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6月14日是章太炎先生逝世80周年。章太炎不僅是一位“國學大師”，還是一位“有學問的革命家”。近期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章學論叢”，出版的第一種書即《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著者是章太炎的孫子章念馳先生。經出版社授權，本文轉載部分章節，現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追隨孫中山，艱難護法

袁世凱斃命后，段祺瑞步其后塵，毀棄《臨時約法》，拒絕召開國會，仍是一個“謀危民國者”。中山先生與太炎先生等天天集議于孫邸，商討對策，太炎先生連家也不回，經過三天三夜的討論，決定擁護共和，捍衛《臨時約法》，出師討逆。這就是辛亥革命勝利后，繼“二次革命”和“護國運動”后的又一個重要革命斗爭——“護法運動”。

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太炎先生不辭而別了家小，隨中山先生南下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在廣州，太炎先生回答記者問時說；“余此次與孫中山來粵，即欲切實結合多數有力者，大起護法之師，掃蕩群逆。凡亂法者必誅，違法者必逐。然后真正共和之國家，始得成立。”不久，護法軍政府成立，中山先生就任大元帥，任命太炎先生為護法軍秘書長。太炎先生為中山先生撰寫了《代擬大元帥就職宣言》，號召“天下共擊破壞共和者”，全文詞嚴義正，對破壞共和的北洋軍閥大施撻伐。在中國革命的又一緊要關頭，中山先生與太炎先生再度合作，共挽共和。

護法運動從一開始就把希望寄托在西南各省的“有力者”，即一批地方軍閥身上。而這些軍閥只不過利用中山先生和太炎先生等聲望，與北方軍閥討價還價而已。太炎先生以秘書長的身份，風塵仆仆，往返于滇、黔、川、鄂各省之間，聯絡“有力者”參加護法；后又受命為中山先生的總代表，渡南海，取道越南，赴昆明，勸說云南軍閥唐繼堯接受軍政府元帥印章，共同護法。在這期間，他與中山先生不斷書電往來，討論護法方略，他努力貫徹中山先生意圖，竭盡全力，勸說群閥出兵護法。但是，任憑他唇焦舌敝，軍閥們表面上擁護護法，事實上他們借護法以擴充自己勢力，最后他們與北方軍閥勾結起來，把中山先生擠出廣州，護法終于失敗了。太炎先生也險些葬身西南，還是化裝后才跑回了上海。整個“護法運動”歷時一年零三個月，太炎先生跋涉一萬四千余里，結果還是失敗了。這慘痛的教訓，使他認識到“廣西（軍閥）不過欲得湖南，云南（軍閥）不過欲得四川，借護法之虛名，以收蠶食鷹攫之實效”。護法運動的失敗，使中山先生與太炎先生共同認識到一點——南北軍閥本是一丘之貉。

軍閥是依靠不得了，革命應該怎么進行下去呢？中國的出路又在哪里呢？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代表人物，中山先生和太炎先生都不知如何回答這些問題，他們都深深陷入絕望和彷徨之中。

中山先生經過護法的失敗，盡管痛苦和失望，但沒有停止奮斗。他一面總結教訓，一面將中華革命黨改造為中國國民黨。但是他還是把希望寄托在重建國會上。這時，北洋政府為了分化瓦解革命力量，又提出南北議和。中山先生周圍的一些人也頗有議和之意。太炎先生堅決反對與北洋軍閥議和，組織了“護法后援會”加以反對，議和終于未能成功。

為何沒有追隨孫中山二次護法

一九二〇年十月，陳炯明趕走廣州桂軍。陳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請中山先生再次回廣州。中山先生抵廣州后，重組軍政府，發起第二次護法運動。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廣東國會開會。五月五日，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這時中山先生特致書太炎先生說：“粵局略定，西南聯絡，尚待進行。民生憔悴，如何蘇息。千端未竟，豈一手一足之烈所能為計？急愿賢哲南來，匡我未逮。”中山先生異常情真意切地希望太炎先生再次去粵，共謀第二次護法。

但是，這一次太炎先生卻沒有回應中山先生的召喚。原因是，一九一八年護法失敗后，太炎先生如墜五里云霧之中，一時不知所措，回家后，竟發憤杜門，五十多日“未嘗浪發一言”。他苦苦思索，卻無法回答。他回顧辛亥革命后無數失敗，目睹現狀，中華民國僅剩名號，人民依然在苦難之中。他為之拼搏、坐牢、流亡、流血所換來的，只是新老軍閥的苛征暴斂。他深深失望了，由失望變得遲鈍。其實，時代還是在發展，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是已經完成了，而進一步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已經提出，需要一個革命者敏銳地跟上時代。但太炎先生開始蒼老和遲鈍了，加上一場大病，臥床半年之久，竟沒有注意到“五四”運動后的新思潮、新文化、新學說的出現，沒有注意到俄國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巨大影響，沒有認識到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沒有感覺到新興的中國共產黨已經登上歷史舞臺，而他的目光還是在“有力者”身上，注意力還是在國會、《約法》上面，他雖然在繼續奮斗，頑強掙扎，卻只是在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范圍內尋找出路。他當時也為中國尋出了一帖“妙藥”，即“省治—省憲—聯省自治”的政治主張，他以為這樣就可以削弱南北軍閥的統治，從中找到出路。

他的這個政治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作為一種政治思潮，曾鼓噪一時。他成為這樣一個思潮和政治勢力的代表者，有三四年之久。這個政治口號，當時也曾吸引過一些人，中山先生曾贊成過，連早年的毛澤東也曾是“自治”的熱心鼓吹者，胡適、梁啟超也支持過，至于地方軍閥，更是別具用心地接過了這個口號。當時各省軍閥為了抵制中央軍閥和外省軍閥侵占自己的地盤，達到自保的目的，極力擁護“省治”或“聯省自治”。湖南省軍閥譚延曾第一個回應“省治”，提出“湘人治湘”，使太炎先生聞之驚喜不已，竟從病中“躍起”。以后，浙江省還制訂過“省憲”，孫傳芳還當過“五省聯軍總司令”。但太炎先生這種政治主張，畢竟沒有代表時代的要求，沒有從根本上提出推翻武人官僚宰割的政局。“省治—聯省自治”只能是高妙的幻想，實際上只是軍閥和總司令之“聯”，只有藩鎮或封建式的“治”，只能被軍閥利用作割據和擴大地盤的借口。因此，人民大眾對他隔膜了，青年人對他陌生了，各種官僚政客和封建勢力卻盡力來包圍他。盡管他們都不喜歡他，因為他們的劣跡隨時隨地都會遭到太炎先生無情的謾罵，但他們為了利用他的主張和聲望，卻紛紛來討好他。所以中山先生在廣州準備第二次護法，邀請他前往時，他正熱衷于“聯省自治”，其主張與中山先生的“第二次護法”，意趣大相徑庭了。自然沒有前去回應，只是寫了封信去，“以聯省自治不可反對為獻”。

雖然太炎先生由于厭惡南北軍閥政府，有時連南方的革命軍政府也當作一盆臟水被潑了出去，但他對于中山先生的事業，總的來說是尊重的和支持的。一九二二年五月，是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一周年，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辟專欄加以慶祝，太炎先生特撰《孫大總統被選就職一周年祝辭》。這篇祝辭，無論在太炎先生已出的文集中，或海內外各種有關他的書籍文章中，都未見載錄。但這卻是一篇不容忽視的文章，從中既可窺見他倆的關系，又可了解太炎先生當時的政治態度。今特將此文錄之于后：

《孫大總統被選就職一周年祝辭》

民國十一年五月五日，孫大總統被選就職，歲時一周，同志慶祝，禮也。往者軍府解散，民無所托。大總統以奧（粵）主之資，采納群議，渙汗大號，事既猝成，度越常軌，守文之士，或滋異言。既而湘鄂相鏖，川軍踵下，大義衄折，崩角相求。于是廣州政府，巋然為南方斗極焉。改歲以來，將士用命，人有奮心，軍鑒攜貳，應時摧伏，威信允箸，關外慕義。大總統將于旬日之內，誓師北征，揚?度嶺，肇造區夏。在此時也，惟愿廓清江流，先建根本；激揚義勝，示之軌物；旁攬英俊，唯善是親；武義直方，覃及燕薊。使我南方倡義之區，咸睹興復，勝國余孽，蕩無孑遺，以成真正共和，以雪壬子小成之恥。群倫延頸，屬望在茲。豈曰歲時更新，循例頌禱而已哉。此祝！

這篇祝辭，表達了對非常大總統中山先生的祝愿，以及對北伐的殷切期望，而不是像有些文章所稱辛亥革命之后他倆就分道揚鑣了，或謂他始終反對孫中山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