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諾貝爾文學獎頒給這位作家，或許比昆德拉、阿特伍德更具有現實意義 原創 宗城 鳳凰網讀書

北京時間10月7日19時（瑞典當地時間13時），瑞典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將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坦桑尼亞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頒獎詞是：“因為他毫不妥協并充滿同理心地深入探索著殖民主義的影響，關切著那些夾雜在文化和地緣裂隙間難民的命運?！?/p>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是誰？這是很多人第一次聽說他的名字，國內目前并沒有單獨出版過他的著作，只有個別短篇零星見于雜志和合集中。而在諾貝爾獎的官方推特發起的投票中，更有93%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表示從未讀過他的作品。

他為什么能夠獲得諾獎？在這位名不見經傳的作家背后，是許久以來被漠視的非洲大陸和一代代非洲作家的文學成就。本文將結合諾獎主要的價值取向，和古爾納長期以來的創作母題，嘗試解讀為何本屆諾獎會頒給這樣一位“冷門”作家。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是誰？

1948年，阿卜杜拉扎克·古爾納出生于坦桑尼亞東部的桑給巴爾（Zanzibar），1963年，桑給巴爾脫離了英國殖民統治，隨后發生的革命使阿拉伯裔公民遭到大屠殺，作為該族裔的一份子，18歲的古爾納被迫離開祖國，以難民身份前往英國。在英國，他和石黑一雄相似，屬于典型的移民作家，用英語寫作，關注后殖民時代的議題。

1982年，古爾納獲得了英國肯特大學博士學位。1985年，他開始在肯特大學英語系任教（現已退休），主要研究殖民主義和后殖民寫作，特別關注非洲、加勒比海地區和印度。在此期間，古爾納發表過不少關于當代后殖民作家及其作品的論文，研究奈保爾、拉什迪、索因卡等作家，主編過兩卷《非洲文學文集》（Essays on African Writing，1993，1995)，還曾擔任英國文學刊物《旅行者》(Wasafiri）副主編。

古爾納于1987年開始創作，目前寫有十部長篇小說和若干短篇小說。盡管斯瓦希里語是他的母語，但英語是他的主要寫作語言，難民則是貫穿他所有作品的重要主題。與成長環境有關，他在寫作中竭力避免對前殖民時期的非洲進行原始而純凈的懷舊與想象。

故鄉的記憶對古爾納的寫作至關重要，他的多部小說都與移民到英國的經歷息息相關。如第一部小說《離別的記憶》（Memory of Departure，1987）的故事發生在非洲，講述了一位試圖離開故鄉，最終返回破碎家庭的青年的故事；第二部小說《朝圣者之路》（Pilgrims Way，1988）則講述了主人公的流浪生活，他試圖在新的家鄉英格蘭隱藏自己在坦桑尼亞的過去，最終還是與過去和解，找到了朝圣之路；第三部小說《多蒂》（Dottie，1990）講述了一位成長于上世紀50年代英格蘭的黑人移民女性如何通過閱讀建立了身份認同。

古爾納多部作品的主題是殖民、后殖民主義、現代人的自我性。其中曾入圍布克獎的《天堂》（Paradise，1994）作為突破之作，是對英國作家約瑟夫·康拉德筆下一個青少年冒險故事的改寫——他將原作的圓滿結局改成了悲劇，這也彰顯了其創作特色，即刻意挫敗讀者的期待，挑戰類型敘事的邏輯。《令人羨慕的寧靜》（Admiring Silence，1996) 和《海邊》（By the Sea，2001)這兩篇小說的主人公掙扎在過去與未來、故鄉與新家之間，試圖通過沉默與自我欺騙抹除自己身上故鄉的痕跡。

后來古爾納在小說《拋棄》（Desertion，2005）中的一句話，在某種程度上陳述了自己作為作家的使命——“這是一個包含著許多故事的故事，它們也許并不屬于我們，卻作為我們生命長河的一部分，捕獲我們的心，并永遠留存在我們心中?！薄蹲詈蟮亩Y物》（Last Gift，2011）在主題上延續了《朝圣者之路》，2017出版的《Gravel Heart》，書名則是對莎士比亞《針鋒相對（Measure for Measure）》中臺詞的引用。

2020年，古爾納最新出版的小說《After lives》是對先前作品《天堂》的延續，繼續講述了從20世紀初開始的非洲東部的歷史。這本小說還有一個反復強調的主題是，當主導性的意識形態（在這本書中是種族歧視）要求順從與犧牲時，個體是無能為力的。

對難民題材的關注，是他獲獎的重要原因

古爾納獲獎，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對難民題材的關注。正如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主席 Anders Olsson所說，古爾納自身的難民經歷反映于其小說作品之中，他所塑造的角色往往糾結于文化、國界、新舊生活之間，呈現出一種“永遠無法解決的不安狀態”。

古爾納其人，自始至終有對真理的堅持和對過度簡單化的厭惡，他既是犀利的、不妥協的，又對個體充滿同理心。他的小說打破了刻板陳述，將我們的目光引領到多元的非洲東部——一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不太熟悉的地方。在那里，一切都是流動的，包括記憶、姓名、身份。

他的創作也既不是溫情脈脈的和解敘事，也不是政治口號的簡單控訴，而是在難民題材之下，嘗試重新定義非洲，重新理解非洲各國人民因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所產生的政治束縛。這在難民問題早已波及全球的當下，具備十足的現實意義。

瑞典文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古爾納獲獎時展出了他寫的書

除了對難民題材的關注，諾獎的去歐洲中心主義傾向，也是古爾納獲獎的重要背景。

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曾因性侵丑聞而暫停頒獎，這是近二十年來諾獎最大的丑聞。此事源于2017年11月，當時有18名女性指控瑞典攝影師、文化人Jean-Claude Arnault涉嫌性騷擾和身體虐待，此人與諾獎評委會有關。不僅如此，Arnault還涉嫌提前泄露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名字，比如2016年的鮑勃·迪倫和2005年的品特。因為這些事件，多達5位院士辭去了諾獎評委會的職務，導致評委會成員一度只剩下10人。

有鑒于此，2019年的諾獎評委昂得斯·奧爾森（Anders Olsson）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們非常有必要打開視野。我們此前的評獎一直有些‘歐洲中心主義’，但現在要把視野放在全世界。以及，之前總有些男性導向，但現在我們有那么多的優秀的女性作家，所以這次評選更加激烈，范圍也更廣?！?/p>

在今年的結果揭曉之前，我們嘗試總結近些年來諾獎頒發情況，并發現了幾個特點:

1、諾獎把入圍布克獎和布克國際獎的作品作為了自己的重要參考；

2、諾獎得主往往會是開獎前兩天在Odds等賠率榜上賠率飆升的作家；

3、諾獎仍存在歐洲中心主義的審美范式，歐美作家權重會遠大于亞非拉作家，但諾獎已經明顯釋放出去歐洲中心主義的信號；

4、Metoo運動后，諾獎評委會比過去更注意性別平衡。

古爾納的有2部作品曾入圍布克獎，而諾獎去年又頒給了來自美國的女性詩人露易絲·格麗克，現在再看上面幾條“標準”，除了第2條外，其他3條基本符合，可見古爾納的獲獎雖然在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

古爾納獲獎，

是一個了解非洲文學的契機

人們對非洲知之甚少，甚至還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刻板印象，但非洲并非文學荒漠，除了今年獲獎的古爾納，以近些年來被熱議的作家來說，奇瑪曼達·恩戈齊·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是尼日利亞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被譽為“尼日利亞的托爾斯泰”。2006年她發表《半輪黃日》，該小說獲得2007年橘子小說獎，2015年更被評為“橘子小說獎十年最佳小說”。在互聯網公共空間，她是一位積極的女權主義發聲者。

另一位不得不提的非洲作家是恩古吉·提安哥。恩古吉是肯尼亞的國寶級作家，發表過長篇小說《孩子，你別哭》《大河兩岸》《一粒麥種》等，還有短篇小說集、劇作《黑隱士》，以及政論集《回歸》《扣押：作家獄中日記》《政治漩渦中的作家們》《清除頭腦里的殖民主義毒素》《置換中心：為文化自由而斗爭》《筆尖、槍尖、與夢想》等。

而在女作家里，斯科拉斯蒂克·穆卡松加（Scholastique Mukasonga）是來自盧旺達的法國作家，中國讀者對她或許并不熟悉，但她已經是當代非裔作家的代表人物，曾獲美國國家圖書獎、勒諾多文學獎、西蒙娜·德·波伏娃獎，關注諾貝爾文學獎的朋友會知道，她也是歷年文學獎的賠率熱門作家。她的代表作是小說《赤腳女子》和《尼羅河圣母院》，作為盧旺達大屠殺的見證者，穆卡松加的創作猶如一次次對準歷史深淵的探照。

圖為2020年非洲文學20佳，源自非洲文學評論

回到今年的諾獎得主古爾納，他的作品幾乎每一部都是從個人鮮活記憶出發所煉就的民族史詩。古爾納精確呈現了非洲文學里的重要議題，同時也是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中被遮蔽的文學議題，此番他的獲獎和受到關注，也給了全世界一個契機，去更嚴肅地看待非洲文學，和那些被遮蔽的第三世界文學議題。

多年以前，作家索因卡獲獎后接受法國《晨報》記者采訪時說過：“這不是對我個人的獎賞，而是對非洲大陸集體的嘉獎，是對非洲文化和傳統的承認。”這句話，其實用來描述此次諾獎，也頗為恰當。

但值得思考的是，古爾納的母語是斯瓦西里語，可他能夠被諾獎看到，卻是憑借他的英語寫作，以及他在創作題材上和移民作家身份高度的契合。諾獎看見了非洲作家，卻授予移民英國、使用英語寫作的古爾納，而不是用母語寫作的恩古吉，亦或者其他非洲作家，這同樣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歐洲評委組成的諾獎評審會對第三世界的關注里，未嘗不是留下了曖昧和若即若離的成分。

諾獎頒給古爾納，

或許比頒給米蘭·昆德拉更有意義

其實，單純從文學性來說，布克獎、布克國際獎、龔古爾獎、卡夫卡獎等，都不遜色于諾獎，只是諾獎的影響力更大。我們不妨看到，諾獎不是評判杰出作家的唯一標準，普魯斯特、卡夫卡、托爾斯泰、魯迅都沒得過諾獎，這不折損他們的偉大。

文學沒有“最優寫作者”一說，托爾斯泰和普魯斯特分不出高下，文學評判做的是通過嚴肅討論，甄別出更有創造力和潛在經典意義的作家。昆德拉誕生中譯本之前，他在國內讀者眼中也是小眾。所以對于一個文學獎來講，更為重要的是現實意義在于為真正具有創造力，卻還不被熟知的作家，打開通往遙遠土地的大門。

因此，諾獎頒給作品優質但小眾的作家，比頒給米蘭·昆德拉、阿特伍德、村上春樹更有意義。昆德拉等人，都是具有國際影響力、作品暢銷、并不缺乏譯本和讀者的作家，他們不需要靠諾獎來證明自己，也不需要通過諾獎被世人所知，與遙遠國度的陌生讀者相遇。換言之，昆德拉得不得諾獎，你都知道他，但更多作家，如果沒有諾獎，他們就很難被看見，他們的代表作也將遲遲不會被引入國內。

比如羅馬尼亞作家米爾恰·格爾特雷斯，他是東歐的杰出作家，但目前的中譯本只有《生命邊緣的女孩》。他的代表作《炫目》三部曲和長篇史詩《黎凡特》都還沒有中譯本。

又如匈牙利小說家彼得·納達斯。他的代表作《回憶之書》沒有中譯本，三卷本《平行的故事》也只有第一部被漫步文化引進。納達斯在中國寥人問津，可他在東歐和德國都享有很高聲譽，他不僅是諾獎賠率榜?？停€是匈牙利藝術獎(1989)、奧地利歐洲文學國家獎(1991)、萊比錫圖書獎(1995)、法國最佳外國圖書獎(1998)、弗蘭茨·卡夫卡文學獎(2003)的得主。

盡管我們已經讀到了大量外國文學，但還有很多精湛的、屬于當代的作品，無緣被我們看到。這不是作家的遺憾，而是中文世界的遺憾，因為那些作品可能早在十年、二十年前就已經出版，而中文世界錯過了第一時間讀到它的機會。那些作品，不僅暗含著文學的創造、語法的革新，也有助于我們了解，在遙遠的國度，最前沿的作家究竟在寫什么、思考什么。

其實別說遙遠，哪怕是鄰國印度、俄羅斯這樣的大國，你是否能不查資料，脫口而出三位當代作家？

至于心疼昆德拉、阿特伍德、村上春樹，更是大可不必。諾獎的投票是五十年后才公開的，各大賠率榜的名字，都只是莊家按照市場與賭注排的，而不是諾獎的官方賠率榜，所謂陪跑只是市場噱頭，這些作家是否被評委考慮在內，只有五十年后才知道。而他們，其實也早就過了需要文學獎證明自己的階段，未來檢驗他們文學分量的也不是諾獎，而是三十、五十乃至一百年后，他們的作品是否能超越時間的束縛，依舊一次次被人屢次重讀。

所以，對于諾獎，我們不妨平常心看待。畢竟，如果連文學也變得急于分出勝負，這個世界就太沒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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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 | 魏冰心

原標題：《2021諾貝爾文學獎頒給這位作家，或許比昆德拉、阿特伍德更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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