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經濟史”

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史教授漢考克（W. K. Hancock）在其《經濟理論》（Economic History at Oxford）一書中，提到一“經濟史”的定義曰“the historical study of man as getters and spenders”，意即研究人類賺錢（獲取財物）和花錢（消費財物）的歷史。“財物”者，包括各種貨物（goods）與勞務（services）。人類要生存，必須滿足各種基本的物質需求（衣、食、住等），故須設法去取得“財物”，而人類謀生的能力歷來是不斷變化的。

1934年，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厄謝爾（A. P. Usher）在其著作An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750中說，經濟史的任務主要在于研究“天然資源”“技術”與“制度”三因素對人類經濟生活的影響。

天然資源（natural resources）中最主要的是土地，而地理條件的不同對人類經濟影響極大。例如在沙漠中從事農業，即便成功，亦必產生報酬遞減的現象，必不便利與合算，故只好從事游牧。近代歐洲西部及北美洲之所以能發展成富有的工業國家，乃因其天然資源特豐，煤鐵等礦藏豐富，利用大規模的機器來生產，故其生產能力特強。機器的主要原料為鐵，煉鐵要用煤，故一國的機器工業能否發展要看其煤鐵礦產是否豐富，即推動機器的動力來源是否充足。故上述因素與人類謀生的能力及一國的經濟發展有著極密切的關系。

技術（technology）為幫助人類開采及利用天然資源的一種手段。如世界上第一口石油井于1869年在美國東部的賓夕法尼亞州開始開采，石油早有，但過去印第安人居住時代因技術落后而不能利用，即使偶然發現，也只是疑為有魔術性的藥品而已，此即“貨棄于地”之謂也。又如臺灣日月潭，在高山族居住時代只知潭水可飲可漁，因技術落后故也，近幾十年來利用現代化的技術開一大隧道直通山下，其水力便可發動一個水力發電廠。

此外，人類的社會制度（institution）對經濟生活亦有重要影響。如奴隸社會中，奴隸勞動所得大部分須送給主人，自己只能取得活命所需，是不自由的勞動者。歐洲中古時代的莊園領主下有農奴，為半自由勞動者。到了近代社會，勞動者與雇主間則是一種自由契約的關系，是為自由勞動者。故制度不同，生產情形不同，生產所得的分配便不同，生產效率也不同。又如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財產私有，可自己投資，而共產主義社會下的財產為國有，一切支配權力在國家。故制度不同，其生產的組織與管理各不相同，資本的籌集方式也不同。

圖為露天煤礦。經濟史的任務主要在于研究“天然資源”“技術”與“制度”三因素對人類經濟生活的影響。

二、為什么要研究經濟史

漢考克教授提到，19世紀時殖民者在南美洲開礦，當時有流行諺語曰：“白人每日一英鎊工資，黑人每周一英鎊工資。”（￡1 a day for the white man, ￡1 a week for the black man .）由此可知工人因種族不同而有不同待遇。此只知其后果，而不知其起因，欲知起因，則必須研究“經濟史”才能知也。

研究中國經濟史之意義有二：

首先，可對世界經濟史的研究有所貢獻，世界經濟史上有許多問題的答案可在中國經濟史里找尋。

例如美洲新大陸的發現在經濟方面的影響是世界性的，而并不限于歐洲。美洲新的農作物，以前歐亞均沒有，如馬鈴薯（potato）自美洲傳入歐亞后，對歐亞農業產生重大影響。以愛爾蘭言，原先因土壤不良而常有饑荒，自馬鈴薯傳入，因其能在不甚好的土壤中生長，故當地人民可靠此為糧，不致挨餓。又如甘薯，在中國叫“番薯”，是由西班牙人從美洲帶到呂宋，再由呂宋傳到中國的福建。番薯傳入中國，使糧食產量大幅增加。

又如，美洲最重要的銀礦產地在玻多西（Potosi，今屬玻利維亞，前屬秘魯），美洲當時為西班牙屬地，故有大量的銀運入西班牙。當時銀為貨幣，貨幣多即貶值，而物價上漲，17世紀初之物價達到16世紀初的三四倍之多，有些經濟史家稱之為“物價革命”。

中國此時也受到美洲銀礦開采的影響。因西班牙受到上述影響，外國便運物資去賣，以致貿易入超，銀子外流。而歐洲多國均與中國通商，如葡人入澳門，荷人入臺灣，因太遠不便帶貨，便把這些銀子帶來中國，買去絲、茶，以致中國銀子增加。另一方面，菲律賓在16世紀時為西班牙殖民地（后為美國殖民地），西人將銀子帶入菲律賓，而中國人在該地供應物資，賺回銀子。于是銀子大量流入中國，其影響有二：一是貨幣變為銀本位，二是物價上漲。故美洲銀礦開采的影響是世界性的。

其次，欲解答中國近年來主要經濟問題發生的原因，亦須研究中國近代之經濟史。如中國的貧窮現狀，經濟落后是主因，故生產力低，收入少。據聯合國1947年的統計，中國的平均國民所得為每人每年27美元，而美國為1543美元。又如中國自清末以來，多少次想要工業化而皆不成，其原因即可自詳細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而得答案也。

三、如何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

1.材料的收集

如要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方面任何一項題目，先要找材料。在何處找？須談一談。

首先是正史。一部“二十五史”，自《史記》《漢書》直至《明史》《清史稿》，有人說此為帝王家譜，如“本紀”是記載皇帝的歷史，與社會經濟史無關。但“二十五史”并非純為帝王家譜，仍有中國社會經濟史的材料在其中。

如正史中的《食貨志》（《史記》中的《平準書》《貨殖列傳》，《漢書》及以下各史中的《食貨志》），與社會經濟史研究有密切關系，每一朝代的土地制度、貨幣流通、鹽鐵專賣、財務行政、租稅徭役及國家財政收入開支等均可從中找到。

又如正史中的《地理志》，可研究各地物產、礦產、戶口之分布及增減變動等，均有不少資料。

又如正史的《五行志》中，會提及某地有海風、大雨、水旱災及饑荒，或某些地區經濟落后貧窮等，均可找到材料。

又如正史的“列傳”中，某人或為財政經濟大臣，或從事社會改革，其傳便有助于研究社會經濟史。例如《宋史王安石傳》，王氏為改革經濟的大政治家，故該傳對研究其新法及當時社會經濟情形均有幫助。

又如正史中的《列女傳》，可據以研究婦女在當時社會中所占地位及其生活情形。

中國史書并不限于正史，正史以外之史籍中亦有許多可資利用的材料。

如《冊府元龜·邦計部》中，有很多關于唐代社會經濟情形的材料，對于研究唐代社會經濟史而言，該書與新舊《唐書》同樣重要。

又如宋代，除《宋史》外，有《宋會要輯稿》“食貨”部分，亦為好材料，因其詳于《宋史·食貨志》，且材料集中。

又如明代有《明實錄》，其中有豐富的社會經濟史料，如在每一年末尾有全國戶口、租稅收入等記載。研究中先有了問題，該問題發生于何朝，則翻看該朝，并查看每年史料之末的相關數字。如將其加以系統之統計，則可知全國人口及租稅收入變化之情形。當時國家稅收除貨幣外，尚有銀、布帛、米麥等，可作系統比較。

又如清代，可看南開大學歷史系編《清實錄經濟資料輯要》，此書抄出《清實錄》中有關經濟方面的史料，分門別類，可據以研究清代經濟情形。

近年來又有新史料書出版。在檔案的輯錄方面，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的《礦務檔》《海防檔》及《總理衙門檔案》等。

清末數十年中，欲開采煤鐵等多種礦產，需向外國購買機器并向外國借款，或由外國投資在華從事開礦事業。《礦務檔》便是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1861—1901年）、外務部（1901—1911年）和外交部（民國時代）三時期外交部門官方文件中有關礦務部分的原始檔案均收在一起。此書中有不少資料乃關于中國近代之重工業及開礦方面者。

清末沿海國防問題嚴重，由于西人攻華靠堅船利炮，社會人士主張學習西方技術以鞏固海防，故設立造船廠、槍炮廠、電報局，并修建鐵路。以上相關檔案被編入《海防檔》，此書分為購買船炮、福州船廠、機器局、電線、鐵路五部分，其中有許多原始材料。

又如抗戰前，怡和（渣甸）洋行有不少檔案。作為五口通商后的一家洋行，怡和在中國過去一百多年來之出入口商業中扮演重要角色，亦曾投資中國的鐵路，并貸款給中國。故怡和洋行的檔案與中國近代經濟史大有關系，此批資料在珍珠港事件后已運至英國，保存于劍橋大學。

很多筆記小說中常提及各地社會的零星事件，許多材料頗有參考價值。如要了解北宋首都汴京的情形，有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一書可資參看。作者在書中回想東京的物質生活及種種情形，有的為正史所無，如記載當時運入城內的豬達數以萬計，又如城內人口及糧食消耗之數量等均有記及。

又如元代陶宗儀《輟耕錄》一書中，記載上海附近有松江人黃道婆者，曾在海南島久住，見當地人種棉花以紡紗織布之情形及所用工具，學到后返松江，將此種生產技術教給當地人，使長江下游的廣大地區均學會了，于是松江成為紡織業中心。此為中國棉紡業最早的一段歷史，卻為正史所無，而陶著中卻有。故筆記小說亦為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之重要資料。

黃道婆塑像

在地方志方面，現存有七千多種，以宋代為最早，歷元、明、清數代。有記一省的，也有記一府、一縣或一鎮的，如《景定建康志》為記南京者，《咸淳臨安志》為記南宋首都杭州者。其中于當地之戶口、物產、工業、農業及租稅等方面情形均有記載，也有同鄉的社團、會館，為研究社會經濟史的好材料。

私人文集之中也有部分資料可用，如作者生前曾任財經方面之主管行政長官，或曾從事社會經濟改革者，其文集便極有用。

如張之洞有《張文襄公全集》，作者曾負責建立漢陽鐵廠，在其文集中可找到不少有關資料，可借以知近代重工業之發展遇到何種問題，如何解決困難等。張之洞又提倡建設鐵路，如盧漢鐵路（后稱平漢鐵路）便由其始建。由于當時人迷信修鐵路會破壞皇族風水，于清室不利，故至盧溝橋止，而不達北京也。又，張氏在武漢曾建立棉紡廠、水泥廠等，采用西法機器設備，皆可找到不少相關材料。

又如盛宣懷有《愚齋存稿》，盛為政客，亦為大工業家。張之洞所辦之漢陽鐵廠，原為官辦，由官方投資，后來官方不能再投資，改成官督商辦，由商人投資經營，便由盛宣懷經管。由張之洞官辦轉而由盛宣懷官督商辦，在《愚齋存稿》中便可找到相關資料。又如清末幾年中，漢陽鐵廠改組成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簡稱“漢冶萍公司”，意即由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及萍鄉煤礦合并而成），合并后公司資本為2 000萬元，為當時之大企業。以上經過在文集中均有記及，可以對近代社會經濟史之研究有大貢獻也。

2.材料的別擇取舍和審定

收集材料并非即是研究，收集之外尚須加以整理與分析，以能夠適當地、正確地運用史書中的材料。故史學方法很重要，然后知材料之取舍，何者為有用，何者又為無用。漢考克在其《經濟理論》一書中亦言及材料之取舍，并以打魚作比喻，其中經濟理論如漁網，入水網魚，漁翁捉到魚后，小魚（喻無用之材料）任其漏入海中，將大魚（喻有價值之材料）網起待售，小魚入海，待其長大后再網。

正史及其他史書中的史料包羅萬有，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軍事、藝術等各方面均混雜其中。我們需取其有用者，故需兼習幾門社會科學，如可旁聽一二門社會學、經濟學原理課程，于研究社會經濟史均有幫助。

史料中的統計數字于社會經濟史研究極有用，但使用時要小心。如《宋史地理志》記宋徽宗大觀四年（1110年）時有2 080余萬戶，4 600余萬口。上述戶數與登記數字相近，較可靠，但口數則大有問題。因若照此口數，則平均每戶為2.6口，與當時社會情形不合。此乃由于當時人為逃避政府的丁稅（人頭稅）而少報人口，以減輕負擔。事實上，漢元帝時（公元2年左右）中國人口已有5 900多萬，宋代時不可能反而少于此數，況且北宋時經濟生產狀況甚佳，人口理應增長。故上述口數，只是當時中國納人頭稅的人丁數字，而實際情形約為一戶五口，則實際口數應超過1億，方為比較接近真實的數字。故對此種數字，不可全信，須慎重處理。

又如《乾隆朝東華續錄》卷一一八載乾隆帝“上論”（皇帝文告）中提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時全國口數為2 300余萬，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時達到3億。但事實上，前者為繳納丁賦的人口數（僅包括付稅壯丁），而后者則為實際人口數字（包括男女老幼）。康熙帝心知虛報之弊，故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時改變辦法，規定人頭稅以該年定額為限，此后新增人丁不再加收丁稅，故此后人口數字漸近事實。乾隆六年（1741年）時開始實行新的戶口調查法，即用地方保甲調查戶口，然后申報政府，故人口數字更為準確。

因此，在整理和使用資料時要詳加審訂，不可輕信史籍所載之數字也。

（本文摘自《中國社會經濟通史》，全漢昇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