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大使身后的影響可能比生前更大。”中國社科院西非亞洲研究所研究員殷罡說。

他說這番話的場合是6月19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民間外交事業與吳建民大使外交遺產討論會。

因為6月18日的那場意外，這場由共識網主辦的對《中國民間外交發展報告》的討論活動，加入了對吳建民的緬懷和外交風范的探討。

6月18日，《中國民間外交發展報告》主編之一、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前駐法大使吳建民在武漢應邀赴武漢大學講學途中遭遇車禍，不幸去世，享年77歲。

學者資中筠在討論會上評價，吳建民作為職業外交官，有清醒的頭腦、有自己的見解并且有勇氣公開說出自己的話，是非常不容易的。

前來與會的高中歷史教師魏祺談到，我們的歷史教材只講了中國外交在七十年多年來取得了巨大成就，恰恰忽視了吳建民這樣在外交戰線兢兢業業實干的人。“有必要讓同學們知道，外交有魅力，但是外交也有難度，不是喊兩句口號就能做好的。”

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周為民則認為，今天人們追思吳建民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我們深深的憂思：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積攢的還不算豐厚的“家底”（包括物質財富、國際關系等），千萬不能隨便揮霍掉。

資中筠：某些情況下，主張和平比主張戰爭更需要勇氣

資中筠。

86歲的資中筠女士聽到吳建民先生意外去世的消息，“特別震動”，專程趕來參加討論會。

資中筠評價，吳建民強調知己知彼、審時度勢，“在某些情況下，主張和平比主張戰爭更需要勇氣和英雄氣概。”

在資中筠看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民間外交”，是以民間的名義，為政府的政策做宣傳，中國真正的民間外交是從改革開放以后才開始的。但是，“民間外交”這個詞需要慎重對待，需要警惕群眾性的外交。

資中筠說，近幾年來，特別是因為互聯網越來越發達，誰都可以對外交發表自己的意見、做出自己的判斷，其實他（她）又不是自己的判斷，他（她）掌握的一丁半點可能都是來自媒體的宣傳、是很片面的情況。

“群眾性的外交容易受各種情緒的影響，這種情緒一般都是特別激進的，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就像法院判案不能以群眾情緒為轉移一樣，對于國家之間有些利益的沖突，是用和平方式解決還是用戰爭方式解決？民間一喊打，就對決策者施加了壓力，有了壓力，特別是外交官，很容易被民間罵成‘賣國’。而外交的作用就是化解沖突，用和平的方法保衛國家利益。”

資中筠談到，群眾性的情緒也會給國外錯誤的信息，他們可能分不清這些信息是代表國家還是代表群眾，因為在他們眼里我們的媒體都是官方媒體，媒體的聲音代表官方政策。

“著名外交家顧維鈞曾說，‘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作為個人是可以的，但是作為國家是不能‘玉碎’的。國家必須要考慮知己知彼。”資中筠強調。

她還評價說，吳建民作為職業外交官，有清醒的頭腦、有自己的見解并且有勇氣公開說出自己的話，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確實很少見到職業外交官不打官腔。對外說話有時是要有口徑的，但是有些人形成了習慣，跟中國人說話也按口徑，我覺得很難交流。吳建民是按常識和人情說話的。”

吳建民曾在不同場合呼吁，要警惕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

資中筠表示，狹隘的民族主義要反對，但是民族主義在主觀上是為了維護自己民族的利益，現在好多自稱愛國或者民族主義的人的言論實際上連這一點都沒有。“我覺得（他們）是非常虛偽的。喊一些不負責任的口號，真正需要為民族作出貢獻的時候他就跑了。”

“有些人喊著要打仗，打一個大仗，把14億人口卷入戰爭，這是很難想象的。現在有些人輕易喊打，是很值得注意的問題。”資中筠說。

宋以敏：從中國看世界變成從世界看中國，需要勇氣

對吳建民的勇氣高度評價的，還有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宋以敏女士。

宋以敏的愛人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何方。何方曾經擔任過老一輩革命家張聞天多年的助手。

宋以敏說，何方對吳建民的去世感到很惋惜，最近一些關于吳建民的爭論，讓何方恍然有一點回到了他當年提出“和平與發展時代”的時候舌戰群儒的狀況，他感到跟吳建民有很多共同的看法。

宋以敏引述周有光老先生的話：要從世界看中國，不要從中國看世界，并談到：“吳建民也提倡這一點。”

“我們過去之所以老是出錯，包括我本人在內，就是因為只是從中國看世界。只是從中國看世界，就免不了許多教條和偏見，免不了從上層政治需要出發觀察世界，這樣這個世界是不可能得到正確看法和認識的，只會被曲解。”

宋以敏說，從中國看世界變成從世界看中國，這很不容易，今天依然需要勇氣，而吳建民能夠做到，他很有勇氣。

曾與吳建民有過幾次接觸的北京中醫學院附屬中學歷史教師魏祺記得，吳大使曾經鼓勵他，做“多思考、重實踐、重真知”的人。

高中歷史教師魏祺回憶，吳建民告訴他，歷史老師要講好歷史，把歷史脈絡理清楚，鼓勵學生去讀《聯合國憲章》。

“我特別汗顏，我自己都沒有讀過《聯合國憲章》，更別說跟學生推薦。我和清華、北大的學生打交道時問他們是否讀過，全場鴉雀無聲。”

魏祺說：“如果要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世界，真的要多讀書，要多讀國際的東西，不能只迷信教科書。這是吳大使給我最大的感觸。”

殷罡：現在的外交官應該學習吳建民大使的儒雅和使命

殷罡。

資中筠在討論會上還談到了吳建民的風度。

“有些外國人跟我說，你們外交官說的話不是對外國人說的，他不考慮在國外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怎樣讓國外更好地了解中國，而是想著怎么向國內交代。畢竟，過硬是不會挨批的。這使得我們的一些外交官越來越沒有風度。”資中筠頗有些犀利地指出。

資中筠說，外交總是要爭取更多的朋友，在過去中國非常孤立、面對很多人的反對的時候，周恩來提出“求同存異”。“我們現在求同的范圍廣多了，但是有些人現在專門挑異。”

中國社科院西非亞洲研究所研究員殷罡則表示，中國現在的外交官應該學習吳建民大使的儒雅和使命。

“這個使命就是要想到，大使的工作不是為了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今后幾年活得怎么樣，而是今后幾百年。”殷罡說。

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儲殷評價，吳建民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始終堅持溫和和理性的對話的態度。

他表示，自己不認為因為要緬懷，所以就要對民族主義或者愛國主義予以過于嚴厲的批評。在當下，很多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情緒是有道理和根據的，是中國崛起過程中，受到外力擠壓產生的正常反應。“我們對國家的看法、對道路的選擇有爭議很正常，即便是那些破口大罵的，也未嘗不是全然不講道理。”

“但是，因為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人們沒有經過充分的啟蒙，大多數人不會認真討論問題，經過互聯網的發酵，口號、謾罵、情緒成為主流。一個人把持本心，仍然講述自己的觀點，才是這個社會真正的文明的體現。”儲殷說。

周為民：追思吳建民還因為深深的憂思

雷頤。

曾任《學習時報》總編輯的周為民談到了自己的觀察：人們追思吳建民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深深的憂思。

他說，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從對立對抗轉向和平發展，是從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基本特點和基本要求出發所決定的。“我以前也講過，當年鄧小平能夠打開中國現代歷史進步的進程，主要是兩點原因：一是在國內大局中，解放思想，否定‘文革’，糾正‘兩個凡是’，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二是在國際大局上就是要處理好和美國的關系。”

周為民說，抓住這兩點，中國立刻有嶄新的局面出現，這是我們重要的歷史經驗。“如果我們在這兩個方面改變了，或者倒退了，那一定導致全局被動。”

他擔憂，現在人們一談到中國就會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第二，如何如何（強）”，這是要警惕的。

“的確，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中，全體人民的努力奮斗，給我們積攢了這樣一份還不算豐厚的家底。千萬不能隨便揮霍掉。如果我們的大戰略出問題，三十多年的家底會很快揮霍一空。”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雷頤注意到，在吳建民去世后，網上出現了各種評論，有贊成的、惋惜的，也有很多罵他的聲音；也注意到一些媒體提及，“中國需要不同的聲音”。

雷頤說，希望人們從這件事情真正認識到，中國社會需要的發言是多元的，不要給人扣“政治帽子”，因為“一扣上‘帽子’，就很再難平等地爭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