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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丑聞，沒有意外，只要諾貝爾文學獎還正常頒發，編輯就別想過個有頭有尾的國慶假期。

近些年來，博彩公司的參與讓諾獎變得越來越像一場全民狂歡，但多數看客津津樂道的只是賠率，即使是最狂熱的賭徒，也很少會為一位作家下注。真正要在輪盤上押注籌碼的，反而是出版人。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獎金為1000萬瑞典克朗，約合人民幣七百余萬元。那么“押中”一個諾獎作者的出版機構，又能在這個獎項身上掙多少錢？

單看倍率，數字還是非常可觀的：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揭曉20分鐘后，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的作品《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在京東上的銷量增長了接近600倍。這種得獎效應帶來的立竿見影的銷量轉化，讓近年來諾獎圖書花落誰家成為了出版界關注的焦點。

但在短時間的銷量增長之外，開卷數據報告顯示了諾獎效應的另一面：從各作家的百度指數來看，諾獎作家獲獎前在國內的關注度普遍不高，雖然獲獎后會出現短期的爆發式上升，之后又會迅速下降。將這些作家多年百度指數平均值對比分析，我們不難發現，除了海明威、泰戈爾、川端康成等公認的知名作家和一枝獨秀的莫言，其他大部分諾獎作家的受關注度都處于較低水平，這也反映出“諾獎效應”帶來的圖書暢銷背后存在的問題——一時關注度高，長期關注度低。

那么作為大獎輪盤上的“賭徒”，對于出版人來說，諾獎真的是可以押注的搖錢樹嗎？這場每年一度的文學狂歡，又能為出版行業帶來什么？接下來我們找到了兩位曾經成功“押獎”的出版人，在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開獎前夕，我們不妨聽聽他們是如何看待這件事的。

紅利全在開獎前

諾貝爾文學獎對出版人而言有沒有價值？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有條件：不要幻想在某位作家得獎之后去“撿漏”，只有在諾獎作家獲獎之前引進作品并完成出版，才能吃到諾獎效應的最大紅利。

得獎前后的差別，首先表現在版稅成本上，在諾獎作家獲獎后，其版稅成本較之前往往有幾倍到十幾倍的上漲。曾經“押中”過多麗絲·萊辛、勒 ?克萊齊奧、略薩、莫迪亞諾等多位諾獎得主作品的上海九久讀書人掌門人黃育海透露，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公布后一小時內，鮑勃·迪倫的版稅的報價就從5萬美金漲到了20萬美金以上。

鮑勃·迪倫

2019年的奧爾加·托卡爾丘克也是一樣，對于中國文壇而言，她一度是一個冷門到不能再冷門的名字，而她的版稅成本在其獲獎之后也漲了數倍。陸續負責引進了奧爾加·托卡爾丘克6本著作的浙江文藝出版社上海分社編輯中心主任李燦所言：“在獲獎之前引進的話，基本是沒有太大壓力的，獎項會帶來更多的銷量，而最終的銷售情況對我們也非常重要。但獲獎之后，我們可能就需要做一個更詳細的評估和判斷，因為它的版權成本可能會翻幾倍、十幾倍、甚至幾十倍的都有，這時候選擇引進，出版方的壓力就會比較大。”

諾獎效應的短周期，也讓出版人犯嘀咕：一個作家得獎之后，就算手上有還未出版的作品版權，它們也不可能像已出版的作品一樣趕上諾獎公布后頭幾天甚至頭幾個小時的這波最大的消費沖動。與諾獎圖書“一時關注度高，長期關注度低”相關聯的另一個現象則是，“購買者多，實際閱讀者少”。在等待翻譯、制作、印刷、發貨的流程和時間中，讀者消費的沖動已經慢慢消解。更不要說是得獎之后再去購買版稅的作品，能享受到的諾獎紅利其實已經極為有限。

如果再將視野放寬一些，對歷年來諾獎圖書的累積銷量進行觀察，我們會發現一個更值得關注的事實：在同一個諾獎作家的作品中，銷量也會呈現斷層式的差異。

以莫迪亞諾的作品為例，早在莫迪亞諾獲獎之前，九久讀書人已經推出了包括《青春咖啡館》在內的4部作品，并買下了莫迪亞諾另外8本書作品的版權，成為擁有莫迪亞諾作品簡體中文版權最多的國內出版公司。根據開卷數據，累積銷量最高的《青春咖啡館》達到了近18萬冊，《暗夜街》也有52000余冊，但其余品種的銷量大致在幾千至一萬冊的水平。在黃育海看來，這種現象是再正常不過的。“因為那些諾貝爾獎作家的書，都是文學質量很高的書。某種意義上，并不是人人都能欣賞這么高質量的文學作品，所以它們不是暢銷書——在國外不是，在中國也不是。”

九久讀書人也引進過丹?布朗和斯蒂芬?金這樣的暢銷書作家，所以黃育海知道，盡管略薩在獲得諾貝爾文學之前已在世界文壇有極高聲譽，但他的銷量依然無法和后兩者相比。所以“押寶”諾獎，在諾獎效應帶來的短期銷量增長數據之前，出版人首先要考慮的其實是在暢銷書和小眾作品之間作取舍。

托卡爾丘克的情況就是一個典型：“我們當初引進的時候，雖然她還沒有獲獎，但我們覺得她曾在中國出版的兩部文學作品的文學價值是非常高的，相比期待她拿獎，我們更希望讓更多的中國讀者能看到這位作家的作品。”李燦說。她還透露，在引進托卡爾丘克時，出版方拿比較小眾東歐作家作對標，對銷量的預期也只是幾千冊而已。

波蘭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Olga Tokarczuk）

黃育海將這種取舍講得更為透徹：“我們將出版世界上最好的作家的最好的作品作為目標，這就意味著我們在銷量上要付出代價。九久出版的大量小眾作品，從根本上不可能成為暢銷書。作為一家文化企業，在照顧到大眾讀者的同時，我們從選題的開始，便在文化價值和商業價值之間有明確的取舍，絕不放棄那些具有更高文化價值的經典，盡管經典更多意味著小眾。至于市場上賣得少，我們認了，但我我們照樣要出。”

綜上所述，如果以“押獎”的思路去進行版權引進的爭奪，可能會在預期“大賣”的結果上令人失望。但若回歸到作家和作品價值的發掘，以出版高質量的文學作品為目標，這條路依然可以給我們提供啟發和思考。

將視野放出“賭盤”之外

有人指出，這些“押中”諾獎圖書的出版機構，看似偶然，實則必然。正是因為在專業和優勢領域多年的深耕，形成了選題和作者的良性循環。

以九久讀書人為例，自2004年成立至今，他們已經引進了約4000本外國作家的作品，除了諾獎作家的作品之外，還有獲得法國最高文學獎龔古爾獎、英國小說界最高文學獎布克獎等文學獎項的大量作品。黃育海認為：“我們確實是不是沖著得獎去的。比如布克獎，一部作品即使是得了獎，讀者也不一定會去搶著買，對于銷售的影響并不是很明顯。”

“押獎”拼的或許有運氣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在多年的、大量的版權引進中，能讓團隊形成一套挖掘優秀版權的機制。“我自己熱愛文學，對于編輯，我也會以這種標準來衡量的，尤其是他們年輕，外語也很好，所以了解大量的外國文學，了解作家的作品和國外出版的現狀。”黃育海表示。除了編輯本身的素質之外，還有很多輔助手段。“我們會請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各種專家來給編輯上課，像研究西班牙語、日語、法語等的專家都來給我們上過課。”在日常中，黃育海及其團隊也與譯者和大學教授保持一種很好的關系。“請大家多發推薦，了解信息，掌握情況，知道哪些作家是真正好的作家，哪些作品是真正好的作品。這是我們整個團隊都在做的。”

另外，在每年法蘭克福書展上，九久讀書人都要開一個酒會，借此搜集全球的出版信息。“外國人的酒會跟我們不一樣，只要是跟我們聯系過的國外出版人統統都邀請來。大家彼此聊天，彼此創造平臺。這樣與歐美文學界的版權經理、與他們的編輯、甚至與一些出版公司的老板都有這樣一種日常的聯系。”這樣的國際化活動給國外出版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選題的引進中，黃育海對新編輯的策劃既支持又包容。“要讓他們有試錯的機會，要讓他們試一試，他們只有在實踐和失敗中才能體會到，什么叫失敗是成功之母。要讓他們有這樣的鍛煉機會。”

而像成功引進托卡爾丘克、擁有莫言幾乎全部版權的浙江文藝出版社，也對旗下的“可以文化”進行了政策上的支持。在分社成立5年間，“可以文化”始終致力于帶來國內外高質量的、嚴肅的文學作品。“我們完全隸屬于浙江文藝社，是一個國有性質的企業，但是利潤對我們來說同樣很重要。”李燦表示，“并不是出版嚴肅文學作品都是不盈利的。我們還是有一些比較領頭的、看家的一些作品，比如現在基本上莫言所有的版權都在我們這邊，這也是我們一個最重要的項目之一，包括阿來的作品，一些國內的原創的作品。國外的嚴肅文學我們也陸續出版了很多，其中大部分也還都是盈利的。”

莫言領取諾貝爾文學獎（圖源 | 新華網）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出版機構投身于引進版權的競爭中，諾獎圖書或其他重要文學獎作者版權的爭奪更是日趨白熱化。黃育海認為這種競爭是好事。“現在競爭者多了，要拿到好作品的難度增加了，而且你要拿到手的成本也高了。但從熱愛文學的人的角度出發，我希望有更多的優秀外國文學能被引進，讓我們可以參考。從出版和選題的價值取向來說，我們各有特色，也有不同的追求，我們也確實在學習當中。”諾獎圖書的“押獎”，其實只是在這條路上的階段性成果。它需要的不是投機，而是深耕與堅持。

“押中”諾獎作家作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如黃育海所言，關鍵還是對出版人的文學審美眼光的考驗。而如何培養年輕的編輯如何培養這些能力呢？黃育海的答案是：“首先要熱愛文學；其次要有廣泛的閱讀基礎；再次要善于思考、善于發現，根據你的眼光發現哪些東西是讀者所需要的；最后就是給他們創造一個平臺。”

可以看出，在有效的機制保障下，以出版高質量的文學作品為目標，依然是實現圖書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共存的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路徑。在綜合調研的基礎上，大量引進高質量的文學作品；比起投機猜獎，更多關注作品的內容和翻譯的質量；在合理策劃的基礎上，延長獲獎效應。在這樣的良性路徑中，“后莫言時代”的諾貝爾文學獎帶來的將不僅僅是一場場迅速降溫狂歡，也許還會有川端康成、海明威、泰戈爾、羅曼·羅蘭、加西亞·馬爾克斯這樣現象級作者和超級暢銷書。

原標題：《押中諾貝爾文學獎，靠的真的是運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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