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見：日本式的溫文爾雅

初見歐立德教授，是在2015年4月由共識網周志興老師帶隊的哈佛演講會上。那日歐老師出場，并不驚艷，我僅記住了他黑色羊絨大衣包裹下合體的西裝和看起來略顯冷峻的西方人面孔。但他一開口，我震驚了：中文相當地道！為了顯示對中方邀請人的尊重，歐老師全場用中文主持，不僅如此，他的反應還非常快，當聽到周老師說：“我們沒有完全按照老歐給出的題目來講”，歐老師立刻略帶委屈地回應說：“你們誰也沒有按照我給出的題目來講啊！”

每句話后帶“啊”“啦”等詞是歐老師的說話特點，這讓他地道的中文表述有那么一丁點兒不正式的味道，但他的神情偏偏又是嚴肅且高冷的，相形之下，實在讓人忍俊不禁。記得有一次一位師長因為給他寫信總是收不到回復，囑咐在哈佛旁聽他課的我向他問詢，于是下課后我拔腿追上收拾教具正打算離開的歐老師，向他說明情況。他說回去查查日程表，然后給我回復，我誠惶誠恐地道謝，他則禮貌且客氣地回應：“不客氣啦！”輕柔的語調和這個“啦”，讓我原本緊張嚴肅的心情瞬間放松，差點笑出聲來。但看著他冷峻且嚴肅的臉，又強忍住了笑。

因為在日本留學三年，歐老師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說話聲音（分貝）從來都控制在聽者剛剛能聽到的范圍，且這種內在修養外化于外，給人一種謙謙君子、溫潤如玉的感覺。當然他的語調輕柔也是因為年齡，歐老師是1959年的。這和我的合作導師宋怡明教授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比。宋老師因為年輕，中氣十足，每次喊我名字聲音大得都會嚇我一跳。不過我很喜歡聽宋老師講課，不僅是因為他上課富有激情，神采飛揚、語詞犀利、思想敏銳，而且因為哈佛的課堂上沒有麥克風，宋老師的聲音足夠響亮，所以相比之下宋老師說的每句話我都能聽清聽懂，這也是許多上過宋老師課的中國學生很喜歡他的原因之一。

到哈佛后我很關注哈佛大學有關中國問題的講座報告，所以每場必聽，而歐老師當時是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中心關于中國問題的講座他基本都會主持，其他學院有關中國問題的報告，他有時間也會出席，所以我們常常相遇。我和歐老師的交談是從某一天多次偶遇開始。那日周二歐老師結束課后，我趕去聽中科院白春禮院長的報告，主持人又是歐老師。講座結束，我和幾個朋友聚會，晚宴結束，回來已經 9:30，路上遇到歐老師、丘成桐和孟曉黎三位教授。校園的小徑那么窄，我和歐老師并排向前走，他向丘成桐和孟曉黎兩位學者介紹說我是班上的學生，然后詢問我對白院長講座的看法。我如實相告：“講座中規中矩！”我看到歐老師用欣賞的眼神看著我，但是當聽到我評論說：“我覺得白院長回答‘我們有百度’這句話沒有問題!”他的神情突然變了。我理解歐老師認為我在為白院長辯護，可是當我將我作為文科生使用百度的個人體驗說完后，歐老師心悅誠服地點頭。話題由此延伸開去，一直延伸到歐老師的家庭和學術……

現在回憶起來那其實是一段很短的校園小徑，可是一路上我們聊了不少話題，歐老師對中國問題的敏銳和對小不點學生的尊重在那一瞬間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那日的交談后我們頻繁相遇，歐老師每次都能喊出我的名字。他記人姓名甚快，我猜想這也是他為什么精通英語、法語、中文、日語、滿語、蒙語等多種語言的原因之一。

訪談：那些沒有被讀懂的誤解

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杜維明先生提出“文化中國”論說，在海內外學界引起強烈反響。杜先生所說的“文化中國”包含三個意義世界：一是指由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和新加坡地區華人組成的社會；二是由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組成的社會；三是這一概念包括了一批與中國及中華民族既無血緣關系又無婚姻關系的國際人士，這其中既包括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和漢學家，又包括長期與中華文化或中國打交道的企業家、媒體從業人員和政府官員等——對于中華文化，他們是通過英語、法語、德語、日語、韓語等加以了解的。在杜先生看來，以上不同團體都是文化中國的體現。

記得當時拜讀杜先生論文，我被這個概念吸引。進入僑務系統后，我一直在研究華僑華人問題，華僑華人與中華文化“走出去”是我去哈佛大學訪問交流時擬完成的課題之一。受杜先生“文化中國”概念的影響，到哈佛之后，我對于杜先生提到的第三個意義世界中的個體亦相當關注，正是在這一理念支配下開始了哈佛大學研究中國問題的知名學者和專家的系列訪談，通過深入了解他們對中國歷史和現實問題的看法，力爭為中華文化“走出去”和加深中美兩國文化交流做些工作。

在此思考下，我向歐老師提出訪談的請求，歐老師郵件中回說：“好啊，給你半小時時間。”我說：“這點時間不夠，至少要50分鐘。”并以我訪談賽奇教授的例子來說明——我訪談賽奇教授用了50分鐘，訪談比較成功，還談到訪談文章出來后的發表意向以及我已向福斯特校長當面約訪，她答應了。歐老師不語了。我再次郵件問起，歐老師回復說他已經詢問過《清史研究》編輯部和哈佛校長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他說《清史研究》不會刊登他的文章，而哈佛校長辦也沒有收到我要訪談福斯特校長的提綱，他覺得我有撒謊的嫌疑。（他在英文郵件中沒有明說，但我一讀就明白。）我有理有據在郵件中反駁他，并毫不客氣地請他直接去問福斯特校長。回完郵件我心里冷颼颼地，我想看起來如此儒雅的歐老師竟然無端猜測并背后調查一個學生，這讓我對他的欣賞大打折扣。可是當我把電話打回國內時，我的心震撼了，特別是知道國內學界對歐老師的批評態度時，我突然一下子明白了歐老師這樣對待我的原因。

那一刻堅定了想要訪談歐老師的想法。我找來歐老師的《滿洲之道》和《乾隆帝》細細品讀，并下載了他的學術論文。仔細研讀之后我發現其實國內學界誤讀了歐老師！思考之后，針對國內學界誤解之處和我感興趣的問題，我寫作了訪談提綱，針對當前中國歷史學界對歐老師的誤解，我用問題還原了歐老師當時開展“新清史”研究的心路歷程，同時回應當前學界對歐老師的質疑。在訪談中我將問題引申到學界對歐老師最質疑的“中國形成問題”；不僅如此，我還將問題延伸到歐老師的研究對世界歷史研究的意義，以補上國內對其新清史研究的重要性較少關注的一面。

當我再次約訪，歐老師沒有凌厲的言辭，只是問我：“你真的確定要訪我嗎？”我言簡意賅地回復：“Absolutely，sure！”訪談那日，在他的新辦公室（在訪談之前他就已由費正清中心主任升為哈佛大學負責國際交流事務的副教務長），我去得很早，但是歐老師晚了。教務長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打通他的手機，他才急忙趕來。我猜想他的腳步一定很迅速，因為我看到他的發型仍然保持著奔跑后的姿態。

最后訪談時間遠超出我想要的50分鐘，事實上，我們聊了一個多小時，他怕我聽不懂，將問題展開來講。他的思想頗有體系，可以從任一點開始，講透徹后，在結尾處劃下圓滿的句號。與歐老師訪談,讓我感覺他的“新清史”雖然從觀點上來說尚未超出日本學者的論點和范圍，但無論是對滿文史料的應用，還是將其放在世界歷史范疇內研究，都仍然有創新之處。特別是他從滿洲八旗的民族性出發，運用族群理論，重新梳理清朝歷史，發掘出前人很少注意到的清史中的一些重要層面，頗為有趣。

再見：那些關于中國的故事，他淡忘了嗎？

訪談結束后，我沒有再去打攪歐老師。偶爾幾次去國際學生辦公室辦事，我路過他的辦公室——他的辦公室是透明的玻璃門，通常熄著燈。有次路過我隔著玻璃門往內看去，看到他脫了西裝外套，在未開燈的屋內靠在椅子上看書。我知道他的勤勉。想起某一日在東亞系的辦公室對面聽報告，我看到歐老師學生訪他，知道他在。我舍不得騰出時間吃午飯，餓著肚子聽到下午三點多鐘，低血糖讓我頭暈，報告結束后就走出來撿起外面桌子上剩余的兩塊三明治中的一塊（干干硬硬的），站在燕京圖書館的門前艱難下咽。遠遠地，就看到歐老師從辦公室出來了，他拿起我留下的另一塊干三明治，然后身影一閃就回了辦公室。那一瞬間我體會到感動的力量。

作為老師，如此天賦如此成就還如此努力，讓學生情何以堪，唯有更加勤奮努力罷了。每天清晨，我沿著既定的軌跡在固定的時間穿行在去圖書館或教室的路上，在懷德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門前的道路上和歐老師時常交錯（他因為住房在另一個方向，所以去辦公室要穿過校園小徑）。那是一個深冬的早晨，歐老師穿著厚厚的棉大衣，帶著厚厚的翻毛帽子，他只顧盯著眼前雨雪泥濘的路，竟沒有認出我來，我快步跑到他面前，他這才發現我，笑容一瞬間綻放開來。他的笑容透著嬰兒般的純真，你很難想象這會是一個理性、審慎、敏銳的學者的笑容。我們聊了兩句，他邁步前行，我望著寒風中他緩慢前行的背影，眼眶突然有點濕潤。我想，那些關于中國的故事在他的記憶中恐怕早就應該淡忘了吧！

事實上，那天訪談時我就知道歐老師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哈佛教育問題上。因為談到中國時他的聲音是完全平靜的，只是在我追問：“作為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前主任，您難道不想在此基礎上為推動中國和哈佛之間的合作做一些努力？”他的聲音才顯現出了一絲激動。這讓我想到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新年招待會上，那天我們我再次相遇，他一見我就激動地問：“你有沒有看春晚？”當我回答看了后，他立刻詢問我的感受，并說他覺得標語（slogan）多了一點，我明白那時歐老師仍在關注中國動態。可是，看著現在為哈佛教育事業辛勤耕耘如螺絲釘般的歐老師，我的心里多多少少有些難過。可是站在歐老師角度思考——理性如他，在新的問題中找到新的研究興趣，也是一種幸福吧！

臨行前的一日晚間，我在燕京圖書館掃描借閱的英文圖書，除了管理員和我，圖書館已未有他人，突然，一個穿著大衣圍著圍巾的人影走了進來——是歐老師，他來借閱圖書。我快速按下掃描暫停鍵，一臉欣喜地跑到他面前。我們站著聊天，我向他請教語言學習秘訣，說到宋怡明教授還會中國地方方言，他立刻換了壞壞地笑容調侃說：“你的意思是說，我的中文不如你們宋老師好對嗎？”我一瞬間漲紅了臉。我向他辭行，并邀請他方便的時間來京和去高校報告，他答應了。我們握手告別，他的手涼冰冰的，可是當我望到他的眼睛里去，卻看到他的眸子在閃光。

（作者：張梅，2015-2016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