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二十年代，王國維曾寫道：“現在大學是否有滿、蒙、藏文講座？此在我國所不可不設者。其次則東方古國文字學并關緊要。研究生有愿研究者，能資遣法、德各國學之甚善，惟需擇史學有根底者乃可耳。”王國維雖不是一位清史研究專家，但他早已發現滿、蒙、藏各語言對中國學術之重要性。其后，中國清史學界的先哲，如孟森、鄭天挺、王鍾翰諸先生無一不指出滿文文獻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王國維去世近百年了，我們今天本不應該還在圍繞滿文文獻在清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爭論得喋喋不休，而是早該以一支掌握好滿、蒙、藏諸多語言的強大的研究陣容，在國際清史學界引領風騷才是。但遺憾的是，中國清史學界才剛剛開始重視和稍稍會利用滿文文獻，質疑和責難之聲就已經不絕于耳了。有人質疑滿文是否還有用，有人責難一些人對滿文文獻的意義和作用強調得很過分了。所以，滿學界的同仁聚集在一起，紀念清朝開國四百周年之際，筆者不得不老題新作，在此對滿文文獻贅言幾句。

正確的清史觀與滿文文獻的重要性

對滿文文獻價值的評估，首先和人們的清史認識相關。何謂“清史”？清史是指清朝開國史和有清一代的中國史，時間上前者從十六世紀末努爾哈赤的崛起開始，到1635年；后者則在1636年至1911年間。從地域上講，清史范圍涵蓋中原內地以及東北地區、蒙古高原、巴爾喀什湖以東的中亞草原和天山南北、青藏高原和云貴高原，也就是在整個清朝版圖上所產生的歷史。從族群角度看，清史不僅涉及滿族和中原漢族歷史，同時還理所當然地包括蒙古、西藏、回部以及其他諸多民族。清代是統一多民族的中國民族國家形成的極其重要的階段，清朝一半以上的時空都與民族關系與邊疆事務有關。就國家與疆域的形成等清史重要課題而言，今人所謂的民族史和邊疆史，當占據其一半以上的內容。這也就是說，今日清史研究所包含的研究對象，絕不僅僅是居住在中原的漢民族，滿、蒙、藏、維諸族的歷史，無疑也是清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應該受到研究者平等的對待。任何輕視兄弟民族的歷史地位，貶低民族語文史料重要性的論點，不啻是忽略清朝作為多民族國家的歷史事實，而這正是有識者所不能接受的。

清代的民族史和邊疆史是清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從地理上來看，清朝的版圖主要正是由內地與內亞這兩塊廣袤的區域所組成的。而這也就是說，清史研究的地理范圍，理應包含中原、內亞乃至西南地區非漢族群聚居地。而要研究清朝與內亞乃至西南等地之間的互動關系，首先就必須依靠滿文檔案文獻。因為在這片區域，滿文資料才是最主要、最重要的官方史料。在清代，辦理民族和邊疆事務的基本上都是八旗出身的大臣，清朝規定，滿洲大臣辦理滿、蒙、藏、回等事件時，必須使用滿文題奏。到乾隆十一年，這一規定終于制度化。結果，滿文書寫的題本、奏折、朱批奏折和諭旨成為研究邊疆地區和民族最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對此，我們可以列出舉不勝舉的例子。

在清史學界，有人把清朝從1644年算起，而把清史僅僅看作是中原王朝的歷史，把中原周邊的地區史和民族史置于清史范疇外。這是完全錯誤的清史觀，其主張本質上和“中國為中原國家”的論調如出一轍，試圖將滿、蒙、藏等民族史與清史研究徹底割裂開來，這是我們所不能，也不應茍同的。

清朝在中國王朝系列中的特殊性與滿文文獻的重要性

又有人主張，即便滿文檔案對研究民族關系等課題有所幫助，對研究清朝在內地的統治，尤其是清代中后期的歷史，則沒有多大的用處。這種先入為主的誤解，也是長期阻撓中國滿學與滿文文獻研究發展的負面因素。

清朝在中國王朝系列中有其特殊性。清朝和元朝一樣，都是非漢族建立的大一統國家。清朝是滿洲人建立和統治的國家，滿洲人是清朝的統治民族。因此，滿語和滿族文化在清朝具有很高的地位。滿洲統治者在清朝的統治地位又決定了滿文文獻在清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滿語滿文，被清朝稱之為“清語”、“國語”、“清字”、“國字”等，被視作清朝“立國之本”之一。滿文自從它被創制的1599年到現在，已經歷四百多年的歷史，這期間，在不同的范圍和不同的場合，滿文從未被停止使用。在清朝統治中國近三百年間（1636-1911），無論在國內，抑或與世界各國的交往中，滿文均得到長期使用。金國（1616-1635）時期自不待言，就是清朝前期的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1644-1795）的一個半世紀中，滿文地位極其重要。一方面，清代內部重要的政府文書、國史館編纂的大型史書等都大量使用滿文，有些政府部門的文件只有滿文而沒有漢文，權威性的文件只有滿文。這些文件所涉及的內容，不僅僅是滿洲人，也不僅僅是邊務，而是整個清朝國政的方方面面。同時，對外國書、條約等正式文件也將滿文作為國語使用。乾隆朝以后，滿文的使用在內地雖然漸至衰落，但并沒有被拋棄，從國家中央機構到邊疆地區的地方政府機構以及民間，滿文仍然是很重要的語言文字。如今，仍有不少清朝后期的檔案文書得以保留。

要言之，因為清朝是滿洲人建立和統治的王朝，作為統治民族的語言文字，滿文及其文獻在清代歷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故而也成為清史研究的重要史料，這是很容易理解的。

滿文文獻的廣泛利用，還能夠填補因缺乏漢文史料而出現的空白，也能糾正因漢譯而出現的錯謬，尤其是能夠復原通過漢譯系統改變的滿文原文的本義，從而推動清史研究工作全面系統地開展。

滿文檔案的史料性質及其重要性

史料在性質上分為“遺留性史料”與“記述性史料”，兩種史料間的差異很大。所謂“遺留性史料”，就是在其產生之初并無傳承歷史信息和歷史知識之意圖的材料，如考古遺存、檔案文件等等。記述性史料則不同，在其誕生之初，便以記載、保留和傳承歷史為目的。滿文文書檔案，都是當時處理政務和具體案件過程中形成的材料，它不是為講述歷史而形成，它本身就是歷史過程的一部分。在滿文文獻中，主要部分是滿文檔案。作為“遺留性史料”，滿文檔案可以用來鑒別傳世文獻記載的真偽和正誤，以此接近恢復歷史原貌的目的。在清史中，包括官方編纂的歷代《實錄》《起居注》《會典》《列傳》等編年、會典、傳記類史書，以及私人撰述的各類史書，都屬于記述性史料。

兩相比較，后者系統性強，體現了一個時代官私兩方史家的時代意志，構成了彼時歷史過程、歷史思想的主體框架。但因為突出某種“意志”，往往經過刪改、取舍、編排，甚至杜撰；前者則無意識地保留了很多歷史真實。正因為這樣，滿文原始檔案的史料價值遠比清朝國史館和清代官吏、文人所編纂的其他各種史書要高很多，兩者不能同日而語。

史料的局限性問題與多語種文獻的重要性

在談到滿文文獻時，有人特別強調滿文文獻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性。事實上，這種命題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歷史材料的“用處”與“局限”，往往并不是自然天成的客觀事實，而是歷史學者主觀的詮釋。史料本身有“用”與否，端視史家如何去解讀并運用。與其說滿文史料本身具有局限性，不如說是無法適當解讀、使用滿文史料的人，自己本身被偏見蒙蔽而具有局限性。《莊子》有云：“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闡述的正是這個道理。

退一步來說，滿文文獻即便有局限性，但局限性亦非滿文文獻所獨有，實際上任何史料都有局限性。清代漢文檔案與傳世文獻的數量確實是最多的，但因為漢文史料性質的局限性，只用漢文史料亦難以完整地再現清代歷史。在清代民族史和對外關系史等領域的研究中，漢文史料無法成為主要史料，涉及這個領域的漢文史料主要是清朝中央的官書或漢族文人筆記，對地方族群與外國的社會與文化，往往帶有明顯的誤解與偏見，這體現出漢文史料很大的局限性。比如，筆者曾研究過康熙朝經營西藏的過程，對此，漢文史料如《清圣祖實錄》等，除了官方的事后追述與緣飾，幾無留下有用的只字片語，然而原始的滿文檔案與藏文文獻所呈現的歷史事實，則相當復雜曲折。此外，清代相當多的官修史書是雙語的，甚至是多語的，比如歷代《清實錄》都是滿蒙漢三種語言纂修的，而且清前期的實錄有的是先有滿文后有譯本。還有，《起居注》《玉牒》等和《八旗通志》《朔漠方略》《準噶爾方略》《王公表傳》等各類大型史書也都是滿漢合璧的，在對這些歷史文獻的滿漢文版本進行系統性地比勘研究以前，謹慎的學者不宜將這些滿漢雙語文獻認為是單純的漢文史料。

作為新史料的滿文檔案

1925年7月，王國維在清華大學以“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現之學問”為題進行了一場講座。王國維認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見”，同時列舉了殷墟甲骨、居延漢簡、敦煌寫本、內閣舊檔與中國境內古外族遺文，并為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術之新發現。早在九十年前，王國維就已注意到內閣大庫檔案與非漢民族文字，作為新史料之重要性。而陳寅恪也曾直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近年來，中國檔案出版事業蓬勃發展，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出版之數以千計未曾公開的滿文檔案，可謂造福學林之美事，亦為新中國開展新學術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契機。不幸的是，近來有學者因為個人的偏見，散布輕忽滿文史料重要性的言論，這不僅對有志于學習滿文，進而對利用滿文檔案治史的青年學子，產生了負面的消極作用；更阻礙了以滿文作為新材料、研求新問題，進而發展新學術之動力。

我們不期望每位研究者都能成為“預流”的大師，也不敢批評不使用滿文檔案者就是“未入流”，只期望清史學界能夠維持開放的態度，就史論史，正視滿文檔案的重要性，尊重滿文文獻研究者與檔案整理者的專業性，不要因為個人偏見而阻礙新學術之發展。試想，今日中國治上古史、秦漢史、唐史的學者，會摒棄甲骨、簡牘、敦煌寫本等新材料而不用，反倒強調其史料局限性嗎？同理，謹慎篤學的清史學者，難道應該貶低作為新史料的滿文檔案，而片面強調其局限性嗎？

因為研究對象的問題之不同，地域之不同、民族之不同，任何一種語言的史料都可能成為主要的史料，任何文種的史料都有局限性，同時任何文種的史料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我們特別強調滿文文獻在清史研究中的地位和價值，是因為上述三大理由。但我們同時并不否認，滿文文獻存在著各種潛在的不足。問題在于，我們不能故意貶低滿文文獻的價值，片面強調漢文文獻的價值和作用，似乎僅僅掌握了漢文，就能搞好清史研究。如這樣，我們的研究就會在可惡的民粹主義干擾和學術的鼠目下，永遠原地踏步，甚至是后退。

一個健康的清史研究，應該是重視多語種文獻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不應先入為主地指定某一語種的文獻為“主要的”，某一種文獻為次要的或者無用的。更不應該的是，以滿文文獻的局限性為說辭，為只會利用漢文傳世文獻進行“研究”的老路子辯護。這個路子早已把中國清史研究帶入了死胡同。在王國維呼吁多語文獻的重要性和相關人才培養的緊迫性之后近百年的今天，如我們再發出不合時宜的聲音，只會讓歷史又一次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