變為鮮卑，鮮卑中的一部分再演變為契丹。“契丹”一名，最早見于朝鮮史書《三國史記》在378年的記載。《魏書》、《隋書》、兩《唐書》中都有專門記載契丹民族的傳，可以作為我們了解契丹民族起源的重要文獻依據。

契丹人去了哪里？劉鳳翥先生說，遼朝滅亡后，金朝占有了遼朝的土地和人民。金朝和其后建立的元朝，把大量契丹人征入軍隊，派往各地。但派往各地的契丹軍士并沒有回到故地，而是在當地定居下來，融入當地民族之中。契丹民族好比一座巨大的冰山，不斷受到撞擊，最終融化在汪洋大海之中。

那么，現在的中國人中還有契丹人的后裔嗎？

199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中國醫學科學院組成的專家組，對達斡爾族和云南阿、莽、蔣姓“本人”的基因進行測定，將其基因與從遼墓中發掘出土的契丹人（耶律羽之家族墓、耶律旭家族墓）的頭蓋骨、牙齒中中提取的遺傳基因相比對，證實這兩者都是契丹人的后裔。此外，國內有些作為一家一戶的人（如北京石景山區的某些人家），從血統上講也應該是契丹后裔。而被派往中亞等地的契丹人，他們的后裔現在何方，還需要進一步的科學檢驗，也是一件非常費時費力的工作。

契丹文字解讀的四次高潮

契丹民族的消亡，意味著說契丹語的人的消逝，記錄契丹語言的契丹文字也失去了它的使用價值，逐漸失傳。此前，學界一直認為沒有用契丹文字書寫的紙質文獻流傳下來。

2010年，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寫本研究所（IOM）研究員維亞車士拿夫·扎伊特瑟夫（Viacheslav Zaytsev）發現了一本手抄的契丹大字寫成的文獻。這份文獻最初來自吉爾吉斯斯坦，1954年入藏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寫本研究所。這是目前唯一的一本用契丹大字書寫流傳下來的契丹語文獻。

在中國，所有有關契丹文字的資料都是通過考古發掘、非法盜墓等方式發現的金石材料，包括銅鏡、銅印、墓志銘等。

20世紀初，比利時傳教士凱爾溫（E. P. L. Kervyn）來到中國內蒙古地區傳教。1922年，盜墓賊在今內蒙古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蘇木的瓦林茫哈地方發現了遼興宗墓。當時該地區尚屬林西縣管轄，縣地方政府抓獲了盜墓賊。趁著盜墓賊被抓走的間隙，凱爾溫在當地繼續進行挖掘。

1922年6月21日，凱爾溫挖掘出土了契丹文遼興宗和仁懿皇后的哀冊。但凱爾溫本人并不會制作拓本，于是他請中國人抄錄了哀冊上的文字。隨后，凱爾溫將其發掘經過以及仁懿皇后哀冊的相片，用法文發表在1923年《北京天主教會雜志》（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ekin）第10年第118號上。這是契丹文字失傳幾百年后，世人首次發現契丹文字，在學術界引起很大的轟動。

1930年，軍閥湯玉麟又在當地進行盜掘，發現了遼道宗墓，并出土了分別用契丹小字和漢字書寫的遼道宗和宣懿皇后的哀冊。在陜西乾縣唐代乾陵的無字碑上，還發現了刻有契丹小字的《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以下簡稱“《郎君行記》”）。遼墓出土的四件哀冊以及《郎君行記》，構成了最初解讀契丹文字的重要材料。

契丹文字的解讀經歷了四次高潮時期。

第一次高潮發生在1932-1935年間。王靜如、羅福成、厲鼎煃是最早研究契丹文字的一批學者。由于遼墓出土了分別用契丹文和漢文書寫的哀冊，因而學者們在研究時采取了比較的方法進行解讀。在五件材料中，除《郎君行記》外，其余四件哀冊都不是互相對譯的。這給釋讀帶來了一定難度。但其中還是有一些相互對應的內容，如皇帝和皇后的死亡日期、埋葬日期等等。王靜如還把契丹小字的最小讀寫單位命名為“原字”。經過反復對比，中國學者初步釋讀出了部分年號、干支、年月日等契丹小字單詞的詞義。“三位學者在大致相同的時間用大致相同的方法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結果，可以說是英雄所見略同。”劉鳳翥先生說道。

1951-1956年間，日本學者掀起了契丹文字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代表人物有村山七郎、山路廣明、長田夏樹、愛宕松男、田村實造等人。日本學者解讀契丹文字并沒有采用更為高明的辦法。他們并沒有重新認字，而是把中國學者已經認出的字想方設法用蒙古語和滿語進行擬音。契丹語、蒙古語、滿語同屬阿爾泰語系，有一些單詞的讀音存在一致性。但契丹語、蒙古語、滿語畢竟是互相獨立的語言，雖然有一些讀音相同之處，但讀音不同之處也很多，無法等同。日本學者為100多個契丹小字的原字所構擬的讀音，經過后來的驗證，構擬對的或者接近構擬的讀音只有30多個。其中，山路廣明考慮到用契丹語與蒙古語的比較，又考慮到契丹語中可能會有漢語借詞的情況，像契丹文的“哀冊”、“宣懿”等有可能是漢語借詞，因而他所構擬的讀音比其他人的要正確得多。

20世紀50年代以后，全世界對契丹文字的解讀都處于停滯狀態。真正的轉機出現在1970年代。1972年，劉鳳翥先生在“五七干校”期間開始學習研究契丹文字，并從《郎君行記》的90多個契丹小字、100多個漢字中，找到了解讀契丹小字資料中漢語借詞來構擬契丹原字音值的方法，解讀出其中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契丹小字，做到了一通百通。

1975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與內蒙古大學合作成立契丹文字研究小組。劉鳳翥先生結合新出土的其他契丹文字資料，對契丹文字中的漢語借詞進行了全面的解讀，成功構擬出110多個契丹原字的讀音，并相繼解讀了400多條詞語，還分析了它們之間的語法關系。這就是契丹文字研究的第三次高潮。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由清格爾泰、劉鳳翥、于寶林、陳乃雄、邢復禮合著的《契丹小字研究》（16開本，800頁），集中體現了研究小組的解讀成果。

1993-2002年是中國契丹文字資料出土最為活躍的階段。由于考古發掘的進展，以及盜墓之風的盛行，契丹文字資料大量出土。本世紀以來，《文史》、《燕京學報》（新）、《民族研究》、《民族語文》、《國學研究》等刊物陸續發表了有關契丹文字解讀的文章。目前發表的契丹小字碑刻資料有32件，契丹大字碑刻資料有12件。經過對以上材料的研究與綜合，劉鳳翥先生于2014年在中華書局出版了《契丹文字研究類編》（以下簡稱“《類編》”）一書，標志著契丹文字研究第四次高潮的到來。上世紀和本世紀發現的契丹文字資料以及研究成果，都匯總到了《類編》一書中，體現了百年來契丹文字解讀的所有成果。

遼朝曾實行雙國號制度

契丹文字的解讀對于研究遼史有什么重要價值呢？由于近年來契丹文字的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遼史研究中的諸多疑團都可以借由契丹文字的解讀成果而得到破解。劉鳳翥先生舉出了兩個例子：契丹的國號問題，以及“哈喇契丹”與雙國號問題。

關于契丹的國號問題。《遼史》記載，公元947年，“改國號為大遼”。這句話本身并不錯，但此處所指的“改國號為大遼”，并不是指改契丹國的國號為大遼，而是改后晉的國號為大遼。石敬瑭曾為遼朝的“兒皇帝”，他死去之后，繼位的皇帝石重貴要求對遼稱孫而不稱臣。947年，契丹出兵滅掉后晉，改后晉國號為大遼，將后晉囊入大遼的版圖之中。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契丹在938年已經改國號為大遼之后，還會有947年“改國號為大遼”的舉動。

其次，關于“哈喇契丹”與雙國號問題。遼朝滅亡后，耶律大石建立了西遼。但“西遼”并不是它自身的國號，是歷史學者為了與原來的“遼”相區別而起的名字。西遼本稱“哈喇契丹”。陳述先生在1956年的《哈喇契丹說》一文中提出，不僅西遼自稱“哈喇契丹”，遼朝也稱“哈喇契丹”，但說理和證據并不充分。當時的《光明日報》“史學”副刊組織稿件對陳述先生的觀點進行商榷，陳述先生的答辯文章也被退回。現在看來，陳述先生的意見是正確的。已故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劉浦江教授在馮家昇先生研究的基礎上，得出了遼朝本無“遼”的國號的觀點，“遼”的國號用于漢人居住的燕云十六州地區，不用于契丹人居住的地區。

1991年，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志銘》出土，墓志銘中出現了“大中央契丹哈喇”的寫法，曾使學界一度陷入困惑之中。2005年，劉鳳翥先生在研究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銘》時，終于從雙國號的角度解決了這一難題。

學界一般認為，“哈喇”作為修飾語，修飾“契丹”，“哈喇”就是“黑”的意思，“哈喇契丹”也就是黑契丹。而《耶律祺墓志銘》的頭四個契丹字中，第一個字與第四個字分別是“大”與“國”的意思，那么，在這兩個字之間的契丹文字不可能是修飾語，只能是國號。遼朝的國號只有“契丹”和“遼”，而“契丹”一詞已經被解讀出來，這里的文字只能是“遼”。

那么，“遼”的讀音是不是就是“哈喇”呢？劉鳳翥先生通過對蒙古語的考察，以確鑿的證據證明了音譯的“哈喇”就是意譯的“遼”，“哈喇契丹”就是“遼契丹”之意，證明遼朝曾實行雙國號制度。在983-1066年間，不管是大字還是小字，都寫作“契丹遼國”，將“契丹”置于“遼”之前。1066年之后，不管是大字還是小字，都寫作“遼契丹國”，將“遼”置于“契丹”之前。

由此，劉鳳翥先生得出一個結論：凡是漢字文獻中稱國號為“契丹”的時期，在契丹文字中都稱為“契丹遼國”，“契丹”置于“遼”之前；凡是漢字文獻中稱國號為“遼”的時期，在契丹文字中都稱為“遼契丹國”，“遼”置于“契丹”之前。

帶契丹文字的文物多贗品

劉鳳翥先生指出，現在市場上所能見到的來路不明的、帶有契丹文字的物品，無論墓志銘、佛經、佛像、金版畫、印版畫、書法、繪畫、銅鏡、印章、錢幣、絲織品、木活字、銅活字，都是贗品。尤其是像木活字等印刷材料，稍有印刷知識的人即可判定是贗品。因為活字都是同一個字堆成一盒，才能便于撿用，而市面上的活字，都是不同的字亂七八糟地混在一盒之中，這不符合起碼的印刷知識，必然是贗品無疑。

2007年春節期間，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準備從文物販子手中以6萬元的價格購入一方帶有契丹文字的墓志。館方請劉先生前往進行鑒定。劉先生一看墓志蓋便知是贗品，他解釋說，契丹人只有兩個姓氏，皇族姓耶律，皇后姓蕭。皇族墓志中很少出現“耶律”的說法，一般用“橫帳”指代。該墓志蓋第二行寫有“橫帳”，表明墓主人是皇族，又寫有“國舅”，表明墓主人又是后族。一個人怎么可能既是皇族（姓耶律）又是后族（姓蕭）呢？因此該墓志肯定是贗品。

沒有贗品意識，也沒有鑒別能力，最容易上當受騙。劉鳳翥先生坦言，他自己也曾上過當。因此他告誡諸位，在鑒定時一定要首先詢問文物的來源，凡是來路不明（祖傳的或者征集的）、帶契丹文字的物品都是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