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茶”，是信仰藏傳佛教的信徒到寺院禮佛、布施的一種俗稱。西藏的各個寺廟素有飯前熬一鍋酥油茶，于開飯時飲用之習俗。所以凡到寺院禮佛的人，都得先熬茶、并在僧眾喝茶時布施。因為西藏青菜稀少，尤其牧區群眾以奶食、肉食為主，所以就養成了喝茶的習慣，需要用茶去除體內的油垢。在寺院的熬茶活動，熬茶是表相，布施和念經才是這項宗教儀式的實質。

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的《清代軍機處滿文熬茶檔》，這批檔案不僅反映了清朝統治者對蒙古準噶爾入藏熬茶的態度，也反映出蒙藏民族彼此的認識和關系。2007年從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博士畢業的呂文利早在其翻譯出版前就已經接觸到這批珍貴的文獻，近六年來，他主要根據這批檔案，針對乾隆初年準噶爾部三次入藏熬茶事件，陸續發表多篇研究論文，還曾引發日本同行的關注。

乾隆初年，清朝、蒙古和西藏之間的關系如何？蒙古準噶爾部為何要三次入藏熬茶？他們的真實目的是什么？在與準噶爾人的貿易中，清朝為何要“賠本賺吆喝”？清朝如何最終平定準噶爾？圍繞上述問題，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對呂文利進行了專訪。

呂文利，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副研究員，師從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成崇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邊疆史地和邊疆理論。今年年初，他剛剛出版了新書《絲路記憶》，此書是由他在《環球人物》雜志開設的“一帶一路”歷史人物專欄文章的基礎上結集而成。此外，他關于蒙古準噶爾部入藏熬茶事件的研究專著也將在今年面世。

澎湃新聞：清軍入關前，蒙古和西藏的關系如何？

呂文利：15、16世紀時，存在各種勢力競爭，東北有滿洲崛起，北方有蒙古各個集團和部落，當時的蒙古并不是鐵板一塊，西藏也非?；靵y，教派林立，也有很多地方勢力，各教派為了生存和發展，需要與地方勢力聯合，在斗爭中，格魯派及其所依靠的勢力漸處于下風。

宗喀巴在15世紀初創立了格魯派。格魯派主要得到了帕竹政權及其屬下貴族的支持，在前藏地區很快建成了甘丹寺（1409）、哲蚌寺（1416）和色拉寺（1418）三座大寺，并于1437年在昌都建立了強巴林寺，于1447年在后藏桑珠孜修建札什倫布寺，勢力滲透到藏東及后藏地區。格魯派勢力的興起引起了其它教派的猜疑和排斥，尤其是噶瑪噶舉派及其支持者仁蚌家族的排斥，因此它就想要對外尋求其他勢力的支持，最后就選擇了蒙古勢力。

東蒙古的俺答汗雖然是蒙古黃金家族的后裔，但是正統大汗的地位被宗主部察哈爾大汗占據，隨著俺答汗勢力的增長，他越來越不滿足于自己的狀態。尤其是正統大汗博迪汗去世之后，其子打來孫汗即位，按輩分，他是俺答汗的侄子，俺答汗更加桀驁不馴。

但俺答汗光覺得自己牛不行，蒙古人對黃金家族以及宗主部的正統觀念根深蒂固，俺答汗想要代替宗主大汗，必須在意識形態上下一番功夫。于是他嘗試了各種辦法，如請求明朝封他為順義王，他想據此號令蒙古諸部，但由于這個封號是明朝封的，在蒙古諸部沒什么號召力。俺答汗還嘗試了諸多宗教，最初他篤信薩滿教，但薩滿教實際上強化了正統大汗的地位，而且有殉葬等陋習，不適于俺答汗的要求；他還嘗試過白蓮教，趙全等白蓮教首領從中原逃入蒙古地區后，得到了俺答汗的重視，但是由于白蓮教“喝城”破墻術不靈，被蒙古人看破，重要的是白蓮教沒有辦法與游牧經濟相結合，最后也被俺答汗放棄。而漢人的儒家文化早已被實踐證明不適用于蒙古地區，伊斯蘭教此時還沒有影響到東蒙古地區。

1571年，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阿興喇嘛來到土默特向俺答汗傳教，他巧妙地利用了轉世輪回的教義，說俺答汗是忽必烈的轉世，這正中俺答汗下懷，如果以忽必烈的轉世為號召，則不但可以破除察哈爾的正統大汗地位，而且可以成就自己的霸業。1578年他和第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在青海的仰華寺會面。這次會面成為蒙藏歷史上——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這個事件現在被學術界低估了，其實它的意義非常重大，從此以后藏傳佛教繼蒙元時期之后再次傳入蒙古地區，像春風一樣幾乎吹遍了蒙古草原的每個角落。

在這次會面上，索南嘉措贈送給俺答汗“咱克喇瓦爾第徹辰汗”的稱號，“咱克喇瓦爾第”就是“轉輪王”，“徹辰汗”的稱號忽必烈曾經用過，是“聰明睿智”的意思，所以這個稱號是從佛教和蒙古傳統里來的?！稗D輪王”是佛教認為世俗間最高的統治者，隋唐時很多皇帝都稱自己為“轉輪王”，武則天就稱自己“金輪圣神皇帝”，這是佛教傳進來后一種特殊的政治修辭。

“轉輪王”的稱號被贈送給俺答汗之后，他在蒙古的勢力就越發強大了，四世達賴喇嘛從其家族中產生，就是他實力強大的反映。但是因為佛教轉世的觀念，“轉輪王”的稱號既可以送給他，也可以送給別人，于是喀爾喀部的阿巴岱汗等人也要自稱“轉輪王”。

正是因為蒙古諸部都信仰了藏傳佛教，大家都想當轉輪法王，而且這其中又有西藏各種派別和勢力的競爭。這時，恰好西蒙古（即衛拉特諸部）也想對外發展，于是和碩特部的固始汗就向青海進兵，打敗了當時盤踞在青海的卻圖汗（即喀爾喀部朝克圖臺吉，也稱為綽克圖臺吉。他信仰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即紅教〕，所以與格魯派為敵，因林丹汗以戰爭的形式統一諸部，造成察哈爾等部很多蒙古人紛紛逃往漠北喀爾喀部，造成了喀爾喀部各勢力為爭奪逃民而內戰，朝克圖臺吉在戰爭中失敗，于1634年逃往青海，后稱“卻圖汗”〔即綽克圖汗〕。）以及白利土司，并在1642年占據西藏，成為青藏高原的霸主。

1642是什么樣的年份？兩年之后清軍就入關了。這個時候明朝正在北邊和滿蒙聯盟打仗，西蒙古就進了西藏，由此達賴喇嘛與和碩特部建立起蒙藏聯合政權。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

澎湃新聞：蒙古準噶爾部后來逐漸崛起之后，面臨的形勢是什么？

呂文利：盤踞在今天新疆的蒙古準噶爾部在噶爾丹統治時統一了天山南北。噶爾丹一直對西藏抱有強烈的關注，他曾經在西藏學了十年的佛法，是溫薩活佛的轉世。所以對喀爾喀部發動戰爭也是以宗教為借口。

噶爾丹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梟雄，他有幾步策略：首先是把天山南北統一，然后往東占據外蒙古，以此為踏板，進入中原地區。但不幸的是，他碰到的對手是康熙皇帝，針尖對了麥芒，尤其是準噶爾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軍事實力都無法與蒸蒸日上的清朝相比?？滴趸实酆苡胁呗?，他看到準噶爾侵擾喀爾喀部，面對喀爾喀部領袖的求援卻按兵不動，說等你歸附我了才出兵，于是1688年9月，喀爾喀部土謝圖汗、哲布尊丹巴率屬民向清朝正式提出歸降。所以才會有1691年的多倫諾爾會盟。

多倫諾爾會盟標志外蒙古喀爾喀部歸附清朝，清朝也順勢完成了對外蒙古的統一，這時準噶爾的兵鋒就不可避免地與清朝相遇了。經過了幾次大仗，尤其是昭莫多之戰后，準噶爾實力大損，1697年，噶爾丹去世。

隨后是噶爾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統治準噶爾，大體在前20年與清朝基本上算是保持了和平，1717年，準噶爾勢力侵入西藏，打敗了蒙古和碩特部的藏王拉藏汗，促使清政府驅準保藏策略的實施。到策妄阿拉布坦的兒子噶爾丹策零當首領時，也是和雍正皇帝打了5年的仗，雙方都覺得吞并不了對方，尤其清朝僅僅在雍正八、九、十年派出的西路軍所耗費的軍費就為500余萬兩白銀，清朝覺得不行了，恰好準噶爾也需要休養生息，于是雙方開始談判。

到了乾隆四年，談判成功，他們談的是準噶爾和喀爾喀部游牧場的分界線，因為當時喀爾喀部已經被清朝納入自己的版圖了，所以是清朝和準噶爾的談判。當時清朝已有和沙俄簽訂條約的經驗，尤其雍正皇帝想以和沙俄簽訂條約的辦法來和準噶爾簽訂條約，其實他們已經受到近代條約觀念的訓練，但根據日本學者涉谷浩一的研究，最后的邊界并不像雍正皇帝期望的那樣明晰，兩家只是劃定了游牧的范圍和牧場的邊界，草草了事。

乾隆初年，雙方處在一個和平的狀態，雙方有貿易，準噶爾還常派使臣來往。如果不是準噶爾內訌，這種狀態可能還將持續。準噶爾入藏熬茶就是在這種和平的條件下發生的。當時兩家簽訂協議的時候，清朝承諾的條件就是，若邊界談判成功，就要跟準噶爾進行貿易，還要允許他們入藏熬茶。

澎湃新聞：從乾隆六年（1741）到十二年（1747），準噶爾部曾經三次進藏熬茶布施，準噶爾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呂文利：根據我的研究，其一是為故去的首領熬茶超度，乾隆六年的入藏熬茶就是噶爾丹策零以為了給他死去的父親策妄阿拉布坦念經超度而申請的，但中途折返，并未入藏，所以乾隆八年又去了一次；乾隆十二年是噶爾丹策零死后，其子請求為他入藏念經超度而申請的。

第二我覺得可能就是要和西藏的達賴喇嘛、格魯派的高層進行聯絡。比如準噶爾的入藏熬茶使臣就覺得被清朝的官兵護送很煩，對他們形影不離，而且他們給達賴喇嘛寫的信也被清朝官員搶走，所以說準噶爾是有聯絡的動機。對于這些信仰藏傳佛教的蒙古領袖們來講，也希望從達賴喇嘛那里獲得“轉輪王”等稱號，我覺得這是最主要的動機。

我們看到，1717年準噶爾趁西藏的亂局之際，派兵從新疆直襲西藏，就表明準噶爾一直在關注西藏的情況。準噶爾三次派人入藏熬茶必須經過清朝，因為青海等地都已經納入清朝版圖，在和平時期，準噶爾以簽訂邊界協議為代價，派人入藏熬茶。

澎湃新聞：也就是說，準噶爾派人去西藏熬茶，有很大動機是聯絡西藏、加固蒙藏聯合政權，共同對抗清朝？

呂文利：準噶爾是有聯絡西藏的動機，但我們一定要做區分，準噶爾入藏是想要自己控制達賴喇嘛，自己建立“準藏”聯合政權，不要以為當時蒙古是鐵板一塊，也不要以為西藏各勢力、各教派是鐵板一塊。我們知道，滿洲之所以能夠入關，主要因為滿蒙聯盟，但這里的“蒙”主要是指漠南蒙古四十九部，而沒有借助當時外蒙古的喀爾喀部和西部衛拉特蒙古的力量。同樣，準噶爾入藏后，殺死了正統治西藏的、蒙古和碩特部的拉藏汗，而拉藏汗的死亡，標志著和碩特蒙古貴族統治西藏的結束。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認為，當時的蒙古是鐵板一塊的，說滿蒙聯盟，就是指的滿洲和全蒙古的聯盟，不是這樣的。

但我們還要看到，滿洲人之所以能夠入關，主要是借助了蒙古人的力量，可是西藏格魯派之所以能夠崛起，也是借助蒙古人的力量，因此無論是滿蒙政治-軍事聯盟還是蒙藏意識形態聯盟，軸心都是蒙古。所以清朝統治者非常善于利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這一點，試圖把滿蒙聯盟和蒙藏意識形態的聯盟變成滿蒙藏三者聯盟，乾隆皇帝就曾經說過非常有名的一句話：“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

但是問題很快來了，三世達賴之所以能夠給俺答汗封號，就說明他是在王權之上的，在轉輪王之上，但是清朝皇帝代表的皇權怎么處理這個問題呢？他必然要求皇權大于教權，大于達賴喇嘛的，所以從清初順治皇帝迎接達賴喇嘛這件事就能看出來，他是有非常多的設計的。順治本來是想要去接達賴喇嘛，但是洪承疇等漢人大臣反對，后來以星象預示吉兇的方法來勸說順治帝不要去迎接達賴喇嘛，這種方法在中國古代屢見不鮮，也是大臣諫言和對抗皇權的一種手段，因為皇帝自命為天子，為天之子，所以天象也可預示吉兇禍福。洪承疇等人以“太白敢于爭明”和“流星敢于突入”暗示達賴喇嘛有可能與順治帝爭奪最高統治權，這正是涉及到“中心”往哪里轉移的問題。為了江山社稷，順治帝當然不敢怠慢，他就沒有去迎接，等到見面的禮節和座次也是精心設計，順治帝坐御座，達賴喇嘛在距離順治帝一庹遠的、“稍低于御座的座位上落坐”，“一庹遠”是指人的兩臂伸開之后，兩手之間的距離，這顯然體現出了尊卑關系。

1578年，仰華寺之會時，俺答汗也贈予索南嘉措一個稱號，即“達賴喇嘛”。后來清朝皇帝覺得不行，順治帝仿照元明兩代，把五世達賴喇嘛封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和“所領天下釋教”這種稱號只有統一天下的皇帝才可封授，且實至名歸。所以，順治帝把俺答汗給達賴喇嘛的封號又變換一些字封授一次，有收束權力之意，即達賴喇嘛的封號只有清朝皇帝封授才為正統。

此后，康熙年間對班禪變換封號也是如此。班禪的封號原先是1645年蒙古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封贈給四世班禪羅桑卻吉堅贊（1567—1662年）的，稱為“班禪博克多”。“班”是梵語，“禪”是藏語，“班禪”意為大師?！安┛硕唷笔敲晒耪Z，是蒙古族對睿智英武人物的尊稱。從此開始有了班禪活佛轉世系統。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封為“班禪額爾得尼”，此次所封為五世班禪羅桑意希（1663—1737）。由“班禪博克多”變為“班禪額爾德尼”，“額爾德尼”相當于藏語仁波且（rin-po-che），意為“寶”，雖只是變了幾個字，但清廷收束封授權力、以自己封授的封號為正統的意圖非常明顯，而且表明我能給你封號，說明我的權力比你高，有這樣一個意圖。

澎湃新聞：在清朝1757年徹底平定準噶爾之前，雙方一直處于時戰時和的狀態。在和平時期，雙方的貿易情況如何？

呂文利：當時準噶爾經常來清朝指定的地方貿易，入藏熬茶一般都是在東科爾。東科爾在今天青海省湟源縣境內，距西寧40公里。貿易時，一般來講都是以貨易貨，當時準噶爾帶來的貨物主要有葡萄、羚羊角、瑙砂、毛皮還有活著的羊等，清朝是以綢緞、茶葉、大黃等等與準噶爾人交換，現在很多人認為蒙古人不會做買賣，其實錯了，蒙古人很會做買賣。比如葡萄，準噶爾的要價竟然達到了1.5兩一斤，而清朝當時的物價，一只羊才1兩白銀。但是清朝官員為什么可以答應交易呢？奧秘就在于這是以貨易貨，他們也會把絲綢等貨物的價格往上抬。

但是到入藏熬茶的時候情況變了，準噶爾的使臣說要去西藏熬茶，我們需要給喇嘛們布施白銀，而且我們的貨物也太重了，進藏不方便，希望在清政府主導的貿易中，以白銀購買他們的商品——但條件是，要以原來的價錢購買。這下清朝官員頭大了，傻眼了，如果真的按照葡萄1.5兩一斤的話，清朝就賠了很多。原來清朝與準噶爾歷年交易所得的貨物，令陜西、甘肅兩省以七三開的比例領取，并負責銷售，換成銀兩后，再繳回國庫。當時兩省的總督、巡撫們就紛紛訴苦，1.5兩一斤的葡萄上哪賣去？最后4錢一斤都沒人買，只能壞掉，毛皮儲存久了就蟲蛀毛脫，羚羊角、硵砂也是，這些東西賣不出去逐漸干枯、變質。以上還只是以貨易貨的情況下，那么如果以白銀交換準噶爾的高價貨物，豈不是虧得更多？

乾隆六年準噶爾要進藏熬茶，最后為什么沒有成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準噶爾使臣在貿易上耽擱了很久，因為清朝的官商不要葡萄、硵砂、羚羊角這些貨物了，剩下的毛皮等貨物基本上跟原來的價格差不多，但是往下走的趨勢也很厲害。新疆產那么多的葡萄，但是發現清朝不但不按照1.5兩一斤買，而且還不要了，他們很生氣，就跑回去了。但是根據我的分析，乾隆六年這一次跑回去準噶爾使臣們必然請示了噶爾丹策零，否則他們不敢就這么回去。所以那一次就沒有去成西藏。

這次準噶爾使臣剛回去，噶爾丹策零就又派了使臣前來清朝道歉，解釋沒有赴藏熬茶的原因，終于得到乾隆帝的諒解，這才于乾隆八年成功進藏熬茶。這時乾隆皇帝的態度也緩和了一點，既然準噶爾帶來了貨物，而且吸取前年的教訓，沒有帶葡萄、羚羊角以及瑙砂等難以貿易的東西，只帶了受內地商賈歡迎的十種毛皮，加之在清廷上下的關照下，很快就貿易完畢，基本達到了一個月內完成貿易的目標。

乾隆十二年，因為噶爾丹策零去世，他的子女以為他超度的理由，又成功去了一次西藏?？傊稳氩匕静?，準噶爾人大概與清朝交易了35萬兩白銀。但是我計算清朝大概有130萬兩白銀用于路途護送、賞賜以及接濟準噶爾之用。因為清朝怕準噶爾進藏途中和蒙古人有接觸，就把沿途游牧的蒙古人全給遷走了，清朝大臣還上奏把那克樹三十九族第二年的稅免了，加上準噶爾使臣路上有駱駝、馬匹死亡的情況，清朝還要貼補，加上來回的吃飯、住宿，最后清朝的花費大概四倍于與準噶爾的貿易額。

但是清朝為什么還要“賠本賺吆喝”呢？第一就是清朝皇帝要做天下共主，準噶爾人想入藏熬茶，如果不讓他來，對蒙古人、藏人來講也說不過去，所以清朝要維護他的皇權，這主要是從政治上來考慮；第二從經濟賬上，乾隆皇帝說過一句話，“以數年不用兵所省計之，則我猶為所得者多也”，認為這點花費和與準噶爾打仗的軍費比較起來，是九牛一毛，覺得這樣是賺了。

澎湃新聞：清朝和準噶爾部的戰爭迭經康雍乾三朝，跨度將近70年，準噶爾最終在乾隆帝時期被平定的原因是什么？

呂文利：我認為準噶爾被平定的主要原因還是在經濟。首先，因為游牧經濟本來就是一種比較脆弱的經濟，到了乾隆時期，又對西藏布施了大量金銀，準噶爾經濟有了一點發展就被如此大量的布施給稀釋了。

其次，藏傳佛教要求供奉“佛、法、僧”三寶，要建立寺廟，所以在準噶爾建立了固爾扎寺、海努克寺等寺院。固爾扎寺有僧人6000余名，海努克寺有4000余名。噶爾丹策零還把供養僧人的鄂托克由五集賽增加到九集賽。這么多喇嘛都不事生產，又不能結婚繁衍后代，還需要大量布施，因此信仰藏傳佛教在經濟上對準噶爾的拖累是非常大的。

準噶爾的很多領袖從漢地購買大量的雙喜袍、蟒袍，這可能是他們逐漸漢化的標志，他們向往漢地的文化，這也是一個因素。

而當時清朝經過前幾代人的發展，經濟非常繁榮，每年戶部銀庫的銀兩平均下來有三千萬，所以清朝以這樣雄厚的經濟實力來和準噶爾對抗，準噶爾肯定不是對手。

另外，康雍乾三帝都是剛毅沉穩的皇帝，比較有策略，而且他們的制度設計是皇權集中的，但是游牧經濟是分裂的。一個大汗在位的時候會分封子弟，分封本來就是分權，等到這個大汗一去世，他的兒子之間、子孫之間就會因為爭奪牧場等原因打起來。所以噶爾丹策零剛一逝世，他的兒子之間就發生內訌，乾隆皇帝利用他們內訌之機，把準噶爾給統一了。先是達瓦齊接取了準噶爾的領導地位，清朝出兵平定，隨后輝特部的阿睦爾撒納投降清朝，又犯了案，所以清朝借此機會把整個準噶爾平定了，后來又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亂，今天的新疆地區才納入到中國的版圖。

澎湃新聞：在清朝逐漸控制準噶爾部的過程中，西藏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呂文利：滿蒙聯盟和蒙藏意識形態上的聯盟，軸心是蒙古，但是在清朝統合蒙古諸部時，抓住的軸心是西藏。清朝利用了蒙古諸部信仰藏傳佛教的契機，首先重封達賴喇嘛稱號，以往只有大一統的君主才能這樣封，所以清朝皇權高于教權的強調非常明顯。

第二就是因勢利導，既然蒙古諸部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就利用這一點，大力支持藏傳佛教，同時又在雍正五年派遣駐藏大臣加強管理。所以在清朝統一蒙古諸部的過程中，藏傳佛教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

剛才我們說的是準噶爾，我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土爾扈特部的東歸。土爾扈特東歸是完全出乎清朝意料之外的，當然土爾扈特內部其實也有分歧，也有人不想回來，但是土爾扈特部的領袖渥巴錫說：他們在沙俄，信仰上受限，他們應該回到家鄉，那里才有他們信仰的黃教。

因此事后乾隆皇帝寫了一首詩說：“從今蒙古類，無一不王臣?！?771年，渥巴錫率土爾扈特部到達伊犁地區，還沒有安頓好，就馬不停蹄地趕赴承德覲見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對他們的歸附也非常重視。

澎湃新聞：民間“明修長城清修廟”的說法也許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清朝統治者在邊疆問題上的智慧，那么在清朝統治準噶爾和西藏的歷史進程中，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和評價清朝的邊疆民族政策？

呂文利：其實清朝的邊疆民族政策很簡單，就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但有所損益、有所改革，不會讓宗教牽著鼻子走，首先確立的原則是皇權必須要大于教權。其實也正是《禮記》中所強調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移其宜”。

所謂因俗而治，比如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就允許他們建寺廟、當喇嘛等等。但也有所改革，比如實行金瓶摯簽制度，清朝不會隨意聽任貴族勢力永遠當達賴喇嘛、當活佛，因為這樣就屬于僧俗勢力聯合，整個西藏或者外蒙古等地就成了他們自家的，這是非常明確的。后來他害怕蒙古勢力和西藏有聯合或交往，就讓所有去西藏熬茶、去五臺山等地布施的人必須到地方上申領票照（通行證），這也是一種限制措施。

其次，清朝又建立了四大活佛系統，來分散達賴喇嘛的權力，就是前藏達賴、后藏班禪、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內蒙古章嘉呼圖克圖，這四大活佛系統。清朝之所以能夠統治268年，跟邊疆民族政策的成功是很有關系的，通過“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移其宜”的策略使當地不至于有太大的反抗勢力。

然后還有中央頒行的一些法律制度，比如蒙古地區的《蒙古律例》、新疆的《回疆則例》、西藏的《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等等，這都是中央統治意志的體現，所以到了清朝快要垮臺的時候，還有那么多的蒙古王公對其有非常大的認同。

另外有一些邊疆地區是實行自治的。清朝在蒙古地區實行的盟旗制中，其中一種是扎薩克旗，由蒙古貴族王公任旗長，他們有一些自治權，比如賦稅可以自由支配，如果蒙古人自己偷盜、殺人，他們可以自己審判，但沒有軍事權，軍事權由將軍、大臣統領，這是一種自治的旗。另外還有總管旗、喇嘛旗等。

清朝還在內蒙古、外蒙古派遣將軍、大臣，新疆派遣的是伊犁將軍，外蒙古叫庫倫辦事大臣，內蒙古有綏遠城將軍、察哈爾都統、熱河都統等。而且清朝在內蒙古還建立很多驛站，今天內蒙古好多地方叫“五十家子鎮”“五十家子鄉”“五十家子村”的地名，河北平泉、遼寧也有一些地方叫“五十家子”，而且蒙古語的地名里也有“太本”（tabin，“五十”的意思）。其實“五十家子”的地名就來源于康熙帝在內蒙古地區設置的五路驛站，每站派站丁50人制度。這五十戶站丁可以攜家帶口，在這里養馬、種地，后來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村鎮。

最后從中央來說，成立有專門管理少數民族的理藩院，它是與其他六部平行的，可以說是今天“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前身，但理藩院只是一個執行部門，決策部門前期是議政王大臣會議，后來就是軍機處，負責對蒙古、新疆、西藏等邊疆問題作出重要的決策。

我覺得清朝的邊疆民族政策還是比較成功的，其中確實有非常多值得我們今天學習的地方。