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維舟 維舟

未成年人網絡游戲防沉迷新規出臺后的第一個長假已過去，效果如何？據《南方都市報》報道，確有家長說到孩子玩游戲少了，多了一些其它活動。然而，讓他們始料未及的是，孩子不玩游戲后，轉而沉迷于看游戲直播和短視頻了。

事實上，很多孩子在從玩游戲改成看游戲視頻后，發現了新天地，天天琢磨戰術戰法，漸漸地已經不想玩游戲了。這意外地促成了新領域的興起，也因此，據說steam和PSN已經被盯上了。

消息一出，網上一片嘲諷：

“敢情是為了拯救直播行業。”

“下一步就是進直播間抓人唄。”

“太真實了，我自己小時候深有體會，家長不讓玩，就會去親戚家看別人玩 or邀請朋友來家里打游戲，我在旁邊看……雖然不算我玩，但其實沒什么區別……”

“本來可以是喬峰，個個成了王語嫣。限制未成年人玩游戲是為了讓他們仔細鉆研游戲技術從而改善成年人游戲體驗。”

“當禁止一切娛樂活動后，家長：孩子發呆的時間變多了。”

“先把這些家長嚴查一下，看看符合家長要求么？”

說起來，這也不算意外。在此之前，我就曾不止一次說過，“游戲癮”只是病癥，但不是病根，真正的問題根源在于當下親子關系的危機。如果不能增進兩代人之間的相互理解、陪伴，那么禁了游戲，并不能讓孩子就此回心轉意，安心學習，立刻變身為父母期望的“好孩子”。

這個道理其實并不復雜，畢竟我們也都是這么過來的。如果不知道為什么要學習，感受不到樂趣，心思不在上面，那爸媽禁了這個還有那個，哪怕什么都做不了，也能坐在那里發呆。一味禁止，只能得到消極反抗的結果。就像有人說的，“不讓躺床就躺沙發，不讓躺沙發就躺地板，反正不起來，大不了打死我，那就真不用起來啦。”

大學里曾聽一位同學說起他高考前的黑暗時光：那時父母幾乎禁絕了他一切娛樂活動，連同學打來的電話都限制不能閑談超過三分鐘。他感覺簡直要原地爆炸，那會又沒有電腦和手機，他只能在父母外出時偷偷看會電視稍稍放松下神經。

父母其實也懷疑他會偷看，因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摸下電視機后殼——顯像管電視看久了會發熱。于是，他又想出了新招：家里兩臺電視輪流看，每次只看三分鐘，機殼還沒發熱就換一臺接著看。說到這里他搖頭笑：“到最后，腦筋全用在如何跟爸媽貓捉老鼠上，整天神經繃緊，本來我說不定還能上更好點的大學。”

不同時代的人所沉迷的事物容或不同，但像這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博弈，恐怕每一代人都早晚會經歷。有人回憶，上小學時，家里不給買游戲機，他和小伙伴就跑到商場游戲機專柜，看商場服務員玩，一看就是一天。

因而現在也有人說，大不了家長把網絡游戲、視頻、直播全禁了，那就回頭玩以前那些唄：“不看直播有小說，不看小說有電視劇，不看電視劇有游戲機廳，不去游戲機廳有臺球廳，總有玩的東西。”

當一個人正常的需求遭到禁止時，人們要么演化出復雜多樣的替代品來變相滿足需求，要么消極抵抗，更糟的是，遭禁的事物還獲得了一種特殊的誘惑力，反倒真的變成更難應對。

在歷史上，最具典型的還不是游戲，而是性。無論中外，文明社會或多或少都有一套禮法規則，將之視為難以啟齒乃至洪水猛獸，但越是不讓說，就越讓人好奇。基于同樣的理由，所以也有人說：“小時候沒有機會玩游戲的人，長大之后接觸才會更無法自拔。”

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很多事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沒辦法簡單地“一禁了之”，那往往會帶來一種意料之外的“非意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簡單地說，“解決了老問題，卻帶來了（有時是更棘手的）新問題”。

本來，過度沉迷的狀態就已表明一種內在的空虛，意味著缺乏良好生活，應該建立的關系沒能建立起來。此時，打游戲不過是一種排遣煩悶的方式，而簡單粗暴把這減壓閥堵上的做法，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實際上反倒是把問題變得更嚴重了。

今年暑假，除了未成年人防沉迷新規之外，更重磅的是“雙減”，這被許多人歡呼為對家長和孩子的減負，但一如既往地，政策的出發點再好，落實下來也可能走樣。

我已聽很多家長抱怨，“雙減”之后，自己反而要搭進去更多精力輔導孩子功課，因為沒辦法再推給學校和教培機構了。這也罷了，陜西渭南市高新三小有家長反映：延時的晚托時間變成了老師給孩子講解課本后的題，一些課堂作業是最后一節課才抄寫在黑板上，孩子回家依然要做作業。課后服務時間成了老師講課帶私貨的時間，經常被占用，又不敢不上。其結果，有些孩子減負之前倒是能乖乖回家，5點就寫完作業，現在反倒天天做到晚上9點。

僅僅譴責這些應對之舉“把經念歪了”是無濟于事的，因為任何一項舉措要想成功地落實，勢必都都尊重社會本身的復雜性和人的主體性——人畢竟是活的，是千姿百態的，沒辦法一聲令下就完事了。

這是所有人類的共性，也正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昨天還讀到一篇，講到隨著年輕一代（尤其是女性）權利意識的興起，越來越多的高知女性開始拋棄男性，倒是不舉辦傳統婚宴、未婚情侶直接同居的“白色婚姻”日漸流行。

《21世紀的伊朗》一書里有篇論文在談到伊朗新一代女性的婚姻觀時說，后革命時代的伊朗試圖剝奪婦女的權利，并使性別不平等形成慣例，“但是，頗為自相矛盾的是，這恰恰激發了女性人口的新式策略，她們更加反對以神圣的理由實行傳統主義價值觀和性別隔離政策。”

我知道，許多國人仍把伊朗看作是一個“保守”的國家，但事實是，再“保守”的地方，人們也不可能就只是被動而順從地接受指令。畢竟，上面再怎么跟你說“這都是為你好”，也沒辦法替代你自己的真實感受。從這一意義上說，看似讓人頭痛的“變形”，正表明“人”還沒完全喪失主體性，這倒是好事。

反過來說，如果真想解決問題，那就更應該深入去傾聽當事人的真實想法，從他們的角度出發順其自然地疏導，而不是一堵了之。當然，政策本身不可能事無巨細地規定到每個家庭應當如何操作，因而大框架勢必需要一系列綜合性配套辦法，才能有所成效。歷史已經無數次證明，無視人性的做法很難成功，又或者說，它如果成功了，那才是悲劇。

原標題：《禁了游戲，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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