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學術的一大特征是專業化。時至今日，還說“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的，不是天才，就是癡漢。承認“術業有專攻”，并非死守楚河漢界，選擇適當的時機上下求索，左右開弓，這樣聰明的學者大有人在?？紤]到傳統中國文史不分家，“史家”愿意“論文”，從來不會被低估，反而可能被高看一眼。

二十年前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王瑤主編的《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討論晚清以降十七位研究中國文學的大家，其中前幾位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胡適、郭沫若等，都是文史哲兼通，開一代風氣的大人物。此外，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傅斯年的《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以及鄧廣銘的《辛稼軒年譜》等，也都是史家談論中國文學的精湛之作。那么，錢穆（1895-1990）講述、葉龍整理的《中國文學史》，是否可放在此系列中談論呢？答曰：不行，因其屬于通俗讀物，不像上述諸君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值得專家認真對待。

葉龍整理的錢著《中國文學史》，前年在《深圳商報》連載，去年由成都的天地出版社刊行，發行狀態很好，但媒體及學界的評價天差地別——前者熱情擁抱，后者置若罔聞。我的立場居中，既不認同過度吹捧，也不主張完全抹殺。在我看來，這是一位歷史學家偶爾客串講授“中國文學史”課程的記錄整理稿，不該以專業水準來衡量，而應主要著眼于課堂呈現、通才理念以及文化自信。這樣，才能準確地為此書定位。

從講演錄到文學史

葉龍整理的《中國文學史》，并非錢穆第一種文學研究著作。作為史學家，錢穆主要以《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等在學界享有盛名。此外，還有很多學術史、思想史或文化評論書籍，“惟有關文學方面，僅有一冊，名《中國文學講演集》”（參見《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314頁，長沙：岳麓書社，1986）。這是錢穆八十八歲完成《師友雜憶》時的感嘆。言下之意，這方面的工作，他本來可以且應該有更多的成果。大概是為了彌補此缺憾，第二年臺北的東大圖書公司刊行《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同時推出了錢著《中國文學論叢》。

1963年香港人生出版社版《中國文學講演集》收文十六篇，1983年東大圖書公司刊行的《中國文學論叢》在前書基礎上，添加了十四篇。這兩冊“文學論”，基本上都是演講稿，“并沒有一貫的計劃和結構”，且因“聽眾對象不同，記錄人亦不同，因此所講所記，精粗詳略各不同”，但作者對自家講授中國文學的能力及水平還是很有自信的：“我曾在新亞講過兩年中國文學史，比較有系統，但我在冗忙中，并未能把學生課堂筆記隨時整理改定?！保▍⒁婂X穆《〈中國文學講演集〉自序》）半個世紀過去了，這整理課堂筆記的遺愿，總算由弟子葉龍代為完成。在這個意義上，錢著《中國文學史》的刊行，還是可喜可賀的。

收入《中國文學講演集》的《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中國散文》《中國文學中的散文小品》，以及收入《中國文學論叢》的《中國文學史概觀》《再論中國小說戲劇中之中國心情》等，都值得一讀。除了這幾篇文章本身自有佳處，還因其與錢著《中國文學史》有頗多關聯。此外，錢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卷一的《讀〈詩經〉》《〈西周書〉文體辨》，卷二的《中國古代散文——從西周至戰國》，卷三的《讀〈文選〉》，卷四的《雜論唐代古文運動》《讀〈柳宗元集〉》《讀姚鉉〈唐文粹〉》等，也都是在講授文學史課程時略有想法，日后擴展成專題演講或專業論文的。也就是說，從專業角度考量，錢穆談論“中國文學”的精華，不在這冊課堂筆記整理本中。

除了課堂講授的特點，還必須考慮錢穆本人的學養與精力。1955年的錢穆，正為主持新亞書院事務忙得不亦樂乎。自1949年秋天創校，到1964年夏天辭職，加上此前亞洲文商學院一年，錢穆自稱“亦為余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308頁）?？匆唤闀绾伟资制鸺?，與諸同道齊心協力，在兵荒馬亂之際，為延續中華文明血脈而艱難辦學，還是很讓人感動的。這種工作狀態，與三十年代在北大教書，每周四節課，客居湯用彤家，離太廟很近，經常在參天古柏下備課，“發思古幽情，一若惟此最相宜”（《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147頁），完全不是一回事。

雖說錢穆早年熱愛文學，教過中小學國文，可長期全力以赴治史，無暇他顧；如今挑起講授中國文學史的重擔，近乎急就章，不可能有多少精彩的見解。明白此書的來龍去脈，對錢著《中國文學史》就不會過高期待或過分苛求。

錢著《中國文學史》共三十一章（含“緒論”與“結論”），從先秦一直講到晚清，如此貫通性著作，沒有長期積累，很難一蹴而就。此書學術水平不高，但作為散文閱讀很不錯。這么說，并非完全貶義。如今的文學史著作，部頭越寫越大，越說越復雜，知識傳授很全面（準確與否不論），但大都不可讀。錢著則相反，學術創見甚少，但好看，一口氣就能讀完，偶爾還會心一笑。錢著其實參考了不少他人著作，但從不聲張；專業著作不能這么做，課堂則無所謂。尤其是講文學通史，沒有人全都了然于胸的，有所借鑒很正常。只不過以下這段話，因媒體的再三引述，把大家的胃口吊得很高：“直至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保ㄥX著《中國文學史》第4頁，下同）其實，錢穆只是泛泛而論，并非自我標榜；讀者正不必自作多情，以為錢著真有此成就。

談論錢著《中國文學史》，不妨就以第三篇“《詩經》”為例。講中國文學史，《詩經》是重頭戲，誰都繞不過去，很能考驗講者的學術水平及授課技巧。錢穆先從“《詩經》的話很美”說起，強調“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確實“與西方荷馬史詩之風格意境完全不同”?！啊畻盍硐e之意有三千多年。樹枝搖動有親近之意，可以說，西方并沒有如此傳統的文化。中國三千年之古典文化，其簡明乃有如此者?！保?1頁）接下來，略為解釋什么叫風雅頌、賦比興，斷言《詩》三百篇“實即寫物抒情之小品”（14頁）。再引兩句陶詩，還有陸游晚年山村寫作，贊揚其好就好在天人合一?！拔崛巳缬私獯朔N詩境，必須先懂賦比興，是到了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這與西方文學不同。西方之神性，乃依靠外在命運之安排，故鬧成悲劇，如《鑄情》（引者按：即《羅密歐與朱麗葉》）。馬克思要達到掌握自己命運，要打倒敵體，絕不能和平共處，故不會有天人、心物合一，亦不會有如‘好鳥枝頭亦朋友’那樣的詩?！保?5-16頁）為了說明什么叫“起興”，錢穆又逐一講解唐人張籍的《節婦吟》、唐人朱慶馀的《近試上張水部》、五代溫庭筠的《菩薩蠻》，最后拉回到本篇主題：“所謂‘奇文共欣賞’，欣賞的心情等于第二次的創造。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此詩對每一位欣賞者均可作出不同的創造，故永遠是活文學?！保?0頁）如此吃重的一課，錢穆講得很輕松，東拉西扯，聽起來好玩，只是關于《詩經》的專業知識著墨太少。不談政治立場，單從“授業”角度，這么教《詩經》是不太合格的。

一部中國文學史，當然可以有各種教法，輕重緩急之間，如何處理，就看講者的能力與旨趣。課堂上的錢穆，喜歡中外比較，可惜外國文學非其所長，話雖說得有趣，但多不靠譜。另外，既然講通史，元明清三代的小說戲曲，無論如何不該草草打發。只講古典詩文而藐視小說戲曲，清末民初有過（如林傳甲），但二十年代以后的課堂及著述，不太可能這么做。這本是明顯的缺憾，可作者故作鎮定：“小說戲曲這一類文體，在西方算是正宗，在中國則不然”（290頁）；“詩文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正宗，這是客觀的講法，《水滸傳》《紅樓夢》等只是消遣的讀物”（305-306頁）。要真的認定《紅樓夢》不值一提，那也是一種立場（盡管顯得陳腐）；但實際上，錢穆之所以這么做，除了自家沒有多少研究，主要是看不慣胡適大力表彰《紅樓夢》（333頁）。日后，在《中國文學史概觀》（見《中國文學論叢》47-64頁）中，錢穆大幅度調整，談古代詩文僅占六頁，而說元明清戲曲小說的竟有九頁，只是在揚《三國演義》《水滸傳》而抑《紅樓夢》《儒林外史》這一點上，還保留了自家的閱讀經驗。

錢著談及詩歌部分，可謂“也無風雨也無晴”。以下這兩段評語，說不上獨創，但總算有點自家體會，且符合作者尊崇儒家的立場：“陶潛、王維和孟浩然三人都是田園派詩人。論性格，孟之性格在王之上，陶之性格更在王之上。陶詩變自孔孟，王詩則變自佛理而帶有政治意識。陶淵明性格如虎，極為活躍，其詩更為可愛?！保?01頁）“杜甫的詩不超脫，卻是人生實用的，故其境界比莊子為高，莊子只是一位哲學家；陶淵明與屈原相比，陶為人退隱而不合作：故屈原、杜甫可說已達到中國文學的最高境界，而莊子、陶淵明則較次?！保?6-67頁）同樣是滿天星斗、興會淋漓地“談詩”，比起前輩陳衍，或同代人顧隨來，錢穆明顯顯得隔，或曰“不在行”。

錢穆真正有感覺的是古文，這一點在《中國文學史》中看得很清楚。第七篇“中國古代散文”、第十四篇“漢代奏議、詔令”、第十七篇“建安文學”以及第二十三、四篇“唐代古文”上下，是較能顯示作者學養與才華的[第九篇“楚辭（下）”談文學的地域性以及地理名詞考證，因作者原有相關論文，也能出彩]。這很大程度緣于作者早年的文學興趣，以及教習中小學國文的經驗。據錢穆自述，“自念幼嗜文學，得一詩文，往往手鈔口誦，往復爛熟而不已”（《〈中國文學論叢〉再序》）。由韓柳文章入手，逐漸深入古典世界，最后成為現代中國著名的史學家，這一獨特的治學經歷，在《〈宋明理學概述〉自序》（見《宋明理學概述》，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中有更為清晰的表述。正因早年沉湎韓柳古文及桐城文章，日后雖轉為治史，一旦需要講授文學史課程，錢穆還是能有若干自家體會。

至于第十四篇表彰曹操寫詔令文“揮灑自如，有話則長，無話則短”；“筆調任意揮灑，且帶有俏皮而浪漫的情趣”（88-89頁），其實得益于作者早年在廈門集美學校教國文時的發現。《師友雜憶》曾談及發現曹操《述志令》的故事：“時余方治中國文學史有新得。認為漢末建安時，乃古今文體一大變。不僅五言詩在此時興起，即散文為體亦與前大異。而曹氏父子三人，對此方面有大貢獻。惟曹氏此文，不僅不見于《文選》，即陳壽《三國志》亦不錄，僅見裴松之注中。故首加選講?！保ā栋耸畱涬p親?師友雜憶》103-104頁）此乃晚年追憶，并非第一手資料，但我還是認可錢穆的自述。

一個中學教師，從《三國志》裴松之注中發掘出曹操的《述志令》，由此悟出建安時期乃古今文體一大轉變，并將其選作課文，確實很有眼光。問題在于，整理者葉龍為了表彰乃師學問，稱“曹操在文學上之成就與特殊地位，實為錢師近代最早之發現者”（142頁），且在跋語里再三辯駁（343頁），這就有點過分了。因為，“文學貴能自覺獨立，其本身即有獨立的價值技巧，此即始于建安文學”（131頁），這樣的大判斷，明顯不是錢穆從其服膺的儒家學說中能夠推導出來的；至于“所以有人稱他是一位改造文章的祖師”（89頁）這句話，更是透露錢穆講這兩章時，參考了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錢穆講古代文章，確有自家心得；但為了讓學生理解，借用若干新詞，反而顯得不般配。比如，錢穆推崇韓愈，稱他是“中國散文作家之始”（245頁）、“數千年來在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第一流大文豪之一”（244頁），這都沒有問題，遺憾的是不恰當地引入“純文學”的概念：“古代的經、史、子雖亦可說是文學，但并非純文學，韓愈在文學上的貢獻是：到了韓愈，才從這批典籍變成純正的散文，即成了純文學?！保?24頁）“純文學”這個新詞，從錢穆口中說出來，總覺得有些古怪。至于稱“中國近數十年來一直搞純文學的，可說只有魯迅一人”（306頁），那就更是不知所云了?！吨袊膶W論叢》中收有《中國散文》及《中國文學中之散文小品》兩文，都在表彰韓愈，一說“散文確獲有純文學中之崇高地位，應自唐代韓愈開始”；一稱“唐人喜歡寫詩贈人，韓昌黎改用贈序和書札等，外形是散文，內情則是詩，是小品的散文詩”（見《中國文學論叢》68頁、88-89頁）。在我看來，后者更為妥帖——可見錢穆也在不斷地自我修正。

課堂的魅力及呈現

從學術著作角度批評錢著《中國文學史》，明顯牛頭不對馬嘴；人家本就是課程講授筆記，不可能有多少創見與新知。只有將此書還原到1955年新亞書院的課堂，才能準確判斷其得失。幾年前我曾撰寫《“文學”如何“教育”——關于“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初刊[香港]《中國文學學報》創刊號，2010年12月；收入《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談及康有為、章太炎、魯迅、朱自清、黃侃、汪辟疆、沈從文、顧隨、錢穆、臺靜農等人的文學課堂，特別提及新亞書院的課程設置中，“文章”占很大比重，而且由院長親自任教；“錢穆做出這一選擇，或許有師資力量或學生趣味的考慮，但起碼是對自家的文學修養很有把握”（《作為學科的文學史》197頁）。

為何要關注文學課堂？那是因為，“晚清以降的中國大學，總的趨勢是重‘學問’而輕‘教學’。學問好但不會講課的（如劉師培），問題不大；反過來，很會講課但極少著述的（如羅庸），可就大大吃虧了。當初聲名遠揚，時過境遷，很容易被遺忘”。上過大學的人都明白，那些曾經生氣勃勃地活躍在講臺上的教授，是多么值得懷念?？上У氖?，“文字壽于金石，聲音隨風飄逝，當初五彩繽紛的‘課堂’，早已永遠消失在歷史深處。后人論及某某教授，只談‘學問’大小，而不關心其‘教學’好壞，這其實是偏頗的”（參見《作為學科的文學史》222頁、153頁）。

閱讀錢著《中國文學史》，越發堅定了我的這一想法。錢穆對“中國文學”的閱讀、欣賞與研究，屬于業余性質，不合適放在學術史上論述；但錢穆對課堂的把握，對學生心理的了解，以及演講技巧的嫻熟，值得我們關注。上世紀五十年代以降，錢穆的大部分著作，其實都是根據演講整理而成。演講而成書，即便學術深度不夠，也自有其獨特魅力（參見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文學評論》2007年第3期）。問題在于，不是所有演講或課堂都值得轉化成文字并廣泛傳播的，必須是名家、好課、善整理，方才可能珠聯璧合，成就一冊好書。

最佳狀態是，演講者口吐蓮花，整理者配合默契，最后再由作者本人修訂增補，親自授權出版。這樣的書，學界一般將其視同本人著作，如梁漱溟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陳政、羅常培記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鄧恭三記錄，北平：人文書店，1932年）、錢穆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葉龍記錄，香港：孟氏教育基金會，1961年）。“記得早年筆者曾整理錢先生所講《中國歷史研究法》，此稿經錢先生修訂后出版，其中有刪改潤飾，亦有增添，甚至有加入一整段的?！保▍⒁娙~龍《〈中國文學史〉跋》，《中國文學史》340頁）很可惜，錢著《中國文學史》沒有這樣的機緣。

沒能由作者親自修訂，但其學術價值依舊得到學界認可的，也自有不少，比如曹聚仁筆錄的章太炎《國學概論》（上海：泰東圖書局，1922年）、羅常培筆錄的劉師培《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南京：獨立出版社，1945年），以及葉嘉瑩筆錄的顧隨《鮀庵詩話》（見《顧隨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一般都認為可信度很高，可作為本人見解引用。而要做到這一點，記錄者必須符合以下四條件：具備相關專業知識；沒有方言方面的障礙（如章太炎）；寫字較快甚至受過速記專業訓練（如羅常培）；整理態度極為虔誠。

作為中國文學專業的本科生，葉龍多次聽錢穆講課，自稱完全聽得懂他的無錫口音，加上“自創草書，筆錄較快”，當初錢穆查閱學生筆記時曾表示認可，假如那時整理成書，“很可能會取用我的筆記本”（參見《〈中國文學史〉自序》）?？紤]到錢穆的《中國歷史研究法》確實是由他記錄整理的，我們有理由相信葉龍是此書合格的整理者?？烧碚卟辉撛秸f越神，甚至信誓旦旦，稱錢師課堂上說的每個字都記錄下來了（2016年5月27日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演說）。若非受過很好的速記專業訓練，誰也不敢說全都記下來了。大部分學生說粵語，錢穆只好放慢講話速度；加上他講課時習慣“在講壇上往來踱步之間，散發出一股非常獨特的神采”（參見陳志誠《〈中國文學史〉序二》），還有需要板書等因素，每節課講授內容有限；可即便如此，眼下長長短短的各篇，大都不足以支撐起每周三節課。之所以如此較真，不是埋怨葉龍記錄不夠細致，而是提醒讀者，這只是錢穆講課的大致輪廓。

錢穆當過中小學老師，在北大教書時效果也很好。無論本人的《師友雜憶》，還是同事及學生的追懷，都讓我們相信錢穆會講課。讀葉龍整理的《中國文學史》，最大的感覺是技巧有余而專業不足。此書不要說無法與劉師培的《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比肩，即便與鄭臨川記錄、徐希平整理的“聞一多論先秦兩漢文學與唐詩”、“羅庸論魏晉南北朝文學與唐宋文學”相比，也是差了一大截（參見《笳吹弦頌傳薪錄——聞一多、羅庸論中國古典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錢書的粗淺，有老師實力，有學生素質，還有課程設計的問題。

《師友雜憶》中，錢穆曾自述求學經歷：“余之自幼為學，最好唐宋古文，上自韓歐，下迄姚曾，寢饋夢寐，盡在是。其次則治乾嘉考據訓詁，藉是以輔攻讀古書之用。所謂辭章考據訓詁，余之能盡力者止是矣?！灰庠鈺r風之變，世難之殷，而余之用心乃漸趨于史籍上。”（《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321頁）如此半路出家，錢穆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的功力，無法與劉師培、聞一多、羅庸等相提并論。此外，還必須考慮學生水平，早期北大或抗戰中西南聯大中文系，集中了全國最優秀的熱愛文學的學生，這與草創時期新亞書院的生源，根本不在一個層面上。當老師的都明白，你學問再大也沒用，面對特定學生，只能因材施教。在這個意義上，錢穆那些不太專業的論述（包括引申與穿插），說不定更適合當年新亞學生的接受水平。

讀1955年7月1日印刷的《新亞書院概況》，中文系學生需要修習的課程包括：“大學國文”八學分，“本課程與歷代文選相輔而行”；“歷代文選”六學分，“本課程依時代之先后，選錄名家代表作品，以見文章升降變遷之跡，為學子示范之用”；再就是“中國文學史”六學分，“本課程亦依時代為序，述文學流變之跡”，從上古說起，一直講到“明清之科舉文，五四運動后之語體文”（參見《新亞書院概況》55-59頁）。這三門課都涉及“中國文學”，講授重點不一樣。單看錢著《中國文學史》，很多地方蜻蜓點水，那是因為有別的課程相配合。再說，劉師培講“漢魏六朝專家文”、顧隨講“唐宋詩”，那是專題課，教師可以任意揮灑才華；聞一多、羅庸講先秦兩漢文學或魏晉南北朝文學，之所以很有學術深度，也是因此乃西南聯大中文系的“提高課程”，是在學生修過“中國文學概要”后，為引導其進入研究狀態而開設的，“老師的講課等于試作示范”（參見鄭臨川《〈笳吹弦頌傳薪錄〉前言》）。這你就明白，作為創立不久的新亞書院中文系的必修課，錢穆的“中國文學史”，大概也只能講成這個樣子了。

通人期許與抗辯心態

赤手空拳創辦新亞書院，談何容易？在日理萬機的同時，錢穆為何不選擇駕輕就熟的史學課程，而非要教從未講過的“中國文學史”？說好聽是勇于挑戰自我，說不好聽則是誤以為自己無所不能。這就說到了錢穆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認識，以及成為一代通儒的自我期待。

談論現代中國學術，錢穆有兩段話很精彩：“文化異，斯學術亦異。中國重和合，西方重分別。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分門別類，務為專家，與中國傳統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循至返讀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響將來學術之發展實大，不可不加以討論?！保ā冬F代中國學術論衡》第1頁，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批評過新文化運動使得舊文化舊學術掃地以盡，整個社會“治學則務為專家，惟求西化”，錢穆反過來主張：“非謂不當有此各項學問，乃必回就中國以往之舊，主通不主別。求為一專家，不如求為一通人?！保ā冬F代中國學術論衡》第4-5頁）基于此信念，錢穆拋開各種“專家之學”，從通人的角度談中國。于是，該書分列宗教、哲學、科學、心理學、史學、考古學、教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藝術、音樂等十二目，用十五萬字的篇幅將五千年中華文明“一網打盡”。

關于中國文化重通人而輕專家的說法，錢穆在好多地方提及，且認真地付諸實踐。看他晚年演講的話題，真的無所不包、無所不能。別的我不敢妄議，就談他關于“中國文學”的看法?！冬F代中國學術論衡》中談文學，依舊是漫無邊際的中西比較：“西方文學從外面事物求其獨特奇異”，“中國人貴從內心同處言，尋常平實，而其可樂可喜，可哀可怨，有更深入更生動者”；“如古希臘之小說戲劇，言及男女戀愛者何其詳，何其盡。……中國詩人只言關關雎鳩四字，則人類男女戀愛之真情蜜意，亦已一語道盡，可無多詞”（參見《現代中國學術論衡》228-229頁）。面對老先生如此喋喋不休的宏論，真不知道怎么回應才好。若說有點參考價值的，還是那兩句提醒與勉勵：“是則欲深通中國之文學，又必先通諸子百家”；“昌黎能文起八代之衰，今人提倡新文學，宜當于昌黎有所師法”（230頁、233頁）。

在一個專業化時代，有通人志向及情懷，是大好事；但不能因此而低估專門家的意義，更不能把學問看得太容易，以為什么事情都能憑常識立論。錢穆晚年讀書太少而說話太多，懂的說，不懂的也說，雖因此擴大了社會名聲，但學界已經不再與其對話。作為演說家與傳道者，錢穆是成功的，其精神值得敬佩，但專業成績不宜過高估計。想象他是“國學大師”、“一代通儒”，就能隨時隨地左右出擊，包打天下，實在是低估了二十世紀中國學界的成績，也低估了閱讀者的鑒賞能力。

在《中國文學史》的“結論”中，錢穆照例把魯迅、胡適等“五四”新文化人掃了一把（雖然在具體論述時常偷偷借用），然后就是：“中國幾十年來在文化學術上的毛病是：一是意見的偏，二是功夫的偏”；“我所講的并非標奇立異，乃是有根據的。五四以來硬是要新奇，要創見，這只是無知識”（333、334頁）。其實“意見的偏”以及“硬是要新奇”，不是別人，正是錢穆自己。這其實很好理解，主流學者可以“平正通達”，身處邊緣者，為了發出自己的聲音，不得不極力抗爭，甚至劍走偏鋒。

在《師友雜憶》中，有一段話很能傳達錢穆的心聲：“新舊文學，為余當生一大爭辯。惟求人喜中國舊文學，當使人先多讀中國古書舊籍。余之畢生寫作，皆期為國人讀古書舊籍開門路。”（《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314頁）將對抗西學大潮以及批評“五四”新文化作為畢生使命，錢穆的這一立場貫徹始終，從未轉變過，這點讓人敬佩。在總共八講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結束語是這樣的：“我不能站在純歷史純學術的立場來講話，有時不免帶有情感，隨便空說，請諸位原諒?！保ā吨袊鴼v史研究法》147頁）這不是客套話，更不是謙卑，而是帶有某種居高臨下的姿態，表明自家后期著述的抗辯立場。“文化自大，固是一種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考慮到當下情勢，錢穆希望“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中國人”（《中國歷史研究法》145頁），因而一輩子集中火力批判胡適等人的西化主張。

在新舊文化激烈對抗的二十世紀中國，各家都可能因過分強化自家立場，而懶得體會他人論述的合理性。因是抗辯之書，立場遠大于學問；時時處處與新文化人為敵，難得體會對方的好處與貢獻，明顯限制了錢穆的學術視野與論述深度。在我看來，這點殊為可惜。可斗轉星移，當下中國，社會思潮日趨保守，錢穆的立場越來越受到推崇，我的建議很簡單：理解錢穆對抗西學的姿態，同時尊重“五四”新文化人的思考與選擇。否則，不斷地翻烙餅，各領風騷三五年，不利于學術積累與思想推進。

2016年5月30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

（本文載2016年6月12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原標題為《非專業的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