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當代新儒家中，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是第二代中的代表人物。三人的學術與思想特色各有不同，牟宗三注重哲學理論體系的建構，唐君毅主要致力于中國人文理性精神的發揚，徐復觀則側重以史家立場闡揚儒學精神。目前大陸學界研究唐、牟二人的很多，研究徐的則較少。

徐復觀以史家立場闡揚儒學精神的代表作，當推《兩漢思想史》。在此書中，徐復觀聚焦于司馬遷的《史記》，著重探討其中蘊含的儒學理念尤其是反抗專制的精神。徐復觀研究《史記》的方法與立場是什么？他的研究方式在《史記》研究領域，乃至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居于怎樣的位置，具有怎樣的價值？這些問題值得探討。6月7日，臺灣東吳大學黃兆強教授做客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講座，做了一場以“徐復觀先生論《史記》”為主題的學術報告，圍繞上述問題與華東師大師生分享他的相關研究成果與心得。

講座現場

漢晉之間的人為何不重視《史記》？

講座伊始，黃兆強教授介紹了徐復觀由政治轉向學術的大致過程。徐復觀早年留學日本，一度受到馬列主義影響。1931年由于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而輟學回國。回國之后，徐復觀長期任職于國民黨軍界。1942年徐復觀到延安任聯絡參謀，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都有深刻的互動。

1943年徐復觀受學于新儒家第一代大師熊十力，熊十力教育徐復觀“亡國族者常自亡其文化”，后者深受震動，從此開始在從軍之余進行學術研究。受到蔣介石器重的徐復觀，耳聞目睹了國民政府上上下下的專制、腐敗之弊，他認為國民政府還沒有成長為現代民主政府。國民政府大陸敗亡之際，徐復觀告別軍政生涯，致力于學術研究。黃教授認為，徐復觀這種政治經驗使得他在研究、思考中國歷史問題時具有深刻的切膚之感，這也是他研究《史記》的現實緣起。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三大冊，其中《論﹤史記﹥》就達八萬字，足見他對《史記》的重視。黃教授介紹說，徐復觀一直對一個問題非常關注，就是《史記》在漢晉之間不受重視的原因。司馬貞《史記索隱?序》說：“（《史記》）比于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司馬貞認為，相對于班固的《漢書》，《史記》之所以不受漢晉之間的名賢所重視，是因為《史記》的文字過于古奧，不便閱讀。徐復觀說，韓愈之后，《史記》雖然流傳漸廣，但是學者們重視的是文辭、字句，與太史公精神則“渺不相涉”。易言之，《史記》的真精神被湮沒了。

黃教授指出，《史記》不被重視，并非是因其文字古奧，也不是因為篇幅過大，而是因為其中蘊含的太史公精神。徐復觀感嘆道：“它（《史記》）的‘未知見重’，非因其‘微為古質’，而實來自其中所蘊蓄的史學精神，與專制政治的要求，大相徑庭；所以東漢明帝已斥史公‘非誼士也’（見班固《典引》），后遂指為謗書。中國史學，隨專制政治的進展而日益衰落，則此書之不遇，可以說是歷史條件使然。”從根本上來說，《史記》中的史家精神，是反對君主專制的，這才是《史記》不受重視的真正原因。作為專制君主的漢明帝之所以指責司馬遷“非誼士”，就是因為《史記》對專制統治是有“謗怨”的。

徐復觀

司馬遷為何寫作《禮書》？

通過細讀《論﹤史記﹥》，黃教授發現，徐復觀特別重視《史記》中的《禮書》。

《史記》八書的第一篇就是《禮書》，司馬遷開宗明義：“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司馬遷強調，禮儀是按照人性來制定的。徐復觀的解釋是，禮治即是緣人情、依人性的政治，而不是統治者運用自己的人力去控制人民的政治，是通過禮樂教化使儒家的民本思想得以具體實現的政治。更重要的是，在《禮書》的思想中，禮治并非僅僅是禮儀制度之文字，而應該是儒家的仁義思想在現實政治中的具體實施。

徐復觀認為，司馬遷所說“通古今之變”的背后，是“得古今之常”。所謂“古今之常”就是儒家主張的仁義。徐復觀對禮與仁義關系的解釋是，行為的合理形式是禮，也就是義的展現，義后面的精神動力是仁。仁義精神，內以克制自己的私欲，外以為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而奮斗。內以肯定個人的人格，外以肯定群體人倫的共同價值，使個人生活于群體利益之中，群體生存于個人精神之內。徐復觀強調，在古今之變中，仁義可以作為任何人的立足點，可以在變中端正方向，具有振衰起敝的意義。這其實是儒家民本精神的發揚。

黃教授指出，徐復觀所認為的《禮書》之禮治意義，就是仁義精神的表現。但是，由于各代統治者的私欲作祟，他們破壞了禮治價值，更違背了仁義精神。歷史在變動之中發展，統治者不顧仁義精神、禮治價值，過度地使用權謀術數造成了無數災難與悲劇。

徐復觀批評，權謀術數既不能肯定他人，也不能肯定自己，根本不能作為人類的立足之術，不可能成為變中的常道。徐復觀認為，司馬遷對他生活的秦漢時代感痛尤深。秦漢統治者所謂的“禮”，完全成為統治者威壓臣民的工具。這與史公所說的“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相去太遠。簡言之，秦漢專制君主表面上提倡禮治，實際上恰恰是對禮治真義的破壞，司馬遷之所以寫作《禮書》，是因為他要通過對禮治真精神的探討，達到批判君主專制的目的。

《史記》是不是謗書？

黃教授認為，徐復觀研究《史記》時，對此書是不是“謗書”、有沒有“怨言”頗為重視。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文治昌隆，武功赫赫，在兩漢歷史上占據重要地位。但奇怪的是，司馬遷對漢武帝及其父漢景帝的評價并不高。今本《史記?孝武本紀》并非司馬遷所寫，而是后人根據《史記?封禪書》所補，據說司馬遷《今上本紀》原文被漢武帝“怒而削之”。東漢的衛宏在《漢舊儀注》中說：“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清代學者王鳴盛反駁衛宏，認為司馬遷雖被宮刑，但是并未死在獄中，而且在出獄后得到武帝任用，且《景帝本紀》也未說景帝之短。對于王鳴盛的反駁，徐復觀以司馬遷《報任安書》為據，認為其中“發憤”、“遭禍”等語，“其有怨言至為明顯”。

自王允說“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后世”，《史記》是不是“謗書”就成了《史記》研究的一大問題。徐復觀認為“怨言”、“謗書”之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解司馬遷“思來者”的精神，“思來者”灌注了司馬遷對人類命運的關懷，蘊含著對專制皇權的批判。

司馬遷表達反專制思想的語言比較隱晦迂曲，故后人常常讀不懂《史記》的內在精神。黃教授說，司馬遷在《汲鄭列傳》中記載了汲黯批評漢武帝的話，“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而徐復觀深刻理解了司馬遷記錄此話的微言大義。徐復觀認為，司馬遷正是借汲黯之口表達對漢武帝乃至對專制皇權的批判，因為以漢武帝為代表的專制君主，常常表面上推崇儒學的仁義精神，而實際上使用的卻是“法術勢”，這就是以“儒表”裝點其“法里”的專制行為。

徐復觀重點闡發《史記?封禪書》中“見其表里”的表達方式，在《封禪書》中，司馬遷論列古今君主崇尚鬼神之事，敘述因此事而造成的勞民傷財。徐復觀認為，司馬遷敘述封禪之事與勞民傷財之間的關系為表，通過將二者關聯而批評神圣封禪儀式背后的君主專制為里。

總而言之，徐復觀認為《史記》這種“見其表里”的表達方式，雖然在表面上記錄了帝王的文治武功，但其核心精神卻是批評專制統治之害，這才是更深層次的歷史真實。闡發仁義精神、批判專制統治，司馬遷追求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方向。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

錢穆史學的“迷惘”

在講座的最后，黃教授還以徐復觀與錢穆關于治史方法的爭論，來闡釋徐復觀《論﹤史記﹥》的研究方法與現實關懷。1978年徐復觀發表《良知的迷惘——錢穆先生的史學》，系統批評錢穆史學研究的弊端。錢穆在《國史大綱》中力辯中國傳統政治是“平民政治”、“士人政治”、“民主政治”，否認秦始皇以后的中國政治是專制政治。關于前一點，徐復觀認為錢穆的論斷在邏輯上有問題，“他（錢穆）認為由平民出身取得政權的便是平民政府，等于說本是擺地攤而后來發大財的人，只能算是地攤之家，而不可稱為富豪之家，是同樣的可笑。”

至于秦以后中國不是專制政治的觀點，徐復觀認為非但是史實判斷的錯誤，而且不是做學問的態度。徐復觀說：“我和錢先生有相同之處，都是要把歷史中好的一面發掘出來。但錢先生所發掘的是二千年的專制不是專制，因而我們應當安住于歷史傳統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而我所發掘的卻是以各種方式反抗專制，緩和專制，在專制中注入若干開明因素，在專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線民族生機的圣賢之心，隱逸之節，偉大史學家、文學家面對人民的嗚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義士，在專制中所流的血與淚。因而認為在專制下的血河淚海，不激蕩出民主自由來，便永不會停止。”

錢穆說中國二千年的專制不是專制，徐復觀認為，錢穆此說實際上是讓人們安于傳統專制之中，這不是歷史研究應有的態度。歷史研究誠然應該發揚歷史好的一面，但是所發揚的不應該是帝王的表面仁義之愛，而應該是史家對“仁君”專制的批評，這樣才有利于追求民主。

在《良知的迷惘》一文中，徐復觀發掘司馬遷微言：“他（司馬遷）所以忍受‘最下腐刑極矣’的恥辱而不死，是為了完成《史記》的著作。而他在著作中盡量運用‘微言’的技巧以求避禍。……錢先生卻能在這段悲慘故事中，用加油加醋的手法，以此證明武帝并非專制，豈非滑稽。”

黃教授認為，徐復觀的《史記》研究及其與錢穆的爭論，實際上就是他自己的治學方法與學術立場的表達。因為徐復觀長期追隨蔣介石，且受其恩惠，所以不便公開批評他專制，故借發揚司馬遷的“微言”來表達對現實專制統治的批判。如果把徐復觀四十年代末開始寫的一系列政論文結合起來看，則他這種治學立場更加明顯。

黃教授總結說，從司馬遷到徐復觀，從《史記》到《論﹤史記﹥》，考據方法誠然是史學研究的基礎，但若僅僅拘執于史料考證，則會限制對其中微言大義的理解，更加無法體會到史家通過學術研究對現實政治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