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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農村社會為何凋敝?或與新知識分子集中到都市有關

梁庚堯
2016-07-06 17:57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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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后的農村社會,也由于內在和外來因素的影響而有了變化,逐漸走向衰敝之途,使得農民生活日益困苦,農村經濟一天一天地在癱瘓。

從清朝盛世以來,中國人口數量大增。乾隆十八年( 1753)全國人口是一億八千余萬人,乾隆三十一年( 1766)是二億余人,嘉慶十七年( 1812)是三億六千余萬人,道光十三年( 1833)達到三億九千余萬人。八十年之間,人口增加已超過一倍。在這同時,耕地的數量并沒有增加多少,從乾隆十八年到道光十三年,始終在七億余畝到八億余畝之間,所以每人平均能有的田畝數愈來愈少。乾隆十八年每人平均有 3.86畝,乾隆三十一年是 3.56畝,嘉慶十七年是 2.19畝,道光十三年是 1.86畝。每人平均 3.86畝的土地已經很難維持生活,到了只有 1.86畝的時候,自然使農家生活更加困苦。傳統農家的收入,除農業之外,尚有手工業。自明代以后,尤以棉紡織業為主。但是自從五口通商以來,外國的工業產品,一方面有進步的工業技術、大規模生產的工廠制度,另一方面享受協議關稅的優惠待遇,因此價廉物美,中國農村的手工業產品無法與之競爭。市場既被洋貨所奪,農家的收入更為減少。道光二十年( 1840),包世臣已經指出:“松、太利在棉花、梭布,較稻田倍蓰。……近日洋布大行,價才當梭布三之一。吾村專以紡織為業,近聞已無紗可紡。松、太布市,消減大半。去年棉花客大都折本,則木棉亦不可恃。”(《齊民四術》卷二《答族子孟帀書》)鄭觀應在清末也觀察到:“通商大埠及內地市鎮城鄉,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盛世危言》卷七)外國商人雖然一直抱怨打入中國市場的艱難,但是每年中國進口的棉紗和棉布數量甚巨,對于中國的農村手工業不可能不發生影響。包世臣和鄭觀應的觀察,應該都是事實。學者也指出,中國農村生產的土布在清末民初對于輸入的洋布表現出極其堅強的抵抗力,不過這種競爭力有一部分來自土布生產過程逐步有所變化,先是農民從市場上購買機紗來織布,不再自己紡紗,而機紗起先自國外進口,后來則為國內通商口岸的本國和外國工廠所制造,然后農民又采用傳自西方的改良織機來取代舊式織機。然而無論如何,到了1930年代,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之下,土布業終于走向大衰退。

從清代中葉以來,中央政府權力衰弱,再加上列強的入侵,使得戰爭連續不斷。民國建立之后,中央權力無法重建,軍閥割據,戰爭更是連年不斷,范圍幾及全國。盡管在這段時期,新教育和新建設也漸次從城市向鄉村推展,但是長期的動亂對于農村經濟和農民生活是進一步的打擊。這不僅因為戰爭本身所帶來的直接破壞,也因為隨戰爭而形成的賦稅繁重。譬如清末對外戰爭失敗,使得清朝政府負擔了數量甚巨的賠款,這些賠款,自然必須由國民來承擔。清末的田賦,在光緒十七年( 1891)是 2 366萬兩,到宣統三年( 1911)增加到 4 810萬兩。 20年之間,達一倍之多。軍閥割據的時期,賦稅的繁重更令人不敢相信。田賦的預征,在四川省有已經預征到100年后的;田賦的附加稅,也有的縣達到正稅的73倍。四川的農民,因此有衣不蔽體的情形。

戰禍之外,天災也對農村社會施加打擊。清末民初許多地方都發生長期的災荒,尤其以北方為嚴重。河北省的大名縣,從民國二年(1913)到民國二十二年( 1933)的21年間,有17年發生天災;新河縣從民國二年到民國十七年( 1928)的16年間,有14年發生天災。民國十七年到民國二十年( 1931)四年間,平均每年發生天災波及800縣,占全國總縣數的四分之一,受災人口達一億一千余萬,占全國總人口四分之一。農業生產因天災而無法進行,農家財產又因天災而蒙受損失。

農村里的資金運轉,由于新工商業的興起而發生了問題。以往農民所需要的生活費用與生產資金,常可在本地借貸。但是新工商業的興起,使得許多鄉間富家轉而投資于工商業。農村的不安定,也使得他們不愿意將資金存放于鄉村,而改存于銀行,而銀行集中于通商口岸與大都市,尤其是上海。農村資金外流的結果,使得農民借貸愈加困難,農村利率也更加升高,農家負擔因此更重。

士紳階層的沒落,對于農村社會也是一個不利的因素。以往士紳多居住在鄉里,他們領導農民從事各種建設,對于農村社會有安定的作用。現在新知識分子集中到都市,不愿意再返回鄉村,鄉村無人領導,建設不能進行,挽回不了衰敝的趨勢。農村衰敝的結果,造成農民的外移,他們除了遷移往東北和海外之外,有許多進入都市,成為勞工,新興的工廠為鄉村人口解決了一部分的就業問題。但是新工商業發展的程度仍然有限,容納不了那么多失業的農民。于是他們有的成為都市里的無業游民,有的投入了軍閥的軍隊,壯大了軍閥的聲勢;還有的成為土匪,以河南一省為例,民國十四年( 1925),河南比較有名的土匪在五十股以上,每股人數少的有二三百人,多的達五六千人,總計在五萬人以上,其中僅臨汝一縣便有土匪一萬二千人。民間為了自保,也組成一些鄉團,但是有時這些鄉團也會變質,成為破壞地方的根源之一,華北的紅槍會就是一例。土匪、軍閥、鄉團交相為害,使得農村經濟愈來愈惡化。

本文由澎湃新聞經授權節選自《中國社會史》一書(梁庚堯 著,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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