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歷史教科書：聯結國家、學界與民眾的紐帶

民族主義作為歷史現象是近代才出現的。民族主義現象是指以民族為符號、動力和目標的社會、政治、文化運動，或以民族國家為訴求的意識形態，或以文化傳統為依托的情結和情緒。民族主義的產生是在特定的權力結構中完成的，“在民族主義運動的實際過程中，所謂的民族共同體一定會按角色分解為兩種人：一種是精英，另一種是大眾”。

普遍民眾提供激發民族主義情緒的氛圍與土壤；民族文化的制造者，通常是知識分子，從歷史文本的記錄中發掘出往往是烏托邦式的文化夢想；政治家把民族情緒與意識形態結合成為政治運動。知識精英的思想，要通過一定的途徑傳達給民眾，進行社會動員，形成一般的社會意識與民族主義運動，才可以實現其政治訴求。如何在精英與民眾之間形成一個有效的聯結，換言之，精英的思想如何才能成為一般的社會意識，形成普遍的民族主義運動，這是民族主義研究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目前的民族主義研究中，精英與知識分子的思想受到較多的關注。一些研究從思想人物與“關鍵詞”入手，考察精英與知識分子思想的變化及“關鍵詞”意義的變遷，這對認識中國民族主義有重要意義。但需注意的是，有些知識精英的思想在某一時期內只具有思想史的意義，對普遍民眾的影響程度還是個問題。目前的研究沒有充分關注到精英思想的社會影響，以致將精英民族思想簡單地等同于現實中的民族主義運動或民眾的民族情緒，忽略了從精英思想到民眾觀念和社會意識之間的轉化。如清末加強傳統倫理道德教育，清政府倡揚的道德標準在教科書中出現，但在新式教科書中已經被賦予了新的意義，涵義發生了改變。

清政府教育目標通過教科書的實現程度尚可討論。就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來說，“中華民族”一詞在清末出現時有不同的含義，也主要限于部分知識分子言論中；民國成立后一系列的努力，無疑起著關鍵性作用。作為各民族共同體的“中華民族”認同從一開始出現到普遍形成有一個過程，其間也充滿了變化。這提醒我們，在民族主義研究中，要區分精英思想與一般的社會意識，關注民族主義思想傳播路徑及其轉化。

教科書是聯結政府（國家）、編者（學界）與學生（民眾）的一個紐帶，在民族主義思想傳播中居于重要地位。民族主義思想可以有多種方式傳達給普遍民眾，就實際影響而言，利用國民教育對民眾進行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灌輸，是社會動員最有效途徑。統治集團主要采取說服、教育等意識形態一致化的途徑實現其精神和道德領導。一個現代化的教育體系在推行官方民族主義方面起著難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資訊與傳媒尚不發達的近代中國，學校教育是民眾獲取知識與形成民族意識的重要渠道，學校是培養民眾民族國家認同的基本場所。近代中國，在塑造中國社會輿論過程中，教科書比報刊的作用更為重要。因此，教科書作為學校教育主要工具，在形成民族主義運動中的作用值得關注。

教科書的橋梁作用，不是說教科書對政府或編者的意圖全盤照搬，而會有一定的選擇。“知識是由認知主體積極建構的，建構是通過新舊經驗的互動實現的；認知的功能是適應，它應有助于主體對經驗世界的組織”。這里尤需注意民族主義通過教科書傳播的具體情況。

一方面，政府與編者的意圖，經由教科書傳達給學生（民眾），使得學生對國家政策與編者（精英）思想有所了解，可能會認同政府與精英，因而能夠配合他們的要求，形成民族主義運動，以實現其政治訴求；另一方面，在經由教科書傳遞的過程中，政府與編者試圖表達的意思可能已經發生了變化，學生（民眾）在接受過程中會有自己的取舍，因而會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政府與編者的期許。這使得民族主義傳布情況變得復雜，甚至結果也難以確定。因此，對教科書橋梁作用及其在民族主義傳布中的效果要具體分析。

這里需要關注的是，民族主義思想在通過教科書途徑傳播過程中會發生何種變化，又會產生何種影響，這實與教科書編寫密切相連。

（二）歷史教科書編寫：政學分合與知識生產

教科書編寫涉及多個方面，受到多個因素的影響，它決定了教科書知識生產的狀況，反映了教科書功能，關系到對教育本義的認識，是教科書研究的重要環節。

教科書編寫主要受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政府的教育政策。教科書是國家教育制度與教育目的的體現物。政府通過頒行教育宗旨，制訂教育政策與課程標準，加強教科書審定，來指導和規范教科書編寫，這直接影響到教科書編寫。

清末民國時期，經歷了清政府、南京臨時政府、北京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除南京臨時政府外，其他政府都頒布教育宗旨，學制上也有較大的變動，教育宗旨與學制的變化，相應地會引起課程標準（教學大綱）與課程設置的變動，從而影響到教科書編寫。這是影響教科書編寫的主要因素。教科書編寫受到國家教育方針與政策的影響，體現了國家意志，這是歷史教科書與一般歷史著作的重要區別。

二是編者的素養。編者的專業和政治素養，和單種教科書質量關系最大，是影響教科書編寫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一般來說，學制與課程設置對教科書編寫的影響，主要是外在形式；教育宗旨與編者素養則影響到教科書內在質量，起著關鍵性作用。作為一個知識群體，編者是構成思想界的重要力量，又是聯結國家與民眾的重要媒介，許多政治與社會觀念，實際上是經過他們的過濾與詮釋，才傳遞給廣大學生與民眾。由于編者對國家教育目的的理解以及知識水平不同，不同教科書對歷史的闡釋有所不同，所表達的知識觀念有一定的差異，其結果與影響也會有所不同，教科書往往成為政治與文化沖突的一個核心。

教科書編寫實踐說明，即便政府審定或認可頒行的教科書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體現政府教育要求還需要具體分析，即便是在同一課程標準指導下編寫的教科書，它們對歷史問題的認識也要具體討論。教科書對歷史知識的釋讀是多樣的，編者的個人意志或隱或現，這使得它與一般歷史著作又有很大的相似性。

教科書編寫過程是政府和編者聯合生產知識的過程，這個過程中，特定群體的知識被官方裁定為面向所有人的知識，社會秩序因而也獲得歷史與文化上的合法性。政府作為特殊的政治組織，會利用自己掌控的教育資源將自己的統治合法化；編者作為教科書編寫的實際完成人，歷史知識往往是經過他們的選擇與過濾才進入教科書。在這個過程中，編者與政府有所分合：當編者認同政府教育目標時，會遵循政府的要求；反之，編者就會與政府的要求有所疏離，影響教育目標的實現。編者與政府的分合，使不同教科書之間存在著差異，學生接收到的知識可能不同，蘊含著社會意識演變的不確定性。

這里需要關注的是：教科書知識是如何產生的？對民族主義的形成會產生何種影響？實際上，相對于政府和編者的要求來說，其意味已經發生了改變，以自己的方式來影響學生和民眾。

（三）民族認同與政治認同：關注民族主義內部因素

近代中國歷史教科書基本功能除了傳授歷史知識，還有建構民族國家的認同，確立統治的合法性，而后者往往居于主要地位。民族主義運動的根本訴求是國家政權問題。所謂的建立民族國家認同，主要是圍繞政權展開的，其中統治合法性是個有重要影響的因素。確立合法性是民族主義一個訴求，同時也會對民族主義產生重要影響。

在中國民族主義演變上，一般都注意到外國侵略的影響。外國侵略是激發中國民族意識、形成民族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產生的一個誘因。但在中國民族主義演變中，僅僅著眼于外國侵略的一面，恐怕不足以理解其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比如，對外國侵略的認識，近代中國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如“鴉片戰爭”，清朝將之作為一個普通事件，民初注意到鴉片戰爭的負面影響，但強調鴉片戰爭導致了煙毒泛濫。

南京國民時期開始將鴉片戰爭視為帝國主義侵略之始。從對鴉片戰爭認識變化可見，如果不了解當時的認識，就可能會犯“時代誤置”的錯誤。再如，1930年代日本侵略所引起的中國民族危機，激發了中華民族意識，要求聯合中國各民族抵抗日本的侵略；但是，漢族意識卻在此時興起。這僅從日本侵略方面就難以解釋。因此，對民族主義的研究，不僅要注意到外部因素，也要關注內部因素。

統治合法性對民族主義的影響，首先體現在政權更迭，這可能會改變民族主義的內容與形式。近代中國，經歷了清、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北京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政權變更較為頻繁。如何證明自己統治的正統性與政權合法性，是各個政權需要面對的問題。教育往往被作為維護統治的工具，清政府、民初袁世凱政府以及南京政府都是如此，尤其是國民黨南京政府建立，政治制度和統治方式都發生了改變，使民族主義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而與此不同的是，1922年新學制表現出對教育的全新理解。其次是民族主義內部不同權力結構之間不同的政治訴求也影響到民族主義。

建立民族—國家是民族主義的基本訴求，但這種訴求對精英知識分子的意味是不同的。討論民族國家認同，需要注意的是：誰之認同？認同什么？就前一個問題而言，民族主義精英知識分子會有不同的派別與訴求；就后一個問題而言，所謂民族、國家認同或許有不同的意指。政府、精英知識分子、民眾之間的關系是影響民族主義演變的一個因素。

確立統治合法性的途徑是什么？合法性的確立高度依賴于對共同體和民眾的社會記憶，歷史教育是確立政治認同的有效途徑。民族主義者會采取多種敘述策略，把民眾的民族認同轉化為政治認同。杜贊奇指出，民族主義者為了動員民眾，不僅僅依靠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也依靠大量權威性的歷史詞匯來作為新思想的聯結點，使之作為對傳承的優先敘述。

在歷史教科書編寫時，政府會要求運用一些諸如“民族”與“國家”等“歷史詞匯”以達到目的。編者在安排敘述要素，如選題和選材、敘述的類型、敘述的結構模式、敘述的語言等過程中，都帶有一定的傾向性，以實現其政治訴求。

這在中國民族敘述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中國是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民族主義者面臨著雙重任務：一是要在多民族的現實中，形成一個整體的中華民族認同，以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二是在形成中華民族認同的同時，確立政治認同。晚清，民族主義者在建立什么樣的國家上有很大的分歧，在該采取何種方式上也有不同的看法。

民國時期，為應對國內民族分裂的危險以及1930年代后日本侵略所引起的民族危機，民國政府不斷調整民族政策；而北京政府與南京政府的政權更迭使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復雜。清和民國政府采取何種方式來維護國家統一、民族獨立和自己的統治，直接影響到民族主義的演化。

這里需要關注的是：第一，把確立統治合法性作為認同中心會對民族主義產生何種影響？第二，從歷史中來建構民族認同和政治認同，其效果如何？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要關注其內部因素，同時，也要關注歷史的反建構特征。

基于對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研究情況和歷史教科書基本功能的思考，清末民國時期中國歷史教科書，對認識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提供了參照：政府與編者（知識界）共同促成了教科書知識生產，二者有所分合，從而蘊含社會意識演變的多種可能性；政治認同優先于甚至替代民族國家認同，真正的民族國家認同很難建構起來，對民族主義的研究，要關注其內部因素；利用歷史來建構認同，要注意到歷史的反建構特征：歷史會沖擊通過歷史建構的認同，甚至動搖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