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槍的王國。全球6.5億支私有槍支，近一半在美國人手里。

美國社會飽受“槍害”之苦，特別是21世紀以來，槍擊事件頻發，已經損害到普通市民的安全感。近日，佛羅里達槍擊造成100多人傷亡，系史上傷亡最多的槍擊事件，白宮降半旗致哀，政要紛紛譴責，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聲稱“美國街頭不應有戰爭武器”。如果說這次還有恐怖襲擊的成分，那么剛剛過去的老兵節期間，芝加哥3天里60多人遭槍擊，就只是“槍害”而已了。

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曾說，自然狀態下的人時刻面臨“橫死”的危險，所以才要組成國家。一個國家的首要任務，就是為國民提供安全的生存環境。在槍患橫行之下，美國顯然未能充分履行其國家使命。

基于自由主義價值觀，一些人喜歡強調槍支是公民抵抗政府暴政的工具，并以2014年美國內華州的牛仔武裝抗法事件為例。實際上，作為個人權利的持槍權背后，既有歷史的真實，也有觀念的虛構。美國憲法原義并未明確保障個人本位的持槍權，這種觀念的興起，其實是利益集團推動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建構的結果。

民兵：從義務到權利

現在，人們通常在“權利”的意義上談論持槍權。殊不知持槍權源自古老的英國民兵（citizen army）傳統，而這意味著持有武器在開始必然是一種義務而非權利。

民兵是英國一種古老的習俗。據Abels Richard考證，阿爾弗雷德大帝時期（871-901年在位）確立了“子民皆兵”的原則。民兵要自帶武器裝備，是名符其實的“自干五”。此后，歷代國王都頒布法令要求民眾擁有武器參加民兵，例如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有《武器法》，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則頒法禁止游戲，要求父親必須為7至14歲的男孩購買弓箭，每位男性公民在14至40歲期間，都被要求擁有長弓。

到了伊麗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時期，現代民兵（militia）概念產生,用來描述“全民皆兵，保護國家”的概念。這種全民皆兵的軍事體制幫助英國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同時也對王權形成了制約，由此促進了個人自由的發展，對英國憲政影響深遠。

進入16、17世紀，英國議會與王權斗爭激化。貴族與國王之間不斷內戰，各種勢力都企圖控制民兵，并不時解除對方的武裝。在這個過程中，武器管制日趨嚴格，持有和攜帶武器越來越變成一種權利意識。

1642-1645年的第一次英國內戰，就直接與民兵有關。1642年，議會提出《權利法令》以任命軍官控制民兵，遭到查理一世的反對，國王認為民兵應該歸他管。內戰爆發后，查理一世為打擊議會及其控制的民兵，曾試圖沒收公共彈藥庫并解除民兵武裝。內戰雖然以國王的失敗而告終，但這段經歷使民眾意識到使用手中武器的重要性。

此后，英國又經過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和反對斯圖亞特王朝的“光榮革命”，最終確立君主立憲體制。“外人”威廉與瑪麗受邀登陸英國，即位國王并接受《權利法案》的約束。該法案第二部分第6條——“凡臣民系新教徒者，為防衛起見，得酌量情形，并在法律許可范圍內，置備武器”——對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影響很大。

至此，起源于日耳曼部落的持有武器的風俗，在英國演變成比較成熟的民兵權，從一種“義務”，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權利”。

持槍：集體權還是個人權？

英國人到北美殖民后，武器成了生存所需。他們需要用槍來狩獵、自衛、攻擊印第安人，與其他國家的殖民者爭奪資源。弗吉尼亞、馬薩諸塞等殖民地政府都明確要求公民擁有和攜帶武器，組建民兵。民兵體制在北美殖民地得到了長足發展，各地區相繼建立起民兵組織。槍和早期美國人的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

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槍就是因為英軍試圖收繳民兵的軍火庫而打響的。戰爭中，民兵發揮了重大作用，由于長期持槍，不少殖民者都是百步穿楊的“老槍”，讓英國正規軍十分頭疼。他們亦兵亦民，集結迅速，被稱為“分鐘人”（Minuteman）（美國多部關于獨立戰爭的史學名著都以《分鐘人》為標題）。“獨立戰爭”強化了攜帶和持有武器與個人權利和自由之間的聯系，持槍甚至被一些人視為一項自然權利。

在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上，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人在民兵可以制衡常備軍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最后通過的《憲法》文本規定，在需要鎮壓叛亂、擊退入侵時，國會有權征召和調動民兵，國會掌握民兵的組織訓練權，但各州擁有民兵的人事任免權。民兵的權利被一分為二，充分體現了在聯邦制下，聯邦權與州權的妥協和制衡。

但還是有人不放心。于是，在《憲法》通過之后又加入了第二條修正案，明確保障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由于當時在該修正案的內容和措辭上發生了激烈辯論，最后只好用了一種十分模糊的語言：“一支紀律優良的民兵對自由州的安全是必要的，人民持有并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受侵犯”（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這種語言模糊性為日后的分歧爭議留下了巨大空間，而最大的爭議就是，它是否保障個人的持槍權？

首先，圍繞修正案兩句話之間的關系產生了爭論——如果兩者是并列的，那么第二句就可以獨立解釋，自然有可能被解釋為包含個人權利。如果前者限制后者，那么，后者只應在“自由州的安全”這一前提下解釋。（美國《憲法》的不少中文譯本在兩句話之間加了“所以”或“故”等連接詞，顯然沒有嚴格尊重憲法文本的原貌。）

其次，后一句中的“人民”是一般意義上的人民，還是特指前款中所提到的“民兵”。如果是前者，個人基于自衛需要而存在的自然權利不受侵犯；如果是后者，“民兵”這個集體所享有的權利與個人無關。

再次，“人民”這個詞本身指的是什么？是自由州人民的整體，還是也包括個人？如果嚴格作字面解釋，筆者更傾向于認為，作為集體概念的“人民”不應該包括個人。

在這些分歧上，形成了“個人權利說”與“集體權利說”兩種解釋學說，后來成為持槍派與控槍派的主要理論依據。“個人權利說”與“集體權利說”折射出古典自由主義和公民共和主義思想淵源。古典自由主義強調個人的權利、私有財產，認為持有和攜帶武器是一項個人權利。而共和主義則認為國家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業，民兵有責任與義務抵抗暴政，抵御外來侵略，因而持槍不是一項個人權利。

利益和制度：槍支政治的死結

雖然有上述爭論，但在漫長的歲月中，持槍權歸屬于個人還是集體從來就不是一個問題。直到現代，持槍權才成為熱點。 持槍派與控槍派圍繞第二修正案兩種權利學說展開激烈爭論，展開長達數十年的拉鋸戰，兩派都無法說服對方。直到2008年的赫勒案，聯邦最高法院才第一次宣布持槍權是一項個人權利；2010年的麥克唐納案，聯邦最高法院宣布持槍權適用于全美。

那么問題來了，為何18世紀末通過的一項憲法權利，近幾年才成為爭論的焦點？為何持續200多年的權利爭議，到了2010年才被裁定為個人權利呢？一方面，當然是由于美國社會槍支泛濫帶來的挑戰空前突出，另一方面，顯然是有巨大的利益集團在背后推動。

中國俗話說“無利不起早”，英語中也有諺語叫“按錢索驥”（follow the money）。槍支產業背后的利益鏈條包括槍支生產企業、銷售商、槍支愛好者、部分保守主義者以及政客等多元群體，而“全美步槍協會”恰巧處于所有相關者的利益交匯點上，成了“槍支政治”的主要代言人。

1871年成立的全美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原本只是為了提高成員射擊水平的俱樂部，二戰后大量退伍士兵加入，使其會員人數劇增。隨著控槍的呼聲在1960年代高漲，步槍協會也開始變得政治化。1968年《槍支管制法》出臺后，越來越多的會員對協會缺乏政治參與感到不滿。于是，該協會在1975年成立了立法行動研究所，之后為了應付1976年的大選，又成立了政治行動研究所。從這時候開始，全美步槍協會將更多的精力與資源投入到政治事務當中。目前，該協會會員超過400萬，潛在會員估計超過千萬，成為美國最大單一議題利益集團。

憑借強大的游說能力，全美步槍協會左右選舉，影響立法。它為會員出版了《投票指南》，鼓勵會員給反控槍的候選人投票。在美國的反槍控活動中，該協會提供了近90%的經費。西奧多?羅斯福、艾森豪威爾、尼克松、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等共和黨總統都曾受惠于全美步槍協會。協會還通過金錢捐贈，拉攏國會議員，從而影響立法。例如1994年《暴力犯罪控制法案》，就由于全美步槍協會的壓力而未被排入國會議程，導致2004年未能延期，自動廢止。

當然，全美步槍協會這樣的利益集團，雖然能量巨大，畢竟只是眾多因素之一。讓全美步槍協會能夠如魚得水的，是美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美國的國父們明確表示，他們建立的是一個足夠復雜以避免頻繁變化的制度。他們成功了——復雜的分權和制衡設計，使制度和政策的重大變革十分困難。美國民主理論宗師羅伯特?達爾曾批評美國制度中有太多的“否決點”，可以使少數意見阻礙多數意見，美國學者福山則干脆稱這種現象為“否決政體”（vetocracy）。

美國的兩黨制度也常常阻礙好政策的實施——兩黨的首要任務是贏得選舉，于是逐漸形成了“為反而反”的傳統，特別是在歷次“政黨極化”時期。今年的大選中，兩黨表現出的不僅是極化，而且是分裂，這意味著短期內美國政治觀念更加碎片化，對于下一屆政府推行政策改革不是福音。

此外，美國的政治文化也難辭其咎，代議制所帶來的游說活動使商業利益集團大量介入、俘獲政府，損害了政策的公共性。

槍支政治與總統大選

今年是美國大選年。眼下，選戰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美國步槍協會自然不會放過這樣一個機會。傳統上，協會支持共和黨候選人，共和黨候選人也會投桃報李。可是，去年“老大黨”冒出了個非主流黑馬——特朗普，他聲稱身家上億，不需要籌款，同時還指責金錢操縱選舉，這似乎斷了利益集團通過游說操縱選舉的路子。全美步槍協會是不是該慌神了？

且慢，外行湊熱鬧，內行懂門道。特朗普雖沒什么政治經驗，但畢竟也是美國社會“老油條”，步槍協會更不是菜鳥，雙方都知道如何實現默契。私下里的交流外人不可能知道，但是隔空傳話還是有蛛絲馬跡可循的。去年10月，特朗普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采訪時自曝有持槍證，并且說出門時會帶槍保護自己。12月，他在一次演講中談及巴黎恐怖襲擊，聲稱如果有槍就可以“趕走那些人”。作為政客，他的每一句話應該都是有政治考慮的，那么他會無目的地發表這些涉槍言論嗎？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果然不出意料，5月初取得初選勝利之后，特朗普即宣稱自己囊中羞澀，需要開始全國籌款了。半個月后，全美步槍協會就宣布全力支持特朗普的競選。看來，雖然本次大選有很多“非傳統”看點，但至少槍支政治的傳統戲碼會照舊上演。

最近連續爆出的槍支暴力事件，對兩黨的影響參半。一方面，槍擊案頻發會引起更多美國人關注和反思槍支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持控槍立場的民主黨。另一方面，槍擊案帶來的不安全氛圍、對恐怖主義的擔憂、對移民和伊斯蘭教的恐懼，又有利于共和黨候選人。

但筆者認為，從大格局來看，安全局勢的惡化總體上有利于特朗普，因為誰都知道，即使民主黨上臺，由于美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沒有改變，以及近3億支槍存在于民間的客觀事實，控槍政策短期內也不可能有任何實際意義。而特朗普反移民、反穆斯林的立場，卻可以給一些美國人帶來心理安慰。安全議題會大大壓縮民主黨擅長的經濟社會議題的力量，希拉里演講時，一位母親的反問最有代表性，這位母親認同希拉里許諾的免費教育等政策，“但是，我的孩子可能在免費上大學之前就已經死于暴力”。

不幸的是，人們看不到美國有解決槍支問題的任何希望。中國人愛談論“美國政治制度的自我糾錯能力”，幾成老生常談。可是槍患困局顯示，在日常政治狀態下，美國制度恰恰缺乏改革和糾錯的能力。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應該致力于讓國內人民免于“橫死”的危險、真正享受到政客們夸夸其談的“免于恐懼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