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上海英租界設立后，美租界、法租界相繼辟設。1854年，英美法三國成立聯合租界，后法租界從聯合租界中獨立出來，英美租界繼而正式合并為公共租界。

由此，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成了上海的兩個租界。租界區在上海近代史上是一個特別的存在，研究近代上海城市，甚至是在中國近代革命研究中，租界都是值得討論的對象。6月10-11日，上海師范大學舉辦了“法租界與上海城市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一批熟練掌握法語，又具有良好研究基礎的年輕學者聚集一堂，就相關議題進行了探討。

法租界是上海史研究的短板

其實，從20世紀90年代以后，歷史學界對近代上海展開了很多研究，上海史也因此成了城市史研究當中成果卓然的一個領域。然而，就上海史而言，法租界的研究仍然是其中的一塊短板，需要年輕一輩學者去努力。在6月10日的開幕式上，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蘇智良教授、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王健教授、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周振鶴教授都在發言中表達了這個看法。

周振鶴教授在發言中談了兩點感受。首先，他認為從政治制度上看，中國和法國有相似性，歷史上都是中央集權制。“波蘭也是，但法國與中國更相似，這背后是什么原因，是因為小農經濟么，這個問題可以進一步探討。”其次，他最欽佩法國漢學史。

周教授說，在一戰前世界的通用語言是法語，凡爾賽條約會議上英語、法語并行使用，其后英語即成了世界通用語言之一，到了二戰后，英語則一統天下。以前學者懂英語的多，懂法語的少，導致很多法語文獻沒有被研究者所使用，因而存在研究空白、研究短板。另外，周教授與與會學者分享了他在法國漢學研究所的見聞，稱那里所藏的一些法文資料可謂是學術研究的“富礦”，鼓勵年輕一代學者利用語言優勢進行相關研究。

王健教授在發言中也表達了對年輕學者的期望，同時他談到了自己對于法租界的一些認識。王教授指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是近代上海一個獨特的存在，但二者之間也有區別。“從管理上說，公共租界重市場，法租界重政府。公共租界是商人自治的，主張自由市民，政府、領事的管理有限，而法租界則完全不一樣。法租界控制在領事的手里，這可以說是雅各賓管理模式在中國的延續。從城市風貌上來說，公共租界重商業，法租界重宜居。法租界由政府管理，規劃先行，在街區設計等方面花了很多功夫。所以法租界是有錢人最想居住的區域。從文化上來說，公共租界重世俗，法租界重宗教，更有文化氣息。另外，因為租界對革命存在管理的縫隙，所以租界對中國近代革命來說意義也不一般。但是這一點在公共租界與法租界表現也不完全一樣，值得深入研究。

蘇智良教授則在發言中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提出了更進一步的設想。目前已經有一批懂語言有能力的年輕學者在挖掘法語資料，從事相關課題的研究，蘇教授建議，未來可以把法租界的研究事業從上海的法租界轉向整個中國，進一步研究法租界與中國的關系。再者，也可以把越南也包括進來，一起來拓展這個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這次研討會聚集了來自上海、北京、臺灣、香港、法國的十余位年輕學者，他們中的不少人具有語言優勢，能夠利用法文資料進行研究，對以往法租界研究中的“空白”進行了補充，也對近代史上法租界的復雜性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

愛棠：不為人知的法租界奠基人

提起法租界，這并不是一個陌生的話題，但是其中又有許多鮮為人知的人和事。本次研討會上，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的牟振宇副研究員利用法國外交部所藏檔案文獻，向聽眾介紹了一位名叫愛棠（Benoit Edan）的法國人。

愛棠在中國工作了14年，一直致力于法租界的事業。法租界史研究巨擘梅朋的著作中對其描述只有寥寥幾句，說他原是洋行職員，梅朋坦言受材料所限，對愛棠的了解十分不完整。在相關的文獻記載中，他是一個模糊不清的人物。

最流行的愛棠的傳記見于《上海租界志》人物卷，說愛棠是法國人，原為利名鐘表行的職員，“1853年6月署理法國駐上海理事”，并記載其個人事跡。牟副研究員指出，這則簡短的記載謬誤頗多。除了愛棠署理法國駐上海理事館的時間、升任正領事的時間及卸任時間均有誤外，還給人形成一種印象：愛棠是從一個普通的洋行職員轉變為領事的。

雖然在開埠初期，洋商或洋行職員擔任領事不乏其人，牟副研究員舉例說，比如美國旗昌洋行大班金能亨擔任美國領事，顛地洋行大班比爾是“英國商界大王”之一，1853年他擔任葡萄牙和荷蘭領事。那么，愛棠與金能亨、比爾是同一類人嗎？在法國外交部查閱了相關檔案后，牟副研究員得出結論，愛棠與金能亨、比爾完全不是一類人。同時，他也通過這些檔案資料基本復原了愛棠的人生經歷，并對其歷史貢獻進行了客觀的評價。

通過牟副研究員的報告，我們可以了解到愛棠畢業于巴黎高等師范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至少通曉英語、西班牙語、馬來語和印度語的方言四種外語。1845年愛棠離開法國在新加坡謀得一份工作。當時法國與中國已簽訂《黃埔條約》，法國享有英國在華的一切特權，此外，越南、暹羅等印度支那地區也成了法國殖民擴張的范圍。

在新加坡工作時，愛棠受雇于西班牙領事館，因為當時西班牙領事館代理法國和比利時的領事業務。所以愛棠熟悉領事工作，也曾向法國外交部寫信申請到中國或亞洲工作的正式職位，然而外交部的回復卻令其失望。如此幾次三番之后，一個朋友告訴屢受挫折的愛棠，正在上海任職的敏體尼領事急需一個幫手。

敏體尼是法國首任駐滬領事，是法租界的開辟者。1847年初在赴上海任職的途中，敏體尼曾停靠新加坡，在那里他與愛棠有過一面之緣。愛棠抓住這個機會遠赴上海參與法領事館的工作，1850年8月29日法國外交部正式任命愛棠為法國駐上海領事館一等主事。兩年后，敏體尼回國休假，他向外交部推薦愛棠主持領事館事務，信中對愛棠的工作多有肯定，不乏溢美之詞。1852年11月24日，外交部通過了敏體尼的提議，愛棠由此開始主持領館一直到1857年敏體尼再次回到上海為止。

愛棠主持法領事館工作期間，上海正值多事之秋，1853年3月太平天國起義軍攻占南京，危險直逼上海，引起外交恐慌。其后不過半年，又發生了小刀會起義。愛棠為保護法僑做出不少努力。在澳門工作的法國駐華公使代辦顧隨公爵（Comte de Courcy），對愛棠這一時期的努力極為贊賞。受顧隨和法國駐華公使布爾布隆的推薦，1856年愛棠被授予法國榮譽軍團勛章騎士勛位。即使是1857年敏體尼回到上海之后，愛棠依然從事法領事館的工作，敏體尼不在上海期間也依然由愛棠主持領事館工作。

說愛棠是法租界的奠基人，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的工作上。首先，愛棠促成了法租界的第一次擴界，將法租界靠近黃浦江的邊界延伸了650多米，租借面積擴大到59公頃。其次，他創建了法租界的公董局。公董局的成立意味著法租界有了獨立的行政機構，有利于法租界內各項市政工程的開展和實施。另外，戰爭期間為保護僑民，愛棠還成立了巡捕房，組織建立了義勇隊。1863年愛棠結束在上海的工作，赴天津入職新的工作。

牟副研究員在報告中說，當初在法國外交部檔案館有意查閱相關檔案時，也只抱著碰碰運氣的心理，沒想到就發現了不少資料。雖然研討會上的這個報告還處于研究的初步階段，有待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但由此也可看出，就當前的法租界研究，發掘法文史料是十分必要的。

“自由法國”在上海，選擇貝當還是戴高樂

“自由法國”運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人民發起的、以抵抗納粹德國侵略、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為目標的愛國運動，由戴高樂將軍領導。“自由法國”和上海有怎樣的聯系，以往學界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研討會上就職于上海師范大學的青年學者蔣杰所做的報告題目就是《“自由法國”運動在上海（1940-1942）》。蔣博士曾在法國求學，掌握不少資料，在這個研究中他主要利用法國外交檔案試圖重構“自由法國”運動在上海興起和發展的過程，那么，“在上海這個法國特殊的勢力區域內，‘自由法國’運動是什么樣的？”

法國戰敗得很快，貝當元帥向德國求和，成為維希政權的元首。當時在上海的法國僑民面臨一個抉擇，是選擇維希政權還是選擇戴高樂政府？蔣博士指出，法國駐滬當局工作人員面對這個選擇十分糾結。從情感上，很多人反對主和，希望能繼續對德作戰。但是考慮到復雜的現實情勢，他們必須考慮兩個問題，一是所效忠政權的合法性，二是要盡最大可能保護法國的殖民利益，此外，在上海的地界上，他們還要考慮如何處理與英美、日本的外交關系。

法國戰敗后不久，時任法國駐華大使戈思默即選擇了貝當，因為維希政府的成立符合憲法程序有合法性，而且受到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承認，再者若是選擇戴高樂政府，在上海可能面臨日本占領的風險。

倒向貝當元帥的維希政府，是法國駐華大使館當時的一個選擇，并不是上海法國僑民的共同的選擇，而且也不意味著選擇使館工作人員的內心認同。在上海，領事館執行維希政府的命令，號召廣大僑民支持維希政府同時保護法國在華的殖民利益，但是其并未對“自由法國”派采取強硬措施。然而，在上海的法國僑民，還有一部分的法國駐滬當局的工作人員都選擇加入了“自由法國”運動，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法租界公董局警務處二號人物饒伯澤和上海“法國參戰軍人會”主席愛高。

當然，在“維希派”和“戴高樂派”之外，還有一大批人是屬于“中間派”，他們既不認同維希政權，但由于各種原因也不敢或不愿加入戴高樂的陣營。蔣博士說，事實上，這一派才是為數更多的主要人群。

但隨著二戰的推進和國際形勢的變化，局面開始朝對戴高樂有利的方向發展，其中1940年的“奧蘭事件”是局面逆轉的關鍵。

法德媾合后，英國擔心法國海軍落入納粹德國之后，隨即在1940年7月初全面控制了停泊在英國港口內的法國軍艦，并建議停泊在北非地區各軍港的法國海軍接受英國海軍的指揮，然而法國方面并未接受。7月3日，英國海軍對停泊在奧蘭港的法國海軍發動突襲，最終造成約1300名法國水兵身亡，此即“奧蘭事件”。

“奧蘭事件”發生后，英法關系遭到破壞，原本以倫敦為基地的“自由法國”運動也遇到挫折，而此時，在上海戴高樂的支持者和具有愛國熱情的旅滬法僑卻艱難地開始了“自由法國”運動。當然，上海的“自由法國”運動并不順利，其與法國駐滬當局的矛盾、受國際外交形勢的影響和日軍的威脅都使得上海的“自由法國”運動經歷了挫折，日軍全面占領公共租界后，“自由法國”運動也跟著陷入停滯。

討論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往往會將遠東戰場和歐洲戰爭分開來看，事實上，它們是一個整體，二者互相影響。受“西方中心論”的影響，國際學界在這一主題上的歷史書寫往往忽視了中國的抗戰而過度關注歐戰，而蔣博士的這個研究案例則表明，歐洲戰場的重大事件與中國同樣有不可割裂的聯系，而這個聯系應該受到學者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