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之后，（美國）本土獨狼式的襲擊行動開始增加，并且極難提前預防。”美國FBI前特工格雷（Kenneth Gray）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

隨著調查的深入，更多美國奧蘭多槍案的細節被披露。據外媒報道，槍案兇手奧馬爾·馬丁在案發時曾報警，并表達了自己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的忠誠，而在槍案發生后，IS第一時間宣布對此事件負責。

與此同時，兇手的父親薩迪克因曾公開表示支持塔利班，也成為了媒體輿論的焦點。

然而，目前仍無確鑿證據證明奧馬爾與IS有實際直接的接觸。據BBC報道，美國總統奧巴馬也表示 ，沒有證據顯示這次攻擊是由國外恐怖組織指揮發動。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張家棟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目前還無法證明這次槍案與IS有直接現實行動上的聯系，他個人更傾向于是一次“獨狼式”的行動，奧馬爾只是受到IS思想上的滲透。他認為，奧巴馬對小布什的反恐戰略有些矯枉過正。

這場美國“9·11”后最嚴重的恐怖襲擊發生于美國當地時間6月12日凌晨，共造成至少49人死亡、53人受傷。

美國本土極端分子快速增長，“防不勝防”

據CNN報道，在2013年和2014年，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都曾對奧馬爾展開過調查，但因無法收集有力證據最后無疾而終。

奧馬巴再次就此事件發表評論稱：“這個階段我們并未見到明確證據顯示他（奧馬爾）受到國外勢力指使。”奧巴馬表示，這起槍案是本土滋長的極端主義引發的暴行，而奧馬爾看上去只是“受到了網絡上各種極端信息的影響”。

“在過去的一兩年里，由于IS網絡宣傳滲透的影響，由潛意識極端分子轉變為極端分子的數量越來越多。而這些本土化的人很多沒有犯罪前科，很難查出其恐怖傾向。”張家棟對澎湃新聞分析道，“并且他們的特征是往往只從事一次行動，這就加大了提前預判的難度，因為這變成了一個概率問題。”

正如前幾年美國著名反恐專家布魯斯·霍夫曼等人在一份研究報告鐘曾發出警告稱，“9·11”后“土生土長”（homegrown）的恐怖分子正在成為美國社會的主要威脅。美國FBI前特工格雷（Kenneth Gray）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也表示，“‘9·11’之后，本土‘獨狼’式的襲擊行動開始增加，并且極難提前預防。”

“這是因為‘9·11’后，美國收緊了出入境控制，加強了對境內外國人員的情報收集和監控，國際恐怖組織在美展開活動的成本和難度大大增加。”上海社會科學院西亞北非研究中心秘書長、上海反恐研究中心理事王震對澎湃新聞表示，“但是，在國際恐怖活動和反恐戰爭‘示范效應’的影響下，受相關思想和行為刺激的美國本土極端分子卻出現了快速增長勢頭。而對于這些本土背景的恐怖分子，現有的安保體系防不勝防。”

值得一提的是，槍案兇手奧馬爾還是全球最大安保公司杰富仕（G4S）的雇員，澎湃新聞致電該公司的北美分部，對方并不愿透露更多關于如何進行背景審查等細節，只表示奧馬爾自2007年9月10日受雇于該公司。

而據CNN報道，奧馬爾當時通過了G4S的背景審查。由于安保工作原因，他對槍支有深入了解，擁有持槍許可證和全州隱蔽攜帶槍支許可證。

“奧巴馬對小布什的反恐戰略有些矯枉過正”

15年前的“9·11”恐怖襲擊事件，讓當時的總統小布什啟動了全球反恐戰爭。當時，白宮認為“問題不在國內”，危險因素“都來自國外”，因此，小布什主要的戰略是防止國外的恐怖主義進入美國。

為此，小布什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在源頭發動戰爭，抑制恐怖主義；二是在國土安全層面，保衛邊界線。而在奧巴馬上臺后，美國的反恐戰略出現了很大的調整。

在張家棟看來，小布什的政策從美國國內來講“總體是成功的”，“但一個問題是海外開支太高。”而對于奧巴馬政府反恐戰略，他認為，奧巴馬的一大問題在于“矯枉過正”。張家棟表示，奧巴馬甚至不再多提“全球反恐戰爭”，而是大搞傳統安全領域競爭，這在事實上反而削弱了反恐的投入。

此外，王震對澎湃新聞分析道，從小布什到奧巴馬，美國反恐戰略的重大調整在于：“一是全球反恐戰線的收縮——從‘9·11’后的全球反恐戰場逐步撤出，先是伊拉克，后是阿富汗。二是奧巴馬把反恐的重心轉向了國內——在反恐問題上避免重新向海外大規模用兵。”

“當代恐怖主義的源頭主要在中東，而奧巴馬放松了對最危險敵人的進攻，反而時常把矛頭瞄準中國。”張家棟對澎湃新聞說道。

盡管奧巴馬把精力放到了國內，專注打壓“現實世界的恐怖分子”，但在張家棟看來，這并不能防止外部煽動，“當今世界的恐怖主義更深重的是網絡層面的恐怖主義，奧巴馬很難從意識層面進行把控去阻止恐怖主義。”

IS的勢力究竟是在擴大還是縮小？

奧蘭多槍擊案發生后，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奧馬爾式”的恐怖襲擊給了人IS更加活躍、影響力更大的印象，但與此同時，近期卻時常能聽到IS在中東戰場負隅頑抗、即將傾覆的消息。

兩周前，伊拉克宣布展開解放IS主要盤踞點費盧杰市的全面行動，并且頗有進展。而兩股敘利亞軍隊在美俄兩方的分別支持下，對IS自立首都拉卡從兩路展開進攻。

IS的勢力究竟是在擴大還是縮小，看起來像一個視不真切的悖論。

“如果把IS視作只是中東的一股政權，那么它確實是在收縮。”張家棟分析道，“但事實上，IS掀起的是一場‘恐怖主義運動’，作為一場運動，它是在擴大的。”

而隨著在中東地區對政權的集中打擊，反而當地化的滲透反彈變得更多。“這種無孔不入的運動才更令人擔心。”

美國FBI前特工，格雷（Kenneth Gray）總結稱，“目前，美國國內面臨的最大威脅是獨狼式襲擊，而‘基地組織’和IS則是美國海外利益的最大威脅。”

“美國需要的不是希拉里或特朗普，而是解決方案”

奧蘭多槍擊案發生后，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當即在推特上表示，“有些人祝賀我在激進伊斯蘭恐怖主義問題上采取了正確的力量，謝謝你們的祝賀。但我不需要祝賀，我需要堅強和警惕，我們一定要變得聰明起來！”

“總統奧巴馬總算要提到‘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這個詞了嗎？如果沒有的話，他應該立刻引咎辭職。”特朗普在另一條推特中表示。

去年12月的圣貝納迪諾槍擊案發生后，特朗普曾提議暫時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

而作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其表述則顯得更加婉轉內斂。起初，她甚至避免提到“極端伊斯蘭主義”，只是表達了對控槍的支持，“戰爭用的武器不應該出現在我們的街頭。”

但在之后接受CNN采訪時，她的態度發生了改變，說“愿意稱該起襲擊為‘極端伊斯蘭主義’”。

奧蘭多所在的弗羅里達州被視為美國大選的搖擺州。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刁大明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從短期看，襲擊可能加劇目前選情中彌漫的民怨和排外情緒，會給特朗普更多提升選舉勢頭的空間。

“從槍擊案后，希拉里和特朗普的表態可以看出，希拉里繼續團結同性群體、譴責暴力、力促控槍。而特朗普則繼續煽動。”刁大明認為段時間內煽動肯定會占據上風，“但這不是美國真正需要的。”

刁大明指出，當民眾的不安與憤怒歸于平靜之后，美國政界和民意都應該回到如何有效解決至少是緩解當前問題的思考軌道上，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希拉里，作為總統人選，應該做的不是利用甚至煽動民意，而是回應民意，解決問題。

“美國國內對少數族裔的仇恨在上升”

目前，希拉里以及民主黨在持續推進控槍，但仍未通過立法，并且所謂“加緊背景調查的做法”某些州也不買賬。

“希拉里需要拿出一系列真正可行的改革方案，讓失望的公眾可以再相信一次，不然又會被認為是政客的夸夸其談。”刁大明說道。“美國若不能克服社會多元化、碎片化、分散化，矛盾仍會激化。”

此次奧蘭多的槍擊事件還集結了眾多敏感的元素：同性戀、槍支管控、極端伊斯蘭、移民、恐怖主義等等。“這恰恰體現了美國社會目前的碎片化、分散化、多元化。”張家棟表示。

美國的建立基于歐洲白人基督教，而現在美國社會正在變得越來越多元化，傳統族裔的比例在下降。去年6月，就在特朗普宣布競選美國總統后一周，據彭博社報道，美國人口普查局發布的關于美國5歲以下兒童的報告顯示，白人兒童首次在美國歷史上成為了少數族裔。

“在這種多元文化世界背景下，主導性宗教文化價值的影響力在隨之下降。政治上的一大體現是，從民主制轉向了認同制，即強調身份政治。”張家棟解釋道，前者民主制是基于政權差異的判斷，而后者則是一種“我與他的分野”。

他舉例稱，奧巴馬當年上臺時，幾乎所有黑人都把選票投給了他。

“這實際上是非常危險的。”張家棟說道，“美國國內對少數族裔的仇恨在上升，而這，是特朗普式的人物出現的必然性，他代表了傳統白人裔的一種反擊。”

“如果美國不能克服這種碎片化、分散化、多元化，不能超越傳統的核心文化與信仰，那么矛盾仍會進一步激化。”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