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2016年美國大選的意義

美國大選依然進行得如火如荼。上周，曾在90年代提出“歷史終結論”的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發(fā)表了《美國政治的衰敗或復興？：2016年大選的意義》（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The Meaning of the 2016 Election）。

在這篇文章里，福山把特朗普和桑德斯都視為某種意義上的民粹主義者。他認為，他們的出現(xiàn)，以及像杰布·布什這樣利益集團和寡頭政治的代表被早早淘汰，說明美國的民主并沒有人們以為的那么糟。最終，在兩代人經歷了精英和大眾的分化之后，美國民主總算開始回應大多數人所關心的不平等和經濟停滯問題，“社會階級”議題重新回到了美國政治舞臺的中心。福山說，需要解釋的并不是為什么民粹主義者在今天脫穎而出，而是為什么，他們要過那么久才做到這一步。

福山首先分析了所謂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在這輪美國政治周期中，人們的關注焦點從寡頭的過度積累，轉向了那些被拋在后面的人們的拮據處境。工人階級，尤其是受過高中教育的白人工人的收入在持續(xù)下降。如今，他們仿佛處在了上世紀80年代的黑人底層所處的位置。在一些農村的白人社區(qū)中，毒品問題日益嚴重，死亡率不斷攀升——原因不外乎自殺、吸毒、酗酒。但如是慘淡的現(xiàn)實，幾乎與美國的精英們毫不相干。

那為什么這些問題到今年大選才暴露出來，而不是更早呢？福山說，這是因為美國政治體制的代表性出現(xiàn)了問題：共和、民主兩黨都無法為這些式微的群體服務。共和黨是商業(yè)精英和社會保守勢力的合體，前者出錢，后者出選票。他們倡導經濟自由化，促進自由貿易立法，使他們身后的商人從進出口貿易中獲利；他們爭取解除對銀行的各種調控，致力于為富人減稅，減少窮人的社會福利。這些政策都對工人階級的收入水平產生了負面的影響。民主黨呢？從克林頓時代的“第三條道路”開始，民主黨的精英就去擁抱后里根時代關于自由貿易和移民的共識，他們收買勞工運動，阻止后者對貿易協(xié)定提出反對意見。民主黨把身份政治作為其核心價值，他們因此失去了過去羅斯福新政最有力的支持者：白人工人階級。白人工人轉而支持共和黨，他們雖然是奧巴馬醫(yī)改的最大受益者，卻誤以為這個法案是為別人，而不是為他們制定的。

福山指出，特朗普和桑德斯某種程度上共享了同一個主題：即一種旨在保護和恢復美國工人工作的民族主義經濟政策。所以特朗普反對移民，譴責外遷的美國公司，聲討貿易自由化。事實上，自由貿易令全球產出在過去的兩代人中激增，全球化使數以百萬計的人脫貧，更為美國自身創(chuàng)造了難以計算的財富。但是，貿易自由化在提高總收入的同時，也會導致分配不均：它制造贏家和輸家。一些經濟學家總是認為，貿易創(chuàng)造的收益可以以職業(yè)培訓的方式補償那些被淘汰的低端工人，但美國的現(xiàn)實告訴我們，這樣的想法很不實際。怎么可能把一個55歲的流水線工人培訓成一個程序員？資本因其集中性、流動性，總是相對于勞動力更具優(yōu)勢。發(fā)展中國家和發(fā)達國家間的勞動力成本差異如此之大，要美國保留低端職業(yè)終究是不可能的。福山建議美國向德國學習：學習德國的學徒制度，保護本國的供應鏈。如今的美國就是德國的反面，兩黨都對白人工人不管不顧，后者還是只能靠自己。

今天，美國的經濟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如此緊密地扭結在了一起，特朗普主張的貿易保護主義顯然會造成許多問題。福山說，這個國家不需要強硬的領袖，需要體制的改革家。他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首先是移民改革，一方面要為既有的“非法”移民提供成為美國公民的通道，一方面要嚴格執(zhí)行法律，發(fā)行全國性的具有生物識別功能的身份證，阻止新移民；其次，在不可能阻擋自由貿易勢頭的前提下，試圖說服一些美國的跨國公司回國投資，修改公司稅；最后，大規(guī)模地重建基礎設施，從而創(chuàng)造巨量的工作崗位，長遠地推動美國的生產力。

福山在特朗普和桑德斯身上看到了某種契機。他在文章最后寫道，“民粹主義”是政治精英給那些他們不喜歡的、但老百姓支持的政策貼上的標簽，但精英并不總是做出正確的選擇，他們對大眾選擇的不屑，很可能僅僅是為了遮蔽自己赤裸裸的利益。民眾動員本身并不天然是好的或壞的。最終，要挽救美國政治的衰敗，還是需要把民主的憤怒導向好的政策——那么，福山在這次大選里支持誰，就不言而喻了。

奧蘭多槍擊案：槍支管控、伊斯蘭激進主義、恐同暴力

在過去的一周，西方世界發(fā)生了很多的不幸。美國奧蘭多的一家同性戀酒吧發(fā)生槍擊，導致49人死亡，據說這是美國歷史上致死人數最多的槍擊事件。隨后，槍聲又在英國響起，工黨女議員喬·考克斯（Jo Cox）遇刺身亡，她是兩個孩子的母親，“英國政壇一名冉冉升起的新星”。襲擊發(fā)生后，英國退歐論戰(zhàn)的雙發(fā)都暫停了活動——英國是否留在歐盟，答案即將在6月23日揭曉。

關于奧蘭多槍擊事件，目前似乎還沒有深度的反思性文章出現(xiàn)。法國公知貝爾納-亨利·列維（他的著作被翻譯為中文的包括《薩特的世紀》《美國的迷惘：重尋托克維爾的足跡》《自由的冒險歷程：法國知識分子歷史之我見》《波德萊爾最后的日子》）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指出，這一事件發(fā)生后，有三個問題亟需回答。

首先是槍支管控問題。在美國，要獲得戰(zhàn)爭級別的武器是如此容易，只要滿足以下條件：第一，18歲以上（美國的最低飲酒年齡是21歲）；第二，沒有犯罪記錄或明顯的精神疾病。在這次槍擊事件中，襲擊者使用的武器和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戰(zhàn)爭中使用的武器正是同一型號。作為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賦予的一項基本權利，持槍權長久以來一直被全美步槍協(xié)會描述為保護自己和家人的最佳方式。但誠如奧巴馬所言，在民間大量貯藏的攻擊性武器構成了一個隱形的、但卻是合法的武器庫。所以問題不是類似規(guī)模的襲擊還會不會再次發(fā)生，而是在何時何地發(fā)生。

列維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伊斯蘭激進主義，以及它對全球發(fā)動的無邊界的戰(zhàn)爭。此次事件告訴我們，在保護自己的平民免于伊斯蘭圣戰(zhàn)主義傷害上，美國并不比其他國家做得更好。如今，美國成為了一個舞臺，在這個舞臺上，上演著兩股力量間的博弈：一方是伊斯蘭激進主義，一方是伊斯蘭啟蒙主義。

槍擊事件涉及的第三個問題顯然是恐同和針對同性戀的暴力事件。美國一直有襲擊同性戀的歷史：早在1973年，就有32個男同性戀在新奧爾良被活活燒死。現(xiàn)如今，同性戀也上了伊斯蘭圣戰(zhàn)主義的襲擊名單——同樣位列這個名單的，還有猶太人、基督徒、褻瀆者、叛教者。

西方世界何去何從，猶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