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0月11日下午6點左右，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一半獎項被授予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維·卡德（David Card），一半獎項被授予麻省理工學院福特經濟學教授喬舒亞·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斯坦福大學教授吉多·因本斯（Guido W. Imbens）。其中，卡德因“對勞動經濟學實證研究性的貢獻”而獲獎，喬舒亞·安格里斯特和吉多·因本斯是“對因果關系分析的方法論貢獻”而獲獎。

評委會稱今年三位得主的研究表明，自然實驗（而不只是隨機控制實驗等設計出的實驗）可以用來理解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問題，包括移民政策、最低工資政策等。

今天給大家推薦的文章是IMF信息交流部高級官員彼得·J.沃克（Peter J. Walker）2016年發表的一篇關于戴維·卡德的文章，題目是《挑戰者》。文章稱，通過對一系列由強大數據提供支撐的現實情況，即“自然實驗”開展實證研究，戴維·卡德對最低工資、移民和教育等多個重要領域的傳統經濟學觀念提出了挑戰。

戴維·卡德

圖/《金融與發展》

一張已經卷角的紙上寫著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系教師的名字。眾所周知，該校有很多著名的經濟學家，但這份名單就這樣用膠帶隨意地貼在墻上，體現了這些教師在其盛名之下的無比謙恭。戴維·卡德（David Card）便是該校諸多受人敬重而又非常謙遜的經濟學家中的一位。

1995年，卡德榮獲令人夢寐以求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從此聲名鵲起。該獎由美國經濟協會（AEA）頒發給美國40歲以下最杰出經濟學家，每兩年頒發一次，是除諾貝爾經濟學獎以外最為著名的經濟學獎。通過對一系列由強大數據提供支撐的現實情況，即“自然實驗”開展實證研究，卡德對多個重要領域的傳統經濟學觀念提出了挑戰。

挑戰傳統

卡德發現，與經典模型的研究結果所不同的是，提高最低工資不僅不會增加失業率，甚至可能降低失業率。通過超過15年的深入研究，最終他在1993年發表了一份具有重大影響的論文，并隨后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艾倫·B.克魯格（AlanB.Krueger，編者注：普林斯頓大學勞動經濟學家，2019年3月去世，曾在美國民主黨政府擔任高級顧問）合著了一部專著，分析最低工資對美國新澤西州快餐業的影響。1992年4月，美國新澤西州將最低時薪從4.25美元提高至5.05美元，與此同時，預期毗鄰的賓夕法尼亞州保持其最低時薪標準不變。這是一個理想的自然實驗。卡德和克魯格發現，與賓夕法尼亞州的快餐店相比，新澤西州快餐店的實際就業率增加了13%，證明了最低工資的增加并不會帶來許多人所擔心的負面影響。

該項研究引起了很大的爭論，但最終還是得以通過。合著者克魯格回憶道：“我們的自然實驗差點流產。首先，（新澤西）州議會改變了看法，在提高最低工資法案生效前投票撤銷了這一法案。不過，新澤西州州長否決了這一撤銷決定，并贏得了剛好足夠多的選票，避免了其否決被再次推翻的結局……在某種程度上說。”克魯格指出：“這使得我們的對比研究更有吸引力，這是因為最低工資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出人意外，如果早知道這一點，雇主們就無需提前為此做出全面調整了。”

卡德的另一項研究也對傳統的經濟學觀念提出了挑戰。該項研究發現，接受更多的移民并不一定會奪走美國本國工人的工作機會，也不會降低他們的工資水平。1989年，卡德對“馬列爾偷渡事件”（MarielBoatlift）開展研究，分析了1980—1985年期間美國邁阿密突然增加12.5萬名古巴移民對當地勞動力市場所帶來的影響。當時許多觀察家認為，古巴移民的大量涌入（使邁阿密勞動力人口增加了7%）將對邁阿密市本地低技能工人的就業前景產生不利影響。不過卡德發現，“馬列爾偷渡事件”實際上并未對本地的低技能工人的工資水平和失業率造成影響，甚至那些早期移居美國的古巴移民的工資和就業率也未因此受到很大的影響。

卡德的此類研究結果引發了軒然大波，對此部分人表示激動不已，也有許多人持懷疑態度。不過，如果卡德和他的批評者可以就一件事情達成一致意見的話，那就是：在當時看來，逆勢而為——即便稍微有些過分——遠非一個贏得主流認可的萬全之策。

在一月份一個陰冷、潮濕的早上，卡德在他位于伯克利的辦公室里對我們說，當得知自己獲得克拉克獎時，他正和妻子在外度假：“他們在千方百計地聯系我，告訴我獲得了這一獎項。老實說，沒人曾想到像我這樣的人能夠獲得這一殊榮，當然我自己也從未想過這一點，”卡德謙虛地回憶道。事實上，他是一名富有開創精神的著名學者。

不過，與獲獎時的驚喜之情相比，他所感受到的敵意更多。參加美國經濟學會大會的許多經濟學家對卡德的研究結果以及他對傳統經濟學觀念的大膽質疑非常不滿，反對授予他這一獎項，并組織了他們自己的研討會來批駁他的研究工作。卡德說：“我認為，他們這樣做的意圖是為了使美國經濟學會免于被指責為左派。”

若只是說卡德沒有立刻得到整個經濟學界的認可，可能有些輕描淡寫。正如卡德此后在新澤西州發表的論文中如此辯解：“復現和再分析是經濟學的重要工作，當新的研究結果與傳統看法相反時尤其如此。”作為學者，受到質疑是一件正常和合理的事情，但在卡德看來，在這個特殊的情形下，一切很快就變成了對他的人身攻擊。“在宴會時的對話會變得極度尷尬。當人們認為我瘋了時，我的學生也會經常受到盤問。這種感覺特別不好。”

“半路出家”的經濟學家

從某種意義上看，經濟學總是與卡德的個人生活相關。卡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農村地區長大。他的家庭經濟狀況“當時，包括現在都不是特別好”，他的朋友中也很少有上大學的。卡德在一個奶牛場生活（如今他年邁的父親仍在經營這個奶牛場），他對有關奶牛護理的科學非常著迷，例如，如何照顧好奶牛，以便它們可以在最佳的時間內產出營養豐富的牛奶。

出于對科學的興趣，卡德考入坐落于安大略省金斯敦市的加拿大皇后大學，主修物理，并曾在一家鋼鐵廠短暫工作過一段時間。

在上大學期間，一個偶然的機會，卡德有了一個意外的發現。在幫助其當時的女友完成其經濟學作業時，卡德讀到課本中有關農業供需狀況的章節。該章節指出，提高糧食或牛奶的產量將有助于降低整個農業行業的價格。基于他此前幫助自己家庭維持奶牛場順利經營的經驗，這一發現讓卡德激動不已：“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重要發現。當我看到這個觀點時，我當時就想，‘哇，這個觀點真是太棒了！’在接下來的幾周內，我又閱讀了課本其余部分的內容，不過當時只是出于好玩的心理。”從此，他轉向經濟學的學習，并且再也沒有退卻過。

不過，由于他此前未參加過部分普通經濟學課程的學習，卡德被迫學習這些他相對并不喜歡的課程，如收入分配和勞動力經濟學等。卡德將“成為勞動力經濟學家的原因”歸功于這些課程。這些課程由兩名年輕的教授執教，當時他們剛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并開展了實證研究。兩名年輕教授被卡德的能力深為打動，并將其推薦給自己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論文導師奧利·阿什菲爾特（Orley Ashenfelter），該導師又轉而說服卡德到新澤西州攻讀博士學位。

卡德在一系列自然實驗領域——這些實驗最終使得他榮獲克拉克獎——開展了標志性的實證研究，從而在普林斯頓大學一炮走紅。“卡德使實證研究更為可信，從而使之更有影響力，”阿什菲爾特在頒獎時表示：“很多榮獲該獎項的人所寫的論文，你可能從來沒有讀過。”

卡德和普林斯頓大學本來是“天作之合”，可惜這種關系注定不會維系太久。“當時我的夫人是哥倫比亞大學音樂系的助理教授，但她沒有獲得終身教職。因此，她很想脫離學術界，遷往加州，”卡德解釋道。

于是，他們來到位于美國西部的加州。隨后，卡德成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名教師。他們在臨近的索諾瑪買了房，并建造了一個木工車間，為他業余制造傳教區風格（Missionstyle）的家具提供支持。在加拿大的中學，男孩必須參加拉丁語或木工課程的學習。卡德選擇了后者，并且這成為他終身的愛好。“這種活要相當精準，有時可能令人感到沮喪，但我樂此不疲——這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于實證研究工作。”

一門“迷霧叢生”的學科

卡德的實證研究工作總是帶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我們對經濟學知識的基本了解程度遠遠低于你的想象，”卡德說。同時，他補充道：“非經濟學家對經濟學家感到生氣的一點是，經濟學家總是無比確信自己了解所談論的東西，而事實上他們并不真正了解這些內容。”

卡德將這種不確定性描述為“迷霧”。當被問及有關勞動力經濟學的一個維度—特別是工人、雇主和政府之間的相互信任在建立有效勞動力市場中所發揮的作用時，卡德進一步闡述了他的“迷霧”理論：“這一點可能是對的，但要證明這個科學問題很難，因為我們不可能在同一個地方設置實驗組和對照組。我還沒有發現有人能夠走出這個‘迷霧’。”

盡管勞動力經濟學存在不確定性，卡德對最低工資的研究結果還是經常被政治活動家們所引用。這些政治活動家對提高最低工資的好處似乎相當肯定。這讓卡德深感不安。“我并沒有到處說應該提高最低工資——不過這些倡導者常常引用我的研究成果，說應該提高最低工資。這也是我不再開展這方面研究的原因之一，因為大家都認為我是主張提高最低工資的，我（在此方面）所做的一切都將導致我名譽掃地。”

“在移民這個問題上也是一樣，”卡德繼續說道。“我在移民問題上再寫一篇論文已毫無意義，因為大家都認為我肯定是主張增加移民的。”

卡德的挫折感顯而易見，他已厭倦了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被過度簡單化和當作游說的材料，而他研究成果的所有附加說明往往被人視而不見。

例如，在此前提到的“馬列爾偷渡事件”研究中，他強調說，這些觀察結果不能推而廣之。具體而言，邁阿密的勞動力市場在成功吸納移民就業方面并不具有代表性，其原因主要是該市可給低技能工人提供眾多就業機會，同時該市擁有大量的講西班牙語的人口。

在2001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卡德指出，在傳統的門戶型城市（如洛杉磯），無特殊技能移民的大量增加可能事實上導致年輕的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本地人口的就業率減少1—3個百分點。

在2009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卡德甚至指出移民和工資不平等之間存在關聯—盡管關聯度很小，1980—2000年期間，由于移民因素而導致美國工資不平等的比例增加了5%。

最近，在分析個人對歐洲移民的看法時，卡德發現，人們對移民的擔心主要并不是在就業方面，而是對文化沖突方面的擔心。事實上，與對就業等經濟因素的擔憂相比，人們對移民的“綜合影響（如語言和文化影響）所存在的擔憂要高2—5倍。

不過，卡德急切希望指出的是，他的研究主題遠遠不只是最低工資和移民問題。在談到其他領域時，他似乎更加激動和興奮。

發現人才

例如，卡德曾在教育政策領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1992年，他發現，學校教育質量對學校的未來收入造成了影響。現在大家可能認為這個研究結果毫無新意，但這在當時卻具有很重要的意義。當時有人支持另外一種觀點，即由于教學質量和標準化考試成績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增加對公立學校的資助不會給學生帶來太多的好處。然而，卡德發現，將學生/教師比中的學生人數減少5個，可使學校的回報率增加0.4個百分點。將教師的工資提高10%，可使學校的回報率提高0.1個百分點。

去年（2015年），卡德在教育領域做出了另外一項重大的貢獻，他分析了普遍篩查法對“天才計劃”中的低收入和少數族裔學生代表性的影響。卡德解釋道，學校的天才計劃“主要面向智商很高的孩子”。然而，智商并不能很好地代表天資，這是因為，與來自相對貧困家庭的孩子相比，來自相對富裕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在家中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因而其智商也相對較高。此外，是否參加天才計劃也依賴于家長在一定程度上的推動—這種情況在相對富裕家庭中更有可能發生。這兩方面都決定了來自低收入和少數族裔家庭的學生參加天才計劃的可能性相對更小。

為了彌補這一差距，美國佛羅里達州的一個學區決定對所有孩子進行篩查，并引入了非言語能力測試，以彌補標準化智商測試的不足。卡德的研究發現，由于這些創新措施的推出，天才計劃中弱勢學生的比重提高了180%。盡管取得了這方面的成功，但普遍篩查法成本過高，在來自其他支出的壓力下，該項措施被迫中止。

卡德最近開展的另外一個具有很大社會價值的創新自然實驗是他對突然的情緒爆發和家庭暴力所進行的研究。盡管卡德及合著者戈登·達爾（Gordon Dahl）聲稱他們是“世界上對體育運動最一竅不通的兩個人”，但他們還是研究了在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NFL）的某支球隊“意外失利”（即一支先前被極其看好的球隊意外輸掉比賽）后家庭暴力增加的情況。該項研究的靈感源于他們對一個有關家庭暴力理論的不滿。該理論認為，家庭暴力主要源于有預謀的控制和相互依賴性。“這個問題完全令人困惑，”卡德說。他補充道，“有時，我自己寫的論文總是受到這一情緒的驅使——‘那個觀點不可能是對的，我們來提出質疑吧’。”

于是，卡德和達爾對這一假設提出了質疑，并發現了令人信服的證據來支持他們的判斷，即許多家庭暴力并非是有預謀的，而往往是突如其來的和不理性的。具體而言，他們發現，每當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的某支主場球隊意外失利后，當地警局家暴報告數量就會增加8%，表明自發性的情緒爆發往往在家庭暴力事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

回到卡德更為熟悉的研究領域并對未來進行展望時，卡德希望進一步探討他最近有關工資不平等的研究結果。2015年，他發表了有關葡萄牙的一項研究成果。他發現，在葡萄牙，女性在同等情況下獲得的工作薪酬僅相當于男性的 90%。不僅女性在高薪企業中工作的可能性更低，同時即便她們在這些高薪企業中工作，其薪酬也遠低于男性。“在薪酬談判方面，女性應該盡量更加積極主動些——毫無疑問，這一點確實如此，”卡德指出，并補充道：“女性并未從在高薪企業工作中充分受益，這導致出現整體的性別不平等現象。”不過，卡德認為，工資差距不僅僅是性別方面的問題。他計劃利用來自巴西的數據來分析工資不平等中的種族維度。

卡德的許多研究成果都對政府政策具有切實可行的影響。那么，他是否考慮過成為一名政策制定者呢？“不，”他首先回答道。“這個回答令人感到遺憾。不過，我真正喜歡的事情是啟動一個全新的研究項目，并且圍繞數據集展開研究。”他補充道，“此外，我對管理也不在行。”

不過，當天晚些時候，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具有很強感召力的經濟學系主任夏查爾·卡里夫（ShacharKariv）卻并不認為卡德的管理技能是其弱項，相反，他指出卡德只是缺乏對管理工作的強烈渴望而已。不過，管理“并非卡德的相對優勢領域”，這一點可能正確無誤。“有關那些非常聰明的人的一個‘魔咒’，是他們往往沒有人們想象的那樣聰明，”卡里夫用一個夸張的語氣補充道：“但卡德并非如此——他深知自己的相對優勢何在，并且善于利用這一點。”

卡里夫將卡德描述為一個“不僅可以在學術上，還可在其他許多領域引領經濟學系的人。”他認為，卡德是一個“從不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他“在執教本科學生的本職工作之外，還做了許多其他的事情，”同時“還負責研究生的教學工作。”此外，他還“具有非常出色的領導能力。”

卡德還以經常工作至深夜而聞名。他的長期合作者克魯格指出：“此前，作為一名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他（卡德）擁有一名奶農一樣的工作品德—常常工作至深夜，一直到圖書館閉館。那時我們總是一起加班，一邊泡咖啡，一邊討論很多研究問題。”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卡里夫也知道卡德經常加班。“晚上10點，我總是想著卡德在辦公室里和他的研究生在一起工作……這只是我的猜想，但我的猜想是基于實際數據得出來的，因為實際情況就是這樣。”

隨著我與卡里夫的對話進入尾聲，卡里夫轉移了話題，對舊金山海灣的全景贊不絕口——即便在這個陰沉沉、灰蒙蒙的陰天，金門大橋似乎也近在眼前。“不過，我們都能看到這一壯觀的美景，”他聳了聳肩，“從卡德的辦公室也可看到……哦，對了，由于他（卡德）的辦公室的家具擺設方式，從他的辦公室向外看不到這個景色，”卡里夫回憶起從卡德辦公室窗戶向外看到的令人沮喪的景色。“他必須重新布置他的辦公室，這樣就可看到整個海灣的全景，”卡里夫堅稱。“如果你非要找卡德的弱點，這個應該就是吧——他不是一個很好的室內設計師；他必須好好研究一下風水。

原標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戴維·卡德：傳統經濟學觀念的挑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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